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下的产品原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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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适用产品严格责任原则的重要性

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时要体现公正性。而坚持产品严格责任原则就能够保证在产生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体现社会公平。首先，对全社会而言，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社会效益，增进公共利益。这是因为：（1）严格责任原则减轻了消费者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提高了胜诉率，降低了诉讼成本。（2）由于确定责任所需的证明过程的简化也就降低了法院的审理成本。（3）严格责任促进生产者进行单方面预防，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在严格责任下受害者在诉讼中的胜诉率提高，生产者、销售者将对因其产品缺陷负完全赔偿责任,即承担所有包括预防成本和预期外部成本在内的社会成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生产者很难逃避责任，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减少产品危险的努力中。从而将预期外部成本内化于个人成本中,使其个人成本最小化而达到社会成本最小化。其次，对消费者而言，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有利于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体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由于无法掌握与企业一样完全对等的信息，消费者在做购买决策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最明显的是厂商、销售商借助现代传媒诸如商标、明星代言、网络等广告营销手段，通过信息引导，利用从众效应，麻痹消费者的警惕心理。因此消费者实际上是在无法提前预测产品的质量前提下，非自愿地接受经过包装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在此情况下，严格责任规定行为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过错，只要造成消费者损害，受害人可基于对其合理期待的失望而提出索赔,从而使社会公正得以实现。再次，对生产和销售企业而言，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将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营销学中的产品含义包括三部分，核心产品、实体产品和外延产品。在产品同质化日趋明显的今天，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主要是核心产品、实体产品的质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延产品的竞争。产品的售后服务及相关保险都包含在外延产品中。产品责任险由信誉好的保险公司来提供质量事故理赔承诺。保险公司的公信力无疑给消费者吃了颗后顾无忧的定心丸。厂商投保后，把产品责任相关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注重被保险人良好的质量管理和信誉管理，并以此作为提供保险的前提。通过平时的风险检查和其他相关条款来督促被保险人提升产频质量，以防范和降低自身的风险。从而在客观上促进厂商不断提高管理和生产水平，从根本上降低问题产品的发生的机率。尤其对于质量问题相对多的中小企业来说，第三方的监控效果更为明显。从对外贸易来看，在欧美国家产品责任险是强制性的险种，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国际采购商在向国内制造商采购时，都在采购合同中有严格的保险规定，要求出口产品必须购买产品责任险，甚至将其作为开具信用证的条件。对我国而言，建立企业产品责任保险制度，有利于促进产品出口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最后，对公共治理而言，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可以走出“企业出事，纳税人埋单”的怪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由于产品责任保险机制的缺失，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有关部门经常不得不出面协调处理突发的产品责任风险事故，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同时还要用纳税人的钱补偿受害人损失，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源。例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为了及时全面了解我国儿童的健康状况，防止贻误病情，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约24亿元的全国2000多万婴幼儿筛查费用全部由由政府承担。而发展产品责任险则有利于减轻政府压力，使政府摆脱事故的处理、减少财政负担，转变政府职能，将资金用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从而提高行政效能。为顺应时展的潮流,在我国产品责任相关立法中,应把严格责任原则明确规定为产品质量侵权的归责原则。从经济分析角度而言,严格责任有利于降低社会总成本,增进社会经济效益；从法学分析角度而言,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包括法律)使违法者的违法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后达到减少违法犯罪率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制假贩假者不仅倾家荡产，而且承担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从伦理学分析角度而言，严格责任体现了当代社会中的人文关怀精神,促进了公共政策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目标。严格责任的提出,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厂商、销售商对经济效益的无止境追求,从而促进了社会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平衡。

政府适用和完善产品严格责任原则时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既保证社会的公正又调动厂商的创造性，笔者建议，政府适用和完善产品严格责任原则时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从制定公共政策和完善立法的角度出发，应该统一产品责任抗辩事由。随着“消费者主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愈来愈倾向于惟权利与公平是举,一味强调消费者利益而加重生产者责任。在产品责任制度最为完备先进的美国,严格责任正日益向绝对责任方向演变,生产者要对因使用产品所致的几乎每一个损害承担责任。产品严格责任原则的绝对化虽然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消费者权利,满足了社会公平的需要,但对于生产者来说,却极大地影响了其生产积极性。我国产品责任及其抗辩事由分散地规定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属性不一的部门法中，内容既不明确具体也不统一规范，适用时难免出现相互交叉、重叠甚至冲突之情形。因此，我国应将产品责任及抗辩事由统一、明确地加以规定，这不仅是对国际产品责任立法发展趋势的回应，也是保护生产商、销售商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通过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可规定以下几种：受害者自愿承担风险；受害者以不可预见的方式误用产品导致被告责任的减轻或免除；诉讼时效限制；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投入流通时缺陷尚不存在；等等。其次，从维护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应该适当区分故意责任和无意责任。公共政策具有协调多元利益的功能，仅仅满足一部分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政策不是有效的政策。产品严格责任原则的绝对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消费者权利，满足了社会公平的需要，但同时还应考虑企业的承受力。对于生产者来说，一个无意识的产品设计缺陷或者警示缺陷都可能导致巨额的赔偿，巨大经营危机甚至灭顶之灾都有可能随之而来。为了保险起见，企业不敢进行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固步自封，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失去活力，慢慢的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步伐，民族工业还怎么立足于世界工业之林？同时，有些消费者还可能会借此进行投机性诉讼，特别经新闻媒体报道的一件索赔案，有可能被少数别有用心的消费者利用招致连锁反应，对企业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天价索赔。因此，从维护社会正义的角度看我们在倡导产品严格责任原则时，我们可以参照美国1997年颁布的《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在这方面的规定：清楚的划分产品缺陷。对于制造缺陷仍然采严格责任标准，即无论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怎样的质量监控手段，对于自己的生产线上出产的不合格产品致人损害依然要承担严格责任；对于设计和警告缺陷，则由原告负担“合理替代”的设计或警示的举证义务，确立一种“合理性”的标准。再次，从保证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应合理运用市场份额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的补充。某些产品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害不具有即时性，或因某些产品的损害具有延续性，可能对几代人都会造成影响。面对这种产品，消费者取证就十分困难，比消费者更有经济实力和优势地位的制造商会借此推脱责任。由于取证困难由消费者自己承担不公平，但由一个制造商承担负荷太重，而由生产同种产品的制造商按市场份额确定赔偿额度，既可以平衡企业的社会责任又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媒体报道，婴儿的医疗赔偿费用最终根据2008年1-8月的婴幼儿奶粉的销售额、各企业三聚氰胺检出的最高量值、各企业三聚氰胺检出的抽样率以及就诊婴幼儿上报的奶粉品牌按比例多少来承担相应的医疗赔偿费，三鹿问题奶粉最严重赔偿9亿元，圣元约6000多万元，雅士利约5000万元，蒙牛乳业赔偿900多万元，而伊利稍少一些。笔者认为：“三鹿奶粉”事件的责任赔偿就是市场份额原则的灵活运用。婴儿喝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但在喝奶粉的过程中也可能中途饮用其他牌子的含三氯氢氨超标的奶粉，属于多种产品联合致害。这种情况消费者取证就很困难，但只让三鹿承担则负担太重，有失社会公正。采用市场份额原则，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同时公正的平衡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本文作者：万长松于明霞工作单位：燕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