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管理学知行差距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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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管理学元研究，是需要管理学界进行长期探索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如何总结、概括出本土管理学界近年来在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则是一个虽具体但却不易的任务。毕竟，管理学元研究的边界、主题等尚处于讨论之中，且议题众多。其中，知识科学与管理学元研究的关系受到了重视，管理学演进与科学观演变的关系、管理学研究与技术观的关系、管理学在知识生产方式方面的特征等内容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但尚未全面、系统地考察管理学元研究与知识科学此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拟尝试较为系统地梳理管理学界“知行差距”研究文献与知识科学相关范畴之间的相关性，以期能够得出对管理学元研究有启发价值的结论。知行关系是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主要探讨的是思维与存在、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等关系。随着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学等元科学研究的兴起，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关系、冷知识与热知识的关系、知识系统、知识转化等又成为知识关系研究领域的新内容。在现代管理理论研究中，知行差距现象也极其普遍———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指导实践、难以解决实践问题，甚至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做研究。在倡导企业创新创造的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新阶段，为体现管理学界的学术价值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而“知行差距”甚至“知行脱节”现象成为困扰中西方管理学界发挥应有作用的消极因素之一［1－3］。近10年来，国内许多学者深刻认识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管理“知行差距”问题，涌现了大量关于管理“知行差距”的研究文献。本文对于现有研究管理“知行差距”的文献进行研究，对当前研究现状进行初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管理“知行差距”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1研究问题界定

“管理学在中国”、“中国式管理”等学术活动发起的背景是管理知行差距的存在，特别是西方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之间的差距。从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过程来看，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学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中出现了表面化、形式化的倾向［4］，并且由于管理知行差距而产生的问题在企业的实践环节也日益凸显出来。管理学领域知行差距问题在西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5－6］，Rynes、Giluk和Brown曾在2007年通过网络对学术期刊编辑进行调查，并在《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杂志》与《哈佛商业评论》三本实践期刊中验证学术界与实践界的脱节情况［7］。韩巍［8］在《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基于“管理学在中国”专题论文的梳理及反思》一文中，将管理学知行差距问题概括为管理研究认识论问题，并从理论与实践脱节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两部分对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对中国管理研究提出思考。吕力［9］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根本性问题与作为“系统反思”的元管理研究》一文中对元管理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进行界定。他将元管理研究的问题分为3类:“管理本体论”问题、“管理认识论”问题与“管理方法论”问题。本文将遵循吕力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对我国本土知行差距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1管理学属性研究

管理学本属性的正确界定，是对科学知识体系中对管理学进行的梳理和确认，这有利于管理学研究者清晰的把握管理学的学科结构，寻找管理学演进和发展中的规律，改进其薄弱环节，促进管理学的日益成熟和完善［10］。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应建立于正确的认识管理学本质的基础之上，管理知行统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之一在于界定“何谓科学”［11］。目前我国管理学研究属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状态，在管理学科建设方面也缺少独立性与自主性。在关于管理学本质的探索方面，中国管理学者的争论大有沦为先行的西方管理属性之争的“山寨版”的嫌疑［12］。除此之外，我国目前管理学本质研究的成果还很薄弱，浅薄的概念、浮躁的案例替代了本应深度的理论反思，而理论苍白则反映了急功近利者的心态。如果缺少对管理学本质的深入研究，就很难透视学科或事物的本质，进而把握原始创新的来龙去脉［13］。

1.2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研究

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是管理学知行差距反映在管理实践中最直接的问题。孙继伟［1］［14］指出我国正面临着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的严峻问题。张玉利［2］曾强调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刘松博［3］在《我国管理学研究与企业实践脱节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我国管理学术界研究与企业实践之间所关注的问题有很大差异;即使关注相同的问题，其分析的角度也不大相同。我国学者韩巍［15］，郭重庆［5］，等都曾强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二者脱节在探索知行统一中的巨大阻力。KELEMEN［16］等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部分来自于学者发表的文章在体裁上与实践者之间的差异。Deadrick和Gibson指出，正是学术研究者与企业实践者处于不同性质的领域，实践界要求实践者倾向于每天工作中解决问题的技术层面，学术界要求研究者关注基于经验和理论的普及应用研究［17］，使他们在生产和传递管理知识方面有着不同的利益、能力、时间和资源限制与动机，造成双方认知存在着鸿沟，进而造成严重脱节［18］。

1.3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研究

郭重庆［5］认为，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并呼吁学术界“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问题”。1996年7月13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成立会上，提出了管理科学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其中就包括“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理论”，以及“大力推广现有的管理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陈春花［20］认为在管理实践中，由于情境的差异，从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这种外来理论与本土情境之间的执行脱节也促使本土化研究的兴起。吕力［9］对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根本性问题———何谓中国、如何认识、怎样直面、西方管理理论能不能“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以及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提问也是要消除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差距的表现。

2研究方法与样本收集

2.1研究方法

共词分析方法是一种内容分析方法，其思想来源于文献计量学的引文共被引及文献藕合概念，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一组词对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取高频出现词对并进行聚类分析，目的是为了揭示这些词对相互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反映出它们所表征的主题结构和研究热点变化。本文对共词分析法的应用步骤如下:2.1.1在Excel的数据透视表。将所提取的关键词在Excel中生成数据透视表，表中以共词矩阵的形式显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篇关系，用于进一步统计分析。2.1.2网络分析。通过Ucinet与NetDraw软件将共词矩阵可视化，从而观察各类关键词间的关系及在网络中的分布情况。将先前生成的数据透视表导入到Ucinet中，并借助NetDraw分析单元之间的共词关系，以图谱的形式显示出来，有助于挖掘社会网络内部的有效信息，弥补了文字或数字表达不直观的缺憾。

2.2研究框架

本研究选择我国知行差距研究作为样本，探讨其研究现状。首先，搜集相关研究知行关系与知行差距的文献，并人工提取各研究角度的关键词;然后，采用共词分析对提取的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得到我国知行差距研究现状。

2.3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将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人工提取关键词。首先对文献进行研读，人工提取关键词并剔除与“知行差距”无关的关键词，最终各选出三个关键词。由于“知行差距”的相关研究这一概念无法用若干关键词进行明确界定，为保证结果的相对客观和有效，分2步对样本进行筛选。具体过程如下。在进行筛选之前，笔者对有关“知行差距”这一主题的研究已有长期的关注，并积累了部分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仔细阅读和对比，归纳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若干关键词，与相关领域研究这讨论后，最终确定了以下关键词作为第1步筛选依据对关键词之间设定“或者”关系，以避免样本的漏选。通过对第一步所检索文献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进行限定再次进行人工筛选，对大量不符合本文样本的文献进行过滤。根据以上原则进行人工筛选，最终得到分析样本(如表1)。

3数据分析

3.1管理学属性研究

图2管理学属性研究的共词网络从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管理学属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热点:3.1.1管理学属性。通过艺术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学科属性、科学与艺术等关键词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管理学元研究的边界、主题等尚处于讨论之中，未形成统一的观点。3.1.2管理学知识产生与来源。学院科学、学院式管理学、后现代、后学院科学、后学院式管理学等关键词，对于管理学及管理学知识的产生及其实用性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介绍管理学知识的不同形态以及知识生产主体的关系。3.1.3管理学的本体价值。元管理研究、中国管理实践、管理学在中国、中国管理等关键词均体现管理学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对我国元管理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指导。

3.2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研究

图3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研究的共词网络图3中可以看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脱节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3.2.1管理知识的生产与转化。严密性、实用性、学术与实践的鸿沟、客户迷失、知识生产模式等关键词说明管理知识的生产与管理实践的需求存在着距离。而异化、实践迷失等关键词等指出现有管理理论处于“闭门造车”的阶段。3.2.2研究工具与方法。价值迷失、方法迷失、理论应用链等关键词说明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缺乏科学性。学者们从管理学研究者与实践者立场、管理理论生产与应用等多种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1)提高管理知识生产与转化环节效率。沟通、后学院式管理学、实践认识论、本土研究、串联型关联与并联型关联等关键词均强调应认真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并科学地总结提炼管理理论。张玉利［2］认为应科学地总结提炼管理理论，认真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杨栋［21］认为应承认管理知识形态的多样性并强调不同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并强调管理学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开放式合作。臧志［22］等指出应通过差异辨识、制定规则、选择问题、形成协作来构建“共同语言”。陈岩［23］强调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要聚焦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明确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2)研究方法论的改进。实证研究、经验研究、黑板管理学、设计科学等关键词的出现体现学者们对于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问题研究方法的新的思考。张玉利［2］、田志龙［24］、韩巍［8］认为应重视“案例研究”。此外，韩巍［8］还强调要注重特定的案例研究、定量经研究研究、定性经验研究以及思辨研究。吕力［25］提出管理技术化并肯定思辨研究的价值。彭贺［27］强调多种研究范式的综合运用并进行问题驱动和变革驱动的情境化研究。凌峰、刘建一［28］等提出引入“设计科学”。

3.3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研究

图4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研究的共词网络在管理实践中，由于情境的差异，从西方移植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从而导致了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研究的兴起。目前我国的本土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缺陷:3.3.1“中国”意识缺乏。中国情境、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中国管理、中国管理实践、中国式管理等关键词的出现说明我国亟需建立于我国情境基础上的、真正能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的管理理论。3.3.2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研究模式、模式创新、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体系、管理路径等关键词均表明需要对现有研究方法与视角进行重新的思考。部分学者就“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内涵和路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这类研究提出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对本土管理学的研究与发展进行反思本土管理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管理学元问题、中国本土管理学等关键词表达着学者对于建立我国本土管理学的强烈愿望。吕力［29］认为，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建立应从管理的“本体价值”入手。郭骁［30］指出既有管理学需要转型。齐善鸿［31］认为管理学研究缺少对管理核心命题的反思，主张要重新思考管理的本质。韩巍［15］认同实践导向在中国管理学术转型中的意义并呼吁要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2)注重本土化情境研究学者开始意识到由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实践问题，创建符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成为必要。如管理和谐、阴阳平衡、暧昧文化、情境化嵌入、中魂西制等，这些理论从中西融合的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发展相关管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管理问题。实现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之间的互动。张玉利［32］提出要进行基于实践和中国情境的学术问题研究。李垣［33］等主张将中国实际与主流管理理论相整合的理论发展观。郭重庆［5］强调先有本土研究，然后再与西方研究平等对话。徐淑英［34］强调管理的本质是文化，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关注中国情境的作用。(3)研究方法与视角科学改进比较研究、嵌入机理、本土研究、情境化理论等关键词体现出我国学者对于这一研究的全新思考，通过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对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进行解释。李德昌［35］认为提出势科学视角来研究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段明明［36］指出中国管理实践应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同时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记录、描述、考察和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原始经验。彭贺［37］等指出注重研究工具的本土化问题与研究样本的代表性问题。陈春花［38］等提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评价的2个维度。何斌［39］管理实验方法与跨文化本土情境管理的结合，应该扎根于我国的本土土壤和本土文化，面向中国本土管理情境。周建波［40］基于管理实践的视角，展开中国管理环境的影响因子以及情境嵌入机理研究，探索中国实践管理的情境理论范式。

4结论

4.1管理学属性研究

现有管理学属性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形成以管理学为中心的放射网络，共同指向是强调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归属，强调管理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实践导向的交叉学科。强调管理学属性的词汇包括学术性与应用性、学院式与后学院式、科学与艺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元研究、研究方法，学派、丛林、边界等词汇，上述词汇表明管理学者的知识形态观念越来越开放。除了中国管理学之外，上述关键词与西方管理学者的研究体现出高度相似性，没有提出新的词汇。中国学者在此方面没有贡献，并没有在管理属性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此外，网络图图2中还可以看出“管理学元问题”、“管理学在中国”、“中国管理实践”与“中国管理”等相关研究热点之间相互关联，但是在整个管理学属性研究中关联度相对缺乏。

4.2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研究

该部分文献所示关键词共词网络中，“管理实践”居于网络中心位置，围绕这一内容还存在许多小的或相关的研究内容，最终共同指向的是管理知识生产与转化研究方式、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方法。在图3中，强调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研究的还词汇包括学院式管理学、后学院式管理学、客户迷失、价值迷失、实践迷失、方法迷失、严密性、实用性、知识生产模式等词汇。这些词汇大部分位于网络图的边缘。此外，“中国本土管理学”、“中国管理实践”、“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研究”等词汇虽然位于整个网络的边缘位置，但是都与其他词汇密切相关。这说明我国学者意识到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管理”重要的步骤。

4.3中国管理实践研究

图4中“管理实践”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网络以“管理实践”进行放射、词汇之间关系杂乱也说明，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鲜明的主题，大部分文献以管理实践问题作为依托，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并且部分研究缺乏系统性与逻辑性。强调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的词汇中，中国管理实践、中国式管理、中国企业管理、中国管理、中国化、中国管理学、本土管理研究等词汇，上述词汇表明我国学者对于发展、构建中国本土管理学与要求进行中国实践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这也是“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得到更多学者响应的表现。但怎样界定适用于中国本土的管理学?如何根据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去进行指导?出现了“市场分割性”、“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虚拟组织”等术语，但自主创新、战略转型、外向国际化等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方向性研究，并未出现。这是否代表着元研究与实践研究的脱节?

4.4“知行差距”研究主题

由于元管理研究的内容与界定，管理学属性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脱节与转化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特殊性研究分别构成知行差距研究的三个并行的研究主题，同时也说明知行差距应从管理学知识的理论生产环节、经验知识形成环节、知识应用转化环节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受到审视。这其实对我国元管理研究尤其是“知行差距”研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空间:究竟关注的是中国管理学者构建理论的不足(包括研究方法、语言范畴)，还是中国本土管理者实践经验的落后，或者是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相互转化方面存在不足?或者是三个方面均存在不足?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知行差距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1)聚类特征并不显著。关键词数量庞大，且核心关键词及所有关键词的平均频次、向心度等聚类特征并不显著，并没有形成较为突出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管理学研究确实呈现出明显的“前科学范式”特征，研究并未形成鲜明的主题，知识结构的严密性不强。(2)理论创新特征不显著。虽然学者对自身也应有所反思，但从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以及文献内容来看，反思管理学方法的文献多，直面实践、批判实践的文献少，关注转化、讨论如何转化的文献亦相对不足，此外对于本土企业成功案例的研究、管理创新模式的探索也较为缺乏。除了如阴阳、面子、关系等少量本土原创的词汇外，多数关键词属于西方理论话语体系，基于国学等本土学术底蕴的原创性成果尚未取得令学界欢欣鼓舞的进展。(3)强调本土化时削弱了开放性部分学者虽然意识到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过分的强调“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西方管理理论的科学性与相对的普适性。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管理实践”的进程中要对中西方管理文化及管理成果相互尊重，既要体现中国实践特殊性，又要防止过渡“民族性”。

5展望与思考

基于上述若干结论，进一步讨论未来的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思路:(1)规范关键词标注。如果说管理“知行差距”研究的文献计量特征并不明显，尚未形成相对显著的聚类特征，是否是因为相关文献中关键词的标注相对不够规范，或者说缺乏学界的共识?比如，可否将“管理学在中国”、“管理知行差距”、“中国式管理”以及“管理实践在中国”等分别规范为关键词?进一步地，相关期刊或高校能否牵头呼吁相关研究在关键词标注方面做出规范、达成共识?提出并能够初步形成“管理学在中国”的关键词表?使得管理学在中国中国式管理研究等聚类特征更显著些，避免语义学冲突?这是通过文献计量学与内容分析技术完善学术构建的有益之举。(2)反思“中国管理实践”如何避免知行差距。具体而言，需要重视两个环节:一是重视如何提出原创性范畴，二是重视如何将范畴、理念推广应用。不同的研究者应明确自己的研究指向、研究边界。特别是后者，在目前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中相对重视不够，即“中国管理实践”如何避免闭门造车，提出相关成果后应积极进行传播、应用，在实践中改进、完善。(3)加强我国元管理建设。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以引进西方理论为主的外源型特征［41］，而中国本土的科学哲学情境却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管理学者熟悉西方的管理理论，但未必熟悉西方管理学演进背后的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元科学的演进历程［12］。从当前中国元管理研究结果来看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研究并未形成鲜明的特色主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方法论范畴。管理“知行差距”问题是根植于元管理研究而存在的，虽然近年学者对于知行差距研究逐渐重视起来，但是仍然对缺少这一主题系统化的研究。此外，“知行差距”各环节中，如何界定新的研究范畴、构建新的管理理念及理念的推广应用，不同研究者应明确自己的研究指向、研究边界，特别在指导中国管理实践方面，如何避免闭门造车、研究成果脱离中国管理实践，并在提出相应成果后应紧急进行传播、转化，在实践中改进、完善而非纸上谈兵。(4)兼顾本土化与开放性近年来我国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应用中并不具有普适性。而知行差距研究的兴起正是为了更好地是管理理论服务于我国的管理实践。当今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管理学界的学术研究基础上［42］。

西方管理理论其实是西方学者在西方管理情境的基础上研究的成果。为了有效的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机制与方法、视角与假设必须要充分考虑考到中国管理实践因素———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现状、本土企业的战略管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传统文化等。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出现过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凌驾于本土的管理情境将西方管理理论生吞活剥过来。所以我们在使用时必须要挖掘出这些管理中最具普适性的部分，通过与特有的本土化因素相结合，对本土的管理实践现象进行解释与指导。只有基于中国本土管理情境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中国管理学研究应寻求的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应积极把握西方管理学发展脉络，同时兼顾“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性”。管理的实质与规律是不分时间和空间的。将西方管理成果完全否定，建立纯粹的中国管理学是荒诞的。就目前管理学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的研究水平仍与西方管理学界存在一定的距离。全球思维下的管理理论与本土化的管理实践并不矛盾［20］，我们应积极学习、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如何本土化进行思考，在管理研究中既要反对完全科学主义，也要警惕过分民族主义。

作者:杨栋 朴艺芳 赵利军 单位:天津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