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产生机理研究

导语：公共政策产生机理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公共政策产生是政策生命周期的起点，其在政策全程中至关重要，按照多源流模型的分析框架，以肺炎事件下的野生动物保护修改为案例，对公共政策产生的机理性问题做了研究，指出多源流模型在公共政策产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结合模型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模型的修正提出了一些建议，指出公民参与和源流融合在模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多源流模型；公共政策；产生机理

公共政策的酝酿、制定、执行、反馈、评估、调整等环节，是一项政策发展的基本生命周期。一项新的公共政策产生，势必会对相关政策主体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公共政策产生的基本流程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关乎政策能否发挥良好的指引作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政策产生的精准性就成为了必然要求，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就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对公共政策产生的机理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梳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分析政策产生的机理，有助于各级政府充分了解政策产生的基本流程并认识其重要性，有助于各级政府利用科学合理的手段做好政策产生的前期调研等工作。公共政策相比较其他政策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政策产生的受众较多，政策执行的范围较大。尤其是中央一级政府的公共政策对于指导地方各项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统领作用。本文基于多源流模型，对公共政策的产生机理做出了基本性分析和研究，以期能够为各级政府作出公共政策之前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

1多源流模型基本框架要素

多源流模型是由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学家约翰•W•金登于1984年提出。多源流模型主要涉及三条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流主要关注问题的界定，包括问题是如何被认知的，以及客观条件是如何被定义为问题的。政策流与解决问题的技术可行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共接受程度有关。政治流涉及政治对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新政策的产生是由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的汇集而形成的。这三个源流的汇集主要是由于政策之窗的打开所造成的。政策之窗主要包括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和政治变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模型的基本逻辑体系如图1所示。

2多源流模型框架下公共政策产生机理——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政策为例

2.1政策出台基本梳理我国首部《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审议通过，后于2018年进行重新修订。该法律是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专门法律，其保护的野生动物主要是指珍贵、濒危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由于该法律在野生动物的保护上没有形成全面覆盖，导致一些类似于蝙蝠、蛇、鼠等野生动物成了“野味”的主要来源，并由此催生了猎捕、交易、贩卖及加工等上下游产业。可能是一些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染源，部分地方存在的“野味产业”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增加了疫情防控风险。特别是2020年年初出现的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大、传播速度之快、感染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这次疫情的主要病毒来源基本被证实可能是由于蝙蝠引起。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意味着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野味产业”的反思已上升成为国家法律制度，我国由此也建立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制度。《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法治目标。2.2基于多源流模型的政策产生机理分析按照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来看，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政策的出台正是由于2020年肺炎疫情的直接推动。即大致可以寻找到模型中的政策之窗就是属于突发公共事件的肺炎疫情。这一政策之窗直接使得相互分离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相互交汇聚集，直接推动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政策的出台。在问题源流方面，其实自2003年非典以来，就有学者关注到野生动物可能会对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提出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建议，但是由于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足，而且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机制设计不是特别完善，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性工作被暂时搁浅。在政策源流方面，1988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之后经历修改，调整。该法律作为指导做好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专门性法律政策指导，在社会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政策指导的一些方面存在不足，急需重新修订。在政治源流方面，本文着重考察了公众情绪的变化。在这一方面，公众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不少野生动物成为交易产品和“野味”菜品，对于野生动物的关注程度远远不足。肺炎作为政策之窗，直接加速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急速汇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呼声不断高涨，高层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的严重性和急迫性，直接导致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政策的出台。

3总结

多源流模型为分析公共政策的产生提供了一种考量的基本路径。着眼于问题、政策、政治三个方向，通过政策之窗的推动，使得三个方向的支流得以汇集，加快了相关公共政策的出台。这种分析框架对于各级政府在政策出台之前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考量机制。但也应指出，多源流模型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实际过程中，这三种支流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交叉和相互融合的。在多源流模型的基本考量中，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对模型作出一些适当性的修正。同时，在中国的实际情景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民参与政府事务的意识不断提高，保证公民参与是政策出台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在多源流模型中，这一点体现的并不明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需要作出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战略性目标，站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发挥多源流模型的基本作用，如何运用多源流模型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修正好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多源流模型，并用以指导好政策的制定出台，是需要继续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黄俊辉，徐自强.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3）：19-31+123.

[2]陈建国.金登“多源流分析框架”述评[J].理论探讨，2008（01）：125-128.

[3]曾令发.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J].理论探讨，2007（03）：136-139.

[4]周超，颜学勇.从强制收容到无偿救助——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政策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80-85+138.

[5]陈敬德.“多源流”分析：解读政策制订的新途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03）：81-84.

作者:曹志龙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