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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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因素，包括“对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馆藏丰富’与‘收藏优化’的两难选择”、“对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管理‘效率观’的理解”、“缺乏现有联系支持”以及“理论研究的脱节”等，作了阐述。

【摘要题】档案鉴定

【关键词】档案价值鉴定/主观因素/影响探讨

【正文】

从特征上考察，档案价值鉴定就是一项深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以价值评价为核心的鉴别工作。因而，分析我国影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本身有效开展的因素，首先应该从主观因素分析着手，就显得非常自然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是无形的，然而它的影响结果却是实在的、可以显示的。在主观方面对于档案价值鉴定起障碍性影响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一、对于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

欧美国家档案管理的核心，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在此前，来源原则指导下的档案整理是档案管理的重点与核心。而此后，档案价值鉴定逐渐代替了档案整理，占据了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档案学研究也逐渐把重心放在档案价值鉴定，以及有关的档案优化问题研究上了。如原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莫斯1992年来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演时就曾指出，鉴定是档案工作整个系统中第一个关键性决定，是随后所有决定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是档案工作的首要职能，鉴定的重要性居第一。（注：陈兆：《必须狠抓档案保存价值的鉴定工作》，《兰台世界》1999年第2期。）这种工作重点转移，是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战略转移，也是档案工作本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对于欧美国家这种观念的变化，以及对档案管理核心地位的重新认定，我国档案界在这一方面的反映，有着相当的滞后性。

在我国，以往的档案管理学教材中，鉴定环节跟其他环节一样，被割裂了流程性、连续性，而跟其他相对独立的工作环节一起，被视为档案工作的八个环节之一。只是到了邓绍兴、陈智为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中，将“档案价值的鉴定”挪到了第一章，而且在教材的“导论”中，强调了鉴定环节的重要性，指出：“这项工作存在于文书立卷、收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之中，是档案管理中最具决定性意义（决定档案存毁）且难度最大的工作。”（注：邓绍兴、陈智为主编：《档案管理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也有人指出：“鉴定工作不仅决定了档案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存在于档案业务的其他环节之中。”（注：葛荷英编著：《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这种变动是一种理论进步，也体现出认识上的进步。

但是，总体相比于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运用的文件管理、文件中心、文件生命周期等有关精简文件的概念与方法，以及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等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档案优化措施，我们的认识与研究显然是比较滞后的。

二、“馆藏丰富”与“馆藏优化”的两难选择

（一）关于“丰富馆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部门关于馆藏建设的声音，几乎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口号，那就是——“丰富馆藏”。我国以“丰富馆藏”为原则指导档案馆藏建设是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的。其一是我国的馆藏总量少，与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地位十分不相称。其二是档案馆新建库房有一定的空余度。我国的档案馆库房建设有两个阶段：60年代各级档案馆建立之初，档案数量少，库房相对空闲。90年代，档案馆兴起第二个扩建高潮，许多档案馆纷纷建立起新馆，如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都另建新馆，大量地（市）、县（区）级档案馆也旧貌换新颜，大大扩展了库房。旧馆加新馆，档案库房也相对空余。因而，库房的相对空闲，给档案部门一些同志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于鉴定的认识不足，主张慎行存毁鉴定，这种情绪近年来还有表现。

因而，丰富馆藏的影响，在我国说不上根深蒂固，但甚至是一个短时期难以挥去的档案情结。

（二）优化馆藏在我国的艰难操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界把优化馆藏作为档案馆室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然而，跟国外的档案优化政策相比，我国的这一战略实施存在着诸多困难。

首先，从时间观念上看，我国的优化思想，整整落后于国外30年，优化观念意识是需要时间建立和培养的，因而，这一点我国尚有待时日。对于现在馆藏进行档案优化的直接方法是加快销毁鉴定。显然，这与我国档案部门长期以来的“重于收藏轻于鉴定”，尤其是轻于存毁鉴定的习惯不符。

其次，对于优化，我国没有相应的方法与标准。档案优化，在国际档案界研究由来已久，为此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如比例鉴定法、选样保存法、限制档案移交机关和控制进馆文件范围等方法，普遍运用在欧美国家的文件与档案鉴定实践，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效益，积累了许多经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程序。这些方法与标准，尤其是量化的方法与标准，在我国尚在探索之中。

第三，我国缺乏相应的文件管理机制。文件管理机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文件的精简机制，文件管理的效率机制。而这种精简、这种效率，就是通过及时、有效的鉴定措施实现的。

跟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在文件管理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文件管理观念不强。长期以来，我国档案界只论文书工作，档案学研究与教育中，也只有文书学。显然，文书工作与文书学，与文件管理与文件管理理论，两者之间有着目的性上的差异。我国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关注的是文件拟写、运转、办理、积累、立卷与归档。研究重点是如何正确运用文种、拟写文件、遵循行文规则，而文件的立卷、归档视作为介于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之间的共同环节。因而，文书工作和文书学并不特别注重研究如何通过鉴定、处置，达到精简文件目的的问题。

二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尚不能深入人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国外档案学家眼中，具有标志“现代档案学成熟的里程碑”（注：（阿根廷）曼努埃尔·巴斯克斯：《文件生命周期研究》，科尔多瓦大学1987年出版。）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兆＠①开始把这一理论介绍到我国档案界，其后有不少学者对其加以进一步研究。然而，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研究的情况看，虽然有许多研究者表示赞同，但它远不是一种被档案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认为无意义的有之，认为我国已有相同理论的有之。总之，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成了一种颇有争议的理论，自然就谈不上对实际的指导作用了。

三是文件中心尚在成长之中。进行文件管理的主体是文件中心，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文件中心，以承担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性保管。而我国对于文件中心历经长时间却未得普遍认可。从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1988年建立以来，相当时间内出不了第二家，而且档案界还不断有建立文件中心的质疑之声，一直到2000年印发的《全国档案事业“十五”计划》，提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推广建立文件中心，才把关于是否需要建立文件中心的争议划上句号。但总体看来，我国要普及文件中心，还有待时日。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文件中心中对于文件的管理，还需要采取相应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否则档案室和档案馆出现的问题，也将会蔓延到文件中心。

三、几种观念——对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管理“效率观”的理解

（一）关于“精华说”、“财富说”。

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尤其是存毁鉴定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出于“精华说”、“财富说”的影响。

我国档案学有关教材中，一直灌输有这种观念，对日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是文件的精华”。有人指出这种整体认识存在缺陷，（注：姜之茂：《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四）——制约因素分析》，《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我们长期以来注重档案的安全保管，是这种“精华说”、“财富说”影响的结果。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有些文件是精华，而有些文件则不是。为此我们就会研究何种文件有永久保存价值，何种文件只有一定价值。

（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性”。

躲避风险，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时甘冒风险，因为在承受风险之后，具有获得利益的可能。而档案价值鉴定，跟其他风险中获取利益的行动相比，行动者不存在可回报的利益和报酬。

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差错；二是工作难度大。怕出差错，是档案价值鉴定过程中时候令人紧张的因素，因而造成了求稳的心理。正如王传宇指出的，在鉴定中，档案人员“首先是怕错”，因为“同其它各项档案业务工作不同，档案价值鉴定涉及档案存毁，关系档案‘命运’。挤在库房里，困难再大，问题再突出，东西还在；但是一旦鉴定错了，处置失误，则不可挽回，责任重大；这不仅是具体档案人员的心态，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心态。这种求稳怕错的思想，影响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战备鉴定’和‘’中的错销档案，使人们难消余悸。”（注：王传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工作难度大，造成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值鉴定的预测性，以及鉴定结果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畏难心理。”（注：王传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论与实践（一）——问题与形势》，《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1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由此，造成了以下问题：“第一，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难下大的决心，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作为一个大的工程，作为影响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问题或‘瓶颈’问题，统筹规划，全面动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有效地解决。长时期以来，这个决心很难下，即使看到了问题，有了决心，但决心还不够大。第二，具体的档案馆、室，难下决心，基本上是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愿动手；第三，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鉴定难，销毁更难’。相当一些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曾进行过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特别是科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但是，经过鉴定确定销毁处理的无价值档案或过期档案，大多是采取封存起来‘缓期执行”的办法，而这个‘缓期’常常变成了‘无期’，即无限期封存，不敢销毁。”（8）

（三）关于档案管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管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首先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服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以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其次，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分和管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表现档案部门的管理效率比较困难。

但我国档案界早已有人指出我国的档案管理缺乏效率观念，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档案管理效率不高的原因有二：一是档案质量不高，致使档案管理的大量劳动做的是一种“无用功”；二是机关单位广泛设置了面广点多的档案室，没有达到管理法则中的规模效应。这两点正是与鉴定密切相关的问题，可见档案价值鉴定跟管理效率之间有着内在关系。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但相对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归档鉴定、进馆鉴定、等级鉴定、开放鉴定、存毁鉴定中，相对来说归档鉴定的标准制定，历史较长，也历经多次修改。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

另外，即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而对于机关单位的常见科技文件价值的鉴定，如设备文件、基建文件、产品文件、科研文件，有存在于专业系统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也有的根本就没有专项规定。因而，同一机关单位鉴定文件价值，可能要根据不同来源的档案保管期限表，显然给机关单位归档鉴定增加了难度。

由此可见，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稿的《归档文件与档案鉴定指南》是一种完善鉴定标准系统化的工作。

（二）操作标准过粗。

目前我国有关鉴定操作标准，尤其是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粗线条是公认的：条款内容过于简练、条款太少、保管期限档次较粗、用语抽象含糊、偏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等等。这直接造成了实际部门鉴定文件与档案价值的粗线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责难实际部门的操作失当是不公平的，这应该是政策支持不力的原因。

（三）曾经有过“销毁档案就是销毁编制”的规定。

在1985年2月人事部、国家档案局颁布《地方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出了一个与档案数量密切有关的“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其中规定：“馆藏超过一万卷不足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过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七千卷增配一人。”这种规定的影响是非常现实的，给档案局（馆）领导直接的警示就是：谁销毁档案，谁就是在销毁编制。

五、理论研究的脱节

我国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不力，这在不少论者的研究分析中已经指出，如王传宇和姜之茂，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种因素列入影响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应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提醒，我们应该为此而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鉴定理论研究不力，其表现可以概括如下：

（一）重点性研究开展不够。

档案价值鉴定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与工作探讨的重点。王传宇对《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这两种档案学的权威性期刊作过有关分析。《档案学通讯》自创刊以来，1980年至1992年13年间，每年一般只有一篇到两篇，有的年份，如1990年、1992年，一篇也没有。《档案学研究》自1987年创刊以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每年仅有一篇或两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文章发表，其中1991、1992两年都是零。这两种刊物都是在1993年以后，有关鉴定文章多了起来。

《中国档案》（前身为《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作为最早创刊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指导性期刊，自1951年以来，所刊发的有关档案鉴定的文章（包括颁布有关法规性文件、工作探讨和学术研究），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1951～1960年，共16篇。其中，1951～1955年，为0篇，1956年和1957年分别为7篇和6篇，这两年头恰好是两个期限表颁布之年。1960～1965年，5年间共42篇，这是一个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高潮，说明档案工作稳定发展到一定阶段，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就突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馆藏下合理、档案质量低是一种“富贵病”，而档案价值鉴定则是解决档案部门“富贵病”的手段。这5年间尤以1965年为多，共有21篇相关文章或报道。1979～1992年，14年共29篇，平均一年2篇，从篇幅比例来看，又回到了50年代的水平，可见，“”不正常时代对于档案工作的影响。同样，到1993年以后，相关文章又逐渐增加了。

因而，从这3种期刊的文章刊发情况看，1993年以后研究增加，掀起新的高潮，这明显跟四川省档案部门1992～1993年开展的“消肿”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大讨论有关。但跟国外档案界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情况看，显得十分滞后。国外在这段时间内，从美国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模式，到德国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再到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模式，经过了多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模式的演变。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注重档案价值鉴定研究，除时间上显得较为迟缓以外，还明显受到电子文件研究的影响。事实上，从90年代后半期，电子文件的研究迅速占据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地位，又将鉴定问题挤到比较次要的研究位置上。我国档案工作每个时期都有研究与探讨重点，从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整理、到档案法，重心迭代，但转入档案优化与鉴定不久，重点地位即被电子文件研究、数学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问题所代替。

因而，如此看来，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命运多蹇”，注定是棵“苦菜花”。

（二）务虚过多，针对性不强。

90年代以来，我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分别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

总括起来，应该说研究成果洋洋洒洒，颇为全面。但是对于近年来研究成果作一分析，可以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首先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成果，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讯》、邓绍兴对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其次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一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①、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比如青年研究者如李华等、实际工作部门研究者如姜之茂、严永官、柳瑛等人的文章。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惜乎以上两类研究成果，在总体研究中，数量上占少数。依笔者亲身感受为例，笔者为了完成有关鉴定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几乎把我国主要刊物的有关文章都检索并加以阅读，但强烈感受到多数文章，或研究深度不够，或研究面失之狭窄，或研究理论性不强。这可以从文章标题上可见一斑，有些文章在90年代还“浅谈……”、“浅议……”、“……初探”、“也谈……”，在说明一些常识性问题。故而看上去鉴定研究的文章不时见诸发表，但真正有论新问题者、提新观点者则不多。不客气地说，这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虚假繁荣，也是一种学术研究风气过于务虚的问题，值得我们档案理论界反省。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礻右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