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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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进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要表现；当前农民工就业待遇不公的原因分析；提升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度的对策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就业机会歧视、直接对农民工城市就业进行行政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歧视性收费、就业收入歧视、就业权益歧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歧视、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城市福利制度是按城镇正规就业模式设计的、歧视的直接根源：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派生出的户籍制、歧视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衔接不顺、歧视的消除障碍：法律、司法以及行政救济的无力、清除制度障碍、增强法律援助、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的平台、营造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1进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要表现

1.1就业机会歧视

目前，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对农民工城市就业进行行政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如政府允许和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和职业清单。在这种职业保留和劳动用工限定的制度下，农民工大多只能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脏、累、差等行业的工作。(2)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歧视性收费。农民工离开农村时要交费办理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等，还要交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公粮水费和三提五统保证金。此外他们在城市还要交费办理暂住证、健康证等。这些歧视性收费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门槛。(3)对城市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特殊优惠政策与措施，造成了竞争环境的行政干预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业，是一种变相的和更为隐蔽的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排斥外来劳动力的间接性雇佣歧视。

1.2就业收入歧视

所谓就业收入歧视，是指有相同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对农民工的就业收入歧视主要体现在使农民工被迫接受低工资和同工不同酬。在调研中发现，接近半数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大大高于平均的劳动时间，而他们的收入却大大低于平均收入，被调查对象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数占到了七成以上。这造成了劳动与收入的极大不对等。

1.3就业权益歧视

由于农民工身份归属的悬置，同样情况下其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如拖欠克扣工资、工时过长、劳动条件差、基本人权问题受到损害等。调研中发现，在许多企业，对农民工并不是按月支付工资，而是每月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全额按季度或者年末结算，企业常以这样的方式拖欠农民工工资。调研数据显示，只有三成被调查者中没有出现曾被拖欠过工资的情况，这是对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对农民工就业权益损害和歧视的最直接后果和体现，是农民工城市贫困和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激化。课题组对农民工进城——工作——受害——犯罪的过程相关调研发现，城市居高不下的农民工犯罪更多的是一种“收入自救式犯罪”。

1.4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歧视

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城市福利制度是按城镇正规就业模式设计的，由于农民工多数在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镇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之外。农民工没有工作可干，不能被计入失业范围，没有权利找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帮助，也难于享受劳动管理部门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农民工无权享有城市住房改革中的任何优惠政策，即使购买商品房。也很难有市民一样的银行按揭贷款待遇。

尽管社会保险已逐步开始吸收这一群体，可是参保数量却仅占极小的比例。农民工在经营活动、年龄、地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不考虑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殊需求，仅仅是简单地将他们吸纳到原有体系中，使得许多相关规定并不适用。所以从形式上看，目前农民工虽获得了参加保险的支持，实际上却由于缺少细致的、有针对性的设计而在操作上存在许多难点。

2当前农民工就业待遇不公的原因分析

2.1歧视的直接根源：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派生出的户籍制

我国是在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上推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政府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投资成本，首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收购、运输和分配，以低价获得基本农产品，并以低价分配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和城市职工，这样政府将压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负担转嫁给了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者。另外，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户籍制应运而生，通过户籍制限制农民的居住地和务农身份，有效地将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从而相应地建立起城市福利体制。除了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体制的核心。

2.2歧视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衔接不顺

歧视的制度安排框架中，户籍制度的形成、强化、松动和改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互相影响、共同变化，使得户籍制度不仅被赋予了权利和经济的内涵，而且直接演变为一种区别对待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符号，在此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紧密相连的就业规定、社会管理与福利等政策成为对农民工身份歧视的具体制度安排。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义务教育、职业培训，还有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与户籍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偏向性使得农民工就业待遇歧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3歧视的消除障碍：法律、司法以及行政救济的无力

我国《劳动法》第12条平等就业条款只是反对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就业歧视，但并未规定基于“社会出身”的歧视，对农民工的就业待遇歧视并未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另外，根据我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就业歧视。同时，现有民事法律也没有对就业歧视作出具体规定，受害人无法依法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外，受歧视农民工还无法获得充分的行政救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了9项具体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但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规定为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之一，加上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有关就业歧视的规定分散在各种法律法规中，就业歧视现象并没有得到各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应有重视。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少、力量弱与劳动监察面广、任务重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就业权益的维护尤其困难。

3提升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度的对策建议

3.1清除制度障碍

针对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过渡性，国家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应当有近、中、长期对应之策。在近期，各级政府要认真清理歧视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尊重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应着眼于长期的就业能力补偿，而不是制度性保护，使他们接受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正常成本。同时，政府部门使用农民工要率先垂范。在中长期。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反歧视立法，建立反歧视专业机构处理歧视问题。

3.2增强法律援助

首先，要尽可能将反农民工就业歧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促进平等就业的法律。已有的法律规范，对什么是就业歧视，由谁来认定就业歧视，受就业歧视侵害的人如何获得救济，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都未规定。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以保障基本人权。

其次，要规范城市雇主的行为。规定雇主在雇佣农民工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不能及时得到工资时。农民工应得到补偿，为继续做好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各地劳动保障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加强日常巡查和专项监察，对侵害农民工权益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实行重点监察；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政策调整，要在政策出台前后广泛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

3.3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的平台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二是在就业培训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职业技能和法规政策培训；农民工可以同等条件参加本市职工技术晋级考试，合格发给技术等级证书。农民工通过自学达到合格以后，在学费报销、晋级、奖励等方面应和本市职工享受同样待遇。

三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中的一部分是未来的流动人口，让流动民工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在提高未来流动人口的素质。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

四是要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优先解决最紧迫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障。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保险续保、城乡接轨、部分统筹金可以随个人账户转移等政策。对符合条件、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应纳人大病救助体系和城市生活最低保障体系。

3.4营造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

就业待遇歧视下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将自己归类为城市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在调研中发现，他们更多地寻求其初级社会网络的支持，组成了“浙江村”、“河南村”等城市中老乡的居住格局和社交圈子。这种自我归类促使农民工建立起心理防御机制，用以平衡自己的心理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容易导致他们内在的焦虑情绪增加以及外显暴力事件增多。这将更加恶化外界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和定位，进而导致新的歧视的产生，形成恶性循环。

在营造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方面，一是要利用媒体的影响力，曝光歧视，宣传平等，形成平等对待农民工、促进社会融合的气氛。二是允许各方面对歧视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对话，使整个社会了解歧视的不同形式，歧视的社会危害性，让公民来决定什么不应该被歧视，使公民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第三，促进政府和民众双向互动，即社会大众的呼声通过多种渠道传达到决策层面，政府的承诺通过国内立法、宣传和监督工作落实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