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空间差序与公共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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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协调发展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以2012—2015年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为分析样本，采用相对偏离贡献率、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在测量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分析收入差异空间特征、收入来源差异、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等基础之上，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公共政策。研究结果表明：村民人均纯收入均值明显增加，但各村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显著，区域间自然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收入结构的差别扩大了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异。在当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语境中，需要立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逻辑，推动区域合作、人才支撑、产业配套、投融资体系完善。

关键词：空间差序；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公共政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乡村和城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从空间差序、城乡关系的角度观察农村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重要范式。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空间差序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空间差序、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而言，中国正处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与空间差序问题并存、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内部差异问题并存。党的报告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现象，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而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差序的客观存在是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这就要求把握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含义，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使农村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环境下，以空间差序视角提出促进区域性整体增收路径，全方位推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福建省在区域协调发展、城镇体系优化以及山海合作方式方面不断探索，着力于区域发展、城乡互动、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探索。早在20世纪90年代，习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曾经提出了“以海带山、以富带穷、山海协作、共谋发展”的沿海、山区一盘棋发展思路，并明确指出：“沿海和山区客观存在着差异，有差异就有互补协作的可能。所以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措施的推行中，要注重沿海与山区的差异和协作。”［1］晋江经验也为今后福建和我国城镇化格局调整优化指明了方向。然而，由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口就业结构等因素不同，福建省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明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仍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偏远的革命老区、边远山区与沿海、经济发达区域之间的差距。2017年福建省城市经济占省域经济比重的72％，推进高质量发展还要强化“一盘棋”思想，依托城市经济来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增强福州都市区和厦漳泉都市区建设的带动力。这就必须从城乡关系的基础含义，即空间关系的角度反思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逻辑。一方面，依托现有的城镇，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通过更加精细、有效的方式，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另一方面，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内部资源开发和对外开放如何结合起来，用特色资源来增强对外的吸引力，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转换，这需要福建作出更积极的探索，也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关于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学术实践受到学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已经留下了有关城乡关系空间类型的重要学术遗产［2］。费孝通始先生终强调村庄与都市工商业中心的空间关系以及都市工商业中心对村庄经济结构和生产经营模式形成的影响［3］。村庄、乡镇、城市社区、地域共同体成为地域空间的基本分析单位。郑震认为费孝通笔下的乡村社区类型归纳为紧密结合型城乡关系、空间隔离型城乡关系，这代表了城乡关系的空间类型。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了一场“社会学的空间转向”［4］。由城乡之间距离所决定的空间类型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针对中国农村的收入差异及来源，Pundarik利用中国统计年度报告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从1980—200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增长了1．2％，家庭经营是农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却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5］。Hogarth通过中国华南地区林业收入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因为缺乏其他收入来源而更加依赖林业收入，高收入家庭则更依赖其他非农收入，这种差异加剧了高低农民内部的收入差异［6］。收入差异与收入来源相关，而收入来源则与所处的地理空间又息息相关。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的空间差异、区位优势以及收入影响，张兆曙、王建根据村庄与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划分出近郊、远郊和偏远三个梯度，认为城市市场体系对处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隔离抑制效应”，渐次展开的城乡关系形态凸显出空间差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7］。程丽香通过对福建龙海市和福清市的对比发现，东南沿海县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而农民内部收入差异则尤为突出［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不能够抹平空间差序的客观存在。宋莉莉指出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存在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差异，各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率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9］。有学者测算了浙江、安徽和陕西三省在2009年和2010年农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结果显示收入差异已经相当严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为0．583、0．777，这种悬殊差主要来自于省、县、村三个层级组内收入差异［10］。张永丽指出：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是农户区位差异和竞争能力差异的结果，区位性收入差异主要是指农户所处区位的不同产生的地区间的农户收入差异［11］。衡量城乡差距，还需要正确估计城郊地区与偏远农村的差距，提高农村工作政策的匹配性。化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问题，要有空间差序的视角，不仅需要减少由于地理区域、原有的发展基础的限制，也要避免社会政策、体制机制制约导致的区域不协调。何勤英、李勤等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缩小农村收入差异，研究指出为了缓解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有必要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地区收入差异的根源，提高农民教育水平与开拓就业机会，特别是要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资助和政策扶植，缓解他们应对市场能力的脆弱性［12］。何植民、陈齐铭认为对于精准扶贫而言，应加快寻求协调与整合，强调协调、整合、公共责任和公民需求的整体性治理［13］。缩小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依赖于整体性治理，而不是“碎片化”治理。既有研究在解释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特征时，忽视了空间差序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形成的内在逻辑，忽视了政府在整体性治理中的逻辑，现有的定量研究也很少有连续几年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这影响到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据此，有必要进一步将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异问题置于城乡关系的空间差序中考察。

二、样本来源与测度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专项调查（农户收入情况专题），研究其2012—2015年间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的动态变化，用相对偏离贡献率评价其收入水平，用平均值、极差、标准差这三个指标衡量其收入差异，以期对把握新时期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新态势以及应对，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互促共进提供思路。（一）样本来源。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每年承担常规、专项双重任务，是反映农村动态信息，了解农户收入情况的重要窗口，在促进农民增收、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涵盖11个村庄（表1），村4因2015年度数据缺失而被剔除。限于数据资料获取的实际，本研究主要分析福建省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所提供的2012—2015年的观察数据。受到城乡关系空间类型的启发，根据乡村与城市空间距离的远近，将样本村所对应的城乡关系从空间差序维度来考察。对于样本村的差序类型是从地势、经济区域、是否城市郊区、是否乡镇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程度、是否当地县以上政府命名的小康村几个方面来处理。从地理位置的分布上看，涉及省内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及中部地区；从地形上看，既有丘陵地形和山区地形，也有平原地形；以经济区域划分，以农区为主，也有少部分渔区；但村庄内部的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经济发达程度不仅在省内可划分为上中下等，在所在县（市）水平也有所差别。分组标志见表2。分组标志列式立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城乡关系的差序类型和空间转换逻辑，目标是通过这些样本分区的纵向和横向比较，考察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的区域差异，发现收入差异存在的空间特征。（二）收入差异测度的数学表达。第一，根据理论分析，相对偏离贡献率可以测算出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当年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差距，贡献率越大，人均纯收入差距越明显，与平均水平差距越大；相反，则平均水平差距越小。其计算公式为：1x（xi－x）2•Pi槡／P第二，平均值、极差、标准差这三个指标是衡量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但受极端数据和异常值影响较大，变异系数无量纲，可以在不同单位的变量之间比较。变异系数Cv计算方法如下：Cv＝1X（Xi－X）2•Pi槡／P式中，x为10个固定观察点的人均纯收入的均值；xi为i村的人均纯收入；P为固定观察点的总人口；Pi为i村的人口。通过各村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可测算收入差异。第三，为了便于描述和解释，用泰尔指数（Theilindex）来衡量地区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异。泰尔指数经常用以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个人之间或地区间不平等度。泰尔指数越大，各分组间人均纯收入的差异就越大。泰尔指数有Theil系数T和Theil系数L两种加权分解计算方式，利用Theil－T系数对福建省1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及其分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异进行测算，其分解计算公式如下：组内差异：Iok＝1N∑ni（Y／Yi）Iw＝∑nkUk•Iok组内差异：Ib＝∑nk（Vkln（Vk／Uk））泰尔指数：T＝｜Iw＋Ib｜即总体不平等或差距I＝组内差异Iw＋组间差异Ib，这称之为泰尔指数的可加分解特性。Uk表示第k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Yi是第i个单位的人均收入；Y是Yi的平均值；N表示单位数；Vk表示第k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三、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空间差序表现

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是经济高速发展与农村内部的收入差异缩小。事实上，农村的总体收入在增长，而山区和边远地区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总体滞后。区域协调发展要面对山区和边远地区农村的整体性发展问题，这是整体性治理、缩小各区域之间差距的重点。（一）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测量。由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驱动发展，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迅速，但不同村庄人均收入差异也比较显著。通过2012—2015年的数据比较发现，村5发展一直较好，而村9发展比较落后。2012年，村9人均纯收入为5208元，是10个观察点中最低的，最高的村5人均纯收入达到16086元，最高村与最低村收入差距为10878元，村9的人均纯收入仅为村5的32％。2013年，村9人均纯收入仍然最低，仅为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3的35％。2014年，村7与村9人均纯收入都很低，分别为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村5的37％和38％。2015年，村9的人均纯收入仍是最低的，仅有村5的26％。相对偏离贡献率测算出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当年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差距。计算结果表明，部分村的相对偏离贡献率在缩小，部分村的相对偏离贡献率在扩大，但总体上收入差异呈扩大的趋势，偏离贡献率总和由0．96增长到0．99。各村人均纯收入及相对偏离贡献率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从纵向来看，2012—2015年，10个固定观察点的村民人均纯收入的均值明显增加，总体增幅远超过10％，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2％的增幅，说明近些年福建省农村居民的收入一直在快速增长。从横向来看，各村之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显著。极差可以衡量农民收入变动的绝对范围，2012年人均纯收入的极差为10878元，2015年的极差增长到21108元。标准差是反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各村平均纯收入离散程度的重要指标，2012—2015年标准差由3694增加到6226，说明了各村人均纯收入与均值的差距在逐渐扩大。计算结果显示，2012—2015年变异系数分别为0．380、0．391、0．366、0．447，整体呈扩大趋势，说明各村之间的收入差异逐渐增大。福建省1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在2012—2015年的极差及变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二）收入差异的空间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以空间为载体的。依据10个固定观察点的区域地形，将10个村分为平原（村1、村5）、丘陵（村3、村7、村8、村10）和山区（村1、村6、村9、村11）三组，再采用泰尔指数的分解方法测算分组内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结构特征。按照分组并计算得到表5。通过分区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比较可以发现，农村居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从整体上看，泰尔指数呈增大的趋势，组内差异呈现减小趋势，但组间差异呈增大趋势并逐渐成为主导泰尔指数的主要因素。从三个地区的分组情况来看，与总体的泰尔指数变动趋势相同，分组内差异减小、分组间差异扩大，即同一村内部收入差异相对于村与村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同时可以看到，丘陵特别是山区分组内差异和分组间差异出现负值这一现象，泰尔指数为负值说明发展落后的一些农村实现了逆转，发展速度超过原先发展较好的农村。这和福建以及全国大规模的对部分贫困的村庄和居民加强的扶贫工作有关。（三）收入来源差异。第一，总的趋势来看，由以农业收入为主逐渐转向收入来源形式多样化。当前，农村居民的收入空间关系展现了一个空间转换的逻辑，乡村的意义日益与其所处的具体地理空间相分离［14］。数据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区域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厦门、泉州、福州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2013、2014、2015、2016年分别达到66．5％、53．9％、53％，而山区南平、三明、宁德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大，分别占比总收入的56．7％、51．5％、59．8％。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逐步呈上升趋势，尤其转移净收入大幅度上升，增速达到11．42％，成为增长的新亮点。收入来源差异最大的是财产性收入，其次是经营收入，农户家庭农业投入占家庭经营性投入的比例和种植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越少，则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第二，通过对农村居民基本收入结构的考察，就可看出空间关系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意义。空间梯度、农户经济增长序次变动与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密切相关。［15］由于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区域产业发展形态也呈现不同的特点，收入来源也不同。以村5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为例，杏林村属于沿海区域的村庄，交通十分便利，杏林大桥与厦门大桥连贯，实现交通设施的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渔业及相关产业，2014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8520元，财产性收入明显高于村9。素有“闽东夏威夷”美誉的村3霞浦县长春镇长春村，产业发展形态的多样，有水产品、林果花卉、优质稻、无公害蔬菜、牲猪五大特色产业，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仅次于村5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镇杏林村。收入差异形成源于城乡关系中空间距离的远近，源于所处地域资源结构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匹配程度。村9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属于闽西偏远的山区，因其地处闽西内陆地区，因此经济结构相对而言较为单一，以农业为主，产业特点和村5有比较大区别。对于空间上与城市隔离的偏远乡村来说，城乡关系的“隔离抑制效应”会降低农业生产的回报。为此，必须寻求合理的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通过“融合促进效应”，把更多的经济政策资源投入到服务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去，这是顺应不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空间转换的必然要求。（四）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第一，区域间自然和经济社会环境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空间要素的集中程度、生产力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距客观地存在，沿海地区与丘陵、山区之间收入差异显著。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集中分布在闽西和闽北的山区、丘陵、革命老区等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较差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这些地区原来的贫困程度较深，当前由于精准扶贫较大地改善了收入水平，贫困发生率大大下降，但总体发展水平还是明显落后于沿海区域。基础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状况仍是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是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硬骨头”。第二，收入结构的差别扩大了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异。由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毋庸置疑，工资性收入与一个人的知识、技能的储备以及获取信息能力等因素有很直接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落后原因所致，而教育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与生产力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对于收入结构比较单一的山区、丘陵地区的农村居民也很少拥有可以用来增值的动产和不动产，财产性收入加大收入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四、政策建议

上述观察隐含着重要的政策逻辑，即准确把握空间梯度与收入差异的基本形势，基于空间转换逻辑，从区域合作、人才支撑、产业配套、投融资体系完善等方面通盘考虑，促进生产资源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在区域空间上合理分布，从而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差序的空间转换。（一）构建山－海协作机制，拓宽山－海合作平台。针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可组织开展区域性结对帮扶，实行一对一的合作，在管理体制、产业发展、投融资等方面积极展开精准对接，由一村一策到一家一策甚至一人一策合作帮扶。给予项目、资金、政策支持，进行从人才、金融、创业等多方面的专项扶持。打破制约山区、丘陵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瓶颈，直面挑战，把握机遇。通过基础设施相互贯通、贸易互相畅通、资金相互融通达到民心相通，进而推动区域发展与合作，以实现整体上相互协作、协调发展。（二）加大对低收入群体重点扶持，着力“补短”。低收入群体往往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双低人员。为弥补以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非均衡性和层次性，尤其应重视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知识和技能存量，有劳动能力的保障他们通过充分就业提高收入。要遏制农村教育和就业培训“轻农”“弃农”“离农”倾向，必须立足“农”，把“农”搞活搞强，惠及农村居民。同时注重对低收入群体家庭孩子的教育进行补偿，以避免一代穷，而代代穷的恶性循环。（三）优化产品产业发展结构，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一是明确区位优势，引入现代要素建设创意农业，形成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进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提升农业全产业链价值，帮扶低收入群体实现产业化经营，增加村民的经营性收入。二是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支持发展特色家庭农场，可以采取家庭联合或股份合作方式，以服务带动型为导向，带动低收入家庭增收，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根据各区域产业特色和发展定位，可扶持低收入群体参与特色农业项目，把贫困户、弱势户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新轨道，从而带动低收入群体充分参与和受益。（四）完善投融资体系，助力全面增收。一是拓宽农村合作融资平台。在政府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帮扶基础上，探讨农民、农业合作社或其他社会组织等多渠道社会资本参与合作。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免征相关税费，经营成本实行贴息、风险补偿等措施，从而引导更多农村金融流入农村，服务农业、农民。二是推动农村小额信贷政策不断完善，可以适度加大信贷比率，尤其对于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资金利用初见成效的项目，经过评估后，适当延长其贷款年限，由3年增加到5年或更长的时间，真正推动低收入群体全面提高收入水平。

作者:黄建新 宫仁贵 温福英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