公民社会构建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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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现代性价值

论文摘要：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就在于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上。公民社会的这一表述如同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一样，代表的是整体性社会中的一个功能领域，这个功能领域强调的是社会的自组织性。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分权的现代性价值精神，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就在于社会主体的“公民身份”上。东西方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具体形式上不会再走西方老路。但公民社会内涵的现代性价值精神不论是否原发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它作为具有通约性的文明理念与精神，又是跨越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差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的基本社会存在形式和全球化、网络化的特殊际遇，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存在形式，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条件，由此引发的伦理气质与精神的变迁则为公民社会创造了不可或缺的观念性要素与空间。简言之，公民社会的共通的本质性特征正生成于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一、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述略

如果把实体的市民社会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这个连续统体在中国是残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特征表现为家国同构这样，社会被压缩进国家一维之中，国家高度垄断着资源和权力，民问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普遍王权”的笼罩下，中国没有“市民阶级”社会旱现出高度一元化和同质性的结构特点。l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经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国却在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徘徊。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列强侵略，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当辛亥革命推倒了王权之后，以王权为中枢的大一统秩序分崩离析。“政治的权威与权力危机、社会的认同与整合危机、文化道德的失范与脱序危机数症并发，使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一)晚清以来的公民社会

晚清以来的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脉络是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这两个方面同步展开。考察晚清帝国的公民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有背景。对于晚清帝国的公民社会问题，论者意见不一。有国外学者指出，晚清中国并没有一个对应西方“公民社会”的话语或概念，这种话语的缺失本身恰恰告诉了我们欲在晚清帝国中构设出任何类似公民社会的形态是极不可能的。如果公民社会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也不是一种己然确立的政治制度，更不是一种当代话语的表述，那么它只能是日后的一些学者基于自己的分析目的在事后构造出来的一种语言修辞框架而己。有的学者似乎放弃了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这一实然考虑，直接将理论进路切人到运用公民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中观层次的分析上来。从这一视角出发检视中国社会发展，可以有效地凸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架，并有助于发现前人所未曾注意的结构内容。萧功秦指出，“中国近代的市民社会是在l9世纪中期以后，在近代的工商业和租界文化的发展和近代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从传统社会结构中逐渐蜕变出来的。”我们不妨赞同这一观点：公民社会在晚清就己开始发育。那么，认识晚清公民社会出现的动因以及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过程，特别是针对公民社会的出现与中国现代化的肇始几乎是同步进行这一历史事实，就可以从历史纵向剖析公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然而，晚清的王朝统治分崩离析，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此起彼伏，却没有一支可以真正走上权力之路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就不断被封建势力复辟、军阀混战、列强剂据、外族入侵，加上匪患、灾荒，种种变端加到这个末代封建社会机体中，使整个中国社会不堪动荡和战乱之苦。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虽然国家统一了，但并没有结束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这一时期社会生活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一个多世纪来社会力量发展的主要时期之一。”不过，在军人统治与战争时期，公民的个人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发展呈现畸形化色彩。这一时期，各种社会力量虽然很活跃，但大多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各种社会力量的非正常崛起，如上海的帮会组织，不但不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滞障。这一时期，大致可以看作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畸形发育时期。

(二)新中国成立后市民社会的发育停滞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主体，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同时，国家的统一使中央政府对领土、各个地区的有效控制得以实现。在社会结构层面，空前的社会动员与高强度的社会整合同时进行，社会的同质性程度较高，社会分化相对不足这样就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的特征是：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设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权力的触角伸向穷乡僻壤，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个人权威，社会极易走向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共振效应，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蕴含着全局性危机；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分化不足，同质性高，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一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无不被压缩为政治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市民社会的发育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的崛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现代化这一脉络来看，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在初始阶段带有强烈的“刺激——反应”色彩，但当民族国家的自主地位确立以后，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主要靠政府来完成，而社会的功能系统一旦启动，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内发”的成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先是由政府推动经济运行，尔后是经济发展培育市场，进而由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共同作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上述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产权制度的变革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当然，经济领域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的其他变化，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虽然很难说从改革一开始人们就已明确地将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却实际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造成了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而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可以说，二十多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并形成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国家、垄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俞可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正在崛起，他列举了几个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体制外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职能的转变；私人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产权概念开始明确；个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远离政治。所有这此变迁都表明，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已经明显增大，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明晰起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逐渐显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使得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成为自觉。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建构的价值合理性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驱动力量，既解构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生长准备了从器物到制度到精神的良好条件，然而，公民社会作为现代性社会形态，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实然趋向与社会主体应然行为的统一。换言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全球化、网络化的特殊际遇，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主体自觉、契约精神的彰显，都成为构建中国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器物、制度和精神条件。然而，仅仅上述实然性条件，并不足于确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公民社会发展。除了现代化发展提供的实存条件外，公民社会还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和一切审思、探究和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人)的应然价值目标与行为被确立起来。概而言之，公民社会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耦合。从公民社会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在打破中世纪禁锢统治的前提下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公民社会的兴起与西方社会的自由化、民主化是一个同步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公民社会在西方与现代民主、自由、契约、法制、人权等价值范式一起获得了现代性意义。西方公民社会发育与形成，除了包涵着西方社会发展演进的实然维度外，又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诉求，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与自由、民主、天赋人权、个体独立、契约精神等价值范式与生存方式有相同语义背景和相通价值内涵。公民社会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构筑了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平台和确立起了独立个体性、个体自利性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原则。尽管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不同的现代化背景、道路和现实目标，但在现代化使命的外在形式上和所追求的内在现代性精神上又是共通的。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为了冲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锢，为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和人的解放开辟开阔空间；那么中国现代化就是打破传统封建性体制遗留和计划经济下的束缚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种种封闭的社会存在与精神环境。谋求经济的自由成长与人的主体性地位和特殊性价值，破除一切前现代、非现代的体制与精神束缚，是中西现代化共通的内在使命。在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国同构为特征和乡土宗法秩序为归依的传统型社会里，没有独立个体性和特殊性追求的个体，自然也就无法萌生现代市场经济，人的权利与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西方抑或中国，现代化在根本上就是追求个体独立化、主体化。公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革命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对它的基本精神掌握住的话，也就是掌握了现代性的一个面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或许我们更常使用“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更具器物意义、指标明确的称谓，但它们作为现代化的目标所蕴涵的现代性的精神与意义，同公民社会的精神存在并无二致的。公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耦合，并非出于某个政党或组织的利益考量，也非某个别领导人的主观决断，而是符合世界潮流与民族生存需要的、体现现代社会公共理性的必然抉择。中国现代化中的现实境遇、社会存在方式与伦理精神形态，作为现代化带来或呈现的善果，实现了与公民社会的统一，但中国现代化变迁与发展并非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单向发展模式，进而言之，中国现代化转型与建设中并非都带来积极正向的善果，而是夹杂种种病态非现代性恶果。因此，不论西方还是东方，现代化启动之初就有反现代化思潮与之相伴，现代性的追求和弘扬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省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正由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产生大量“非现代”的东西，因而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社会的构建除了有客观社会经济力量的驱动，一刻都离不开社会主体的甄别与取舍。现代化运动与现代性追寻或许果真伴随“大屠杀”之类的流弊和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自由丧失的三大隐忧，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而公民社会虽然是源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话语，但这并代表它仅仅属于西方，正如“民主”、“法制”、“自由”源于西方却又具有普世性和通约性意义一样。当然，西方公民社会的具体模式诚如西方具体的现代化道路一样，或许根本无法适应东方社会，我们亦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来审查中国现代化和公民社会与西方的相似或不同。但是，公民社会作为现代性社会范式和价值，其现代性意义决不只有一种承载方式和读解方式，每一个民族国家均可根据自身历史、文化与国情，摸索出公民社会的具体路向与形式。公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耦合，除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境域与变迁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体现出社会主体对现代化道路追寻的努力。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及经验的示范下，在中国改革进程的现实诉求下，更为紧要的是，在中国学人思路转向的内在驱动下，中国论者引入了西方的公民社会概念及理论并着手以此解释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据此一粗略的背景性概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定位对中国欲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探究。概言之，中国现代化中的公民社会趋向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有学者指出，没有完整、现代的公民社会也难以谈及全面、深刻的社会变迁，公民社会的建构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性整合，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还有学者指出，公民社会在中国已不是一个“可能”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只是这个公民社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虽然这种现实不是理想化的和神话性的，但它无疑是中国步人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尽管作为“舶来品”的公民社会的概念直至今日仍歧义横生，尽管公民社会的具体形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结构存在诸多争议，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主体自觉、重义轻利价值结构消融、公域生活与私域生活分化、契约精神彰显后，作为这些精神价值形态的确证形式的公民社会趋向，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