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公民参与在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则，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公民参与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过‘公民不断的参与’，方能领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会和建立民主作风，在行为上获取民主办事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运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1邻避效应对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

1.1政策偏向于损害老实人的利益

邻避效应一般发生在城市内部之中，与城市居民息息相关。没有人希望邻避设施建在自己家门附近，虽然它会为大部分人们带来很多的正外部性，但对设施所在地的居民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具有牺牲某个地方的利益，以换取大众方便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地方民众的排斥。垃圾处理是每个城市都不可逃避的责任，诸如垃圾场这类服务广大地区的民众，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的垃圾问题，但同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臭气、蚊蝇、渗滤液污染等等负外部性。这些负外部性问题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会对居民的健康与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以至于民众都希望不要设施建设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更有已建好的邻避设施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产生不良的刻板印象，凡邻避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一定的污染。比如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当地的“环保样本工程”，然而生活在附近的村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李坑的村民从来没有停止投诉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村民生活环境、空气的污染造成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邻避效应，政府为了将既定的政策执行下去，坚持邻避设施所发挥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要应付当地人们的强烈反对，往往权衡利益后，容易作出让步。既然在东边无法实施方案，那就把方案移植到西边，再不行就转到南边或者北边，反正方案是不能放弃的，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最小化处理，将设施移到反对声最少的地方。所以最终很容易演变为哪里的反对声音最小，就会在谁家落地生根。而往往反对声较少的地方一般都是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维权意识的不高，最终只是亏了老实人，让老实人承担邻避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1.2导致政策搁置或无法执行

出发点再好的政策，没有大众的支持，都难以实现其真正的效果。因此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旦离开了执行，就成了空中楼阁；离开了贯彻执行，也就失去了意义。政策实施的结果总会造成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而公共政策遭到邻避效应的影响，即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呼声，居民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或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会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抗争，“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等等激烈的情绪笼罩着选址点的周围。此时普通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邻避设施的建设。这些表面看似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发出的狭隘观点，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当地人的角度上考虑，就不能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他们的行为了。在落实政府政策、建设邻避设施过程中，周边的居民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受害意识，从而产生反抗运动，导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断恶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多数政府是不敢贸然继续坚定执行原定的方案，不能与公众的意愿公然违背，否则将会演变成更激烈的反抗运动，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政府多数选择搁置原定的方案，以平缓大众的激烈反抗情绪，从而致使所定的方案无法实施。比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启动后，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禹区大石街建立一座焚烧发电厂。这个决定遭到附近楼盘居民集体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舆论之下，最后决定停建。

1.3延误政策进度，加大政策成本

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1、参与意识淡薄

“在我国，行政决策权利的运行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化，而忽视了公众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由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统治者在决策权力的架构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公众则很难拥有决定权，甚至为了在政策执行中寻求利益保护而转向寻求“关系网”，对政府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无条件的服从。而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造成了决策没有做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府做出的决策不清楚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故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的这种行为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公众会认为制定政策仅仅是政府官员、上层领导者的事情，与自身无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下降，造成公众参与冷漠。

2、公众参与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如：《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十章规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众及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造成参与途径的缺失，参与方式形式化，浮于表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民参与的程序缺失、参与的法律保障不足，放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公众参与的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标准。此外，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惩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公众的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具体的法律保障，即使公众的参与权受到侵犯，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无从追究。

3、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对公共政策新问题的分析都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议程决定着社会新问题成为公共政策新问题，也影响到政策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任何公共政策议程都是一定制度系统的产物，只有联系制度才能准确理解政策议程的本质。由此，政策议程本质上也是一种政策新问题决定的制度布置。基于制度视角来分析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过程和特征。一、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有关公共政策议程的性质新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种政府的行动过程。公共政策议程通常是指有关社会公共新问题受到决策者高度重视，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和被确定对政策新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也就是新问题有望获得解决的过程。政策议程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构建的。作为社会的行为规则，有效的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创造合作的条件，提供激励机制，遏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实现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好的制度，则会起到相反的功能。在政治系统中存在多种公共政策议程，目前学界多接受美国学者科布和爱尔德（1972）将公共政策议程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系统议程主要是在公众系统范围内讨论社会新问题，因而也被称为公众议程，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布置。本议程主要是对公众比较关心的新问题通过传媒，甚至大众谈话方式进行讨论，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引起决策者熟悉和关注这些新问题。构成系统议程的事项一般是公众给予关注、事关政府职责的所有新问题，是一般性的抽象的新问题，如环境保护新问题、社会治安新问题，这种议程实际上是一种讨论性的议程。政府议程是政府相关权力机关在其公共权力权限范围内对社会公共新问题进行讨论，是政府机关的行动程序，是决策者对有关新问题依照特定的程序解决实际新问题的过程。政府议程都是由相关机构提起，因而也被称为机构议程，一般由界定议程、规划议程、磋商议程和循环议程组成，属于正式制度布置。构成政府议程的事项则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认为有义务严厉对待甚至采取政策行动予以解决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很具体的，如某条河流的水污染新问题、某个城市的交通拥堵新问题。一个新问题只有进行机构议程才能促使新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产生。二、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的内在推动政策议程作为一种政策新问题确立的制度布置，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影响。在公共政策议程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决定着决策者的行为。在公共政策议程中决定政策新问题的一系列规章都是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而影响政策新问题的确定的习俗、道德和公民政治文化，这些是非正式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布置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布置，是制度的具体化。人们根据政府在议程建立中所起的不同功能以及创始者扩散新问题的程度和方向进行了分类，提出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三种政策议程。外在创始型是由指体制外的个人或利益集团提起进入系统议程，然后通过院外集团的活动进入政府议程；政治动员型是具有权威功能的政治家提起政策议程进入政府视野；内在创始型是由体制内的机构或人员提出政策诉求，不希望经过体制外的公众系统直接进入政府议程。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不可能像模型一样抽象，任何公共政策议程都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功能的结果。（一）政策议程的创立总的看来，在政策新问题的创始阶段，我国政策新问题的创始者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各级咨询或参谋机构、民情和民意、新闻媒体和突发事件。但其地位并不相同，政府是最基本的政策议程的创始者。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政府的权力地位使其把握了较全面的信息，从而主动提出和整合新问题增加执政的合法性；第二，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普通民众不太重视自己四周人的观点，而看重政府的观点。（二）政策新问题的传播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要想成为政策新问题，必须要突破个体和一定区域的限制，因而新问题在一定人群和地域的传播就至关重要。我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有自上而下单一方向、政府单一主体进行传播的特征，虽然目前公共政策传播正在发生变化，传播方式向信息网方式发展，也在建立政府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是新问题一般是通过媒体和民众直接传播把新问题扩展开来，传播媒介是报纸和文件。我国的大众传媒是以政府领导的主流媒体引导和影响着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往往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非凡功能。（三）政策议程的决定一个社会新问题要成为公共政策新问题必须经过相关机构的决定，在新问题决定阶段，政府是其决策机构，是政策议程决定的核心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影响决策的初始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的重要变量。在新问题识别、传播、决定阶段，都起着决定性的功能。从公共政策议程过程看，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人民群众讨论和反映新问题，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意见进行综合和表达，使之成为政策新问题的过程。在我国，经常是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新问题，对群众的意见进行综合，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完全可以说，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新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新问题的提出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功能。同时我国政府理论的又一个特征就在于它非凡强调政府的主体能动性。这样一来在政策议程领域政府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法权主体，这种内在推动体现在公共政策议程的各个阶段，使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很强体制系统的内在推动特征，是一种“内输入”。三、公共政策议程内在推动的制度基础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1999）在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时讲过，“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那些规章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的内在推动特征是有其制度基础的，依据诺斯的理论，在公共政策系统的内部要素中起决定功能的是政策的组织结构和由规范构成的体制系统。（一）压力型体制的政策组织系统政策的组织体制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方面，是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它深刻影响政策的质量和政策运行。我国的公共权力的组织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按照荣敬本（1998）的看法，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由此形成政策议程的科层占主导的政策组织。这种压力型科层制组织系统按照地域划分行政区域，决策权力和决策权威合法地集中于中心机构，地方机构在中心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下行使决策权，权力的行使范围和权限本身都有限。从法律上讲，单一制条件下的地方权力是中心授予的，因而中心随时可以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提出，在国家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上，首先要遵循地方服从中心、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从总体上看，机构设置强调：第一，上下对应，机构对口；第二，由上到下，机构的数目、规模逐层次递减。由此导致科层制就成为政策议程的主导组织，这种科层制组织具有命令统一、层级分明、直线沟通的特征，当然一些复杂的科层组织结构还拥有咨询机构，但权力都集中在上层。（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决策体制这里的政府是指公共权力的行使机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政府组织中还包括社团。因为社团的力量很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这决定了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尽管考虑到我国社团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一些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一个准事业单位，因而把社团归为最广义的政府体系中去，但它们不能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利益集团，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还没有成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议程中，政府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叶海卡·德洛尔（1968）认为，政府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他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政策新问题少，所以大部分政策新问题都能进入政府内阁的议事日程。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存在专业性的文官系统，因而行政部门在绝大部分政策制定中都起到核心功能。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权力更为集中，政务部门有更多的决策自主权。”政府体制涉及组织结构、工作程序、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对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影响。政策议程能否建立，很多时候取决于政府体制的开放程度。社会新问题能否被政府所关注不仅依靠干社会大众的发动，而且还需要政府系统自身的努力。一定的政府体制从制度上规定了信息的沟通渠道和利益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组织体制。四、结语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多数规则是决策的基本制度，多数规则的循环特征使得投票次序和结果呈正比例关系，因而对投票议程进行控制，就可以控制根据多数规则作决策的任意性。压力型科层制的政策组织系统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决策体制，导致了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内在推动特征。

一、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概述

1.公共政策

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把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分为：政治行为型、政治过程型、价值分配型和生态行政型四种。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一种既定的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艾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总结并借鉴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含义的界定，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是指社会公共权威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根据公众需要所制定的各项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2.公共政策价值

在现代社会，政府如果能够适应社会需要，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那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政府为了摆脱合法性危机，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公共需求，进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以达到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共享。”基于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公共需求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科学价值，又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民主价值。

3.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政策的目标标准、政策的投入标准、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政策的效率标准、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表现；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具有其客观必然性；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原因；解决我国公共政策失控问题的路径选择；总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政策敷衍是指执行政策前紧后松，敷衍塞责的一种现象、政策的分配结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者的意志、政策执行主体或目标群体，对原政策内容进行了一定的黏附、政策照搬主要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只对上级制定的政策进行照搬照抄、政府公共政策本身的缺陷、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不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缺陷、监督主体不明确，群众监督低绩效、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合法化、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强化和完善公众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等，具体请详见。

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作用于公共政策对象，使公共政策内容变为现实的行动过程。【1】公共政策执行的本质是遵循政策指令所进行的变革，是将一种政策付诸实施的所有行动的总和。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控现象时有发生，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表现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整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政策执行是一个与政策制定同样艰难的过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会导致偏离政策目标的政策失控。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公共政策执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策敷衍

政策敷衍是指执行政策前紧后松，敷衍塞责的一种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些部门、地区，只做表面文章，只搞政策宣传，并未采取实际性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来执行、落实该政策，更谈不上解决什么具体的政策问题、实现什么政策目标。

一、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性偏离的表现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公平价值缺失、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现象。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基尼系数是公认的能够反映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客观指标，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已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但是从我国城乡居民享受的教育政策来看，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再加上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造成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从而造成农村的教育资源十分匮乏，教育质量低下。这种低质量的教育使得城乡个人发展的起点不公平，使教育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从享受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来看,我国的农村不仅在医疗条件、医疗技术、医疗环境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城市，现行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政策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代际间参保不均等、失业保险覆盖面过低、农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有限等。从就业方面来说，传统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了农民获取就业和收入的渠道，这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机会公平原则,这种差别化和城乡分割的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就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一、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地域面积广大，具有众多的民族，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亦不均衡，使得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着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包括政策的宣传、分解、物质组织准备、实验、全面实施，以及协调和监控等多个环节。笔者结合实践工作经验，简单罗列一些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1.存在选择执行的问题

所谓选择执行问题，是指公共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行为主体偏离主观意愿，不重视政策的整体要求，对公共政策实行选择性执行的行为。这样一来，公共政策就不能在整体上得到切实的落实。当然，公共政策在形成的时候，就是相互依存的整体部分，由若干个部分组成。

2.存在机械式执行的问题

机械执行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下级政府没有真正领悟政策制定的初衷、目的、精髓，也没有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很好的结合，生搬硬套上级文件规定，形成了“上级利好的政策，被下级念歪经，办坏事”，貌似执行，实际上则是南辕北辙。机械执行影响了中央政策和上级命令的严肃性，使中央政策和上级命令流于形式。同时也束缚了地方政府和部门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造就一些“懒惰”政府的不作为现象。

一、网络民意概述

网络民意主要是指将网络作为基础，利用网络论坛、微博等途径，针对某一社会事务进行公开言论，从而体现出来的相似的态度、主张等。网络民意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公众行使公众权力和义务的具体表现。网络民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直接性。公众利用网络的虚拟性特点，民意表达更为直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民意诉求方式的限制，且网络自身具有实时性，为民意表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主体多元性。网络民意的表达途径很多，例如：虚拟社区、BBS论坛、博客、微博等，公众可以结合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行使话语权；最后，话题利益性。网络民意的话题一般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体现机会均等，而受到网络民意监管力度不够的影响，使得议题出现一定非理性倾向。

二、网络民意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

1.积极影响。第一，网络民意的出现，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更为方便的表达途径，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主体身份等方面的限制。在表达民意过程中，公众自身利益不同，发表的建议也有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客观性。另外，匿名表达使得公众能够发挥自身利益诉求积极性，避免尴尬，实现自由交流和沟通。与此同时，公民诉求扩散较快，且能够获得同一意见网民的支持，尤其是在得到反馈情况下，更能够激发公众主人翁意识。第二，网络民意自身具有“原生态”特征，公共政策在制定等过程中，能够及时获取更具价值的建议和意见，另外，受到网络普及程度的影响，更多普通的公众也参与到公共政策评价中来，公民议政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愚民政策”逐渐减少，为公共政策最大程度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公共政策出台实施后，相关部门也能够获取公民的反馈建议，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传统民意收集渠道和方式对社会底层公众表达民意存在一定约束，使得公众社会参与性不强，而网络民意却恰恰为这部分群体畅通了表达渠道，使得每一个阶层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及时得到反馈。在表达民意的同时，公众也能够发挥自身监督权力，提高公共政策透明度。公共政策通过采纳民意，代表的是大多数公民利益，使得政策也能够得到很好地落实。

2.消极影响。第一，就我国网络民意实际情况而言，虽然网络民意数量大，但是整体占比并不高，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等环节中，要对网络民意进行讨论。另外，整体结构层次不合理，年龄、学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难以确保网络民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不仅如此，据相关调查表明，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也存在一定差别，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难度较大，主要是受到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第二，我国现有法律不够健全，难以有效规范网络，致使网络上谣言出现，网络民意真实性大打折扣，具有相同建议的网民会聚集，并加强交流，使得群体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不可避免的存在虚假民意。因此，我们在获取网络民意的同时，也会看到一些不良信息的传播，例如：等。第三，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网络民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体思想，使得网络个性化思想丧失，出现人云亦云现象，不利于我国公共政策的良性发展。个体在群体中会出现责任分散意识，如“人肉搜索”将他人信息公布就是具体表现。在出现这类问题时，责任追究难度较大，极大的增加了非理性行为的出现。群体集中在一起，会对某一事件进行想象，扭曲事实真相，严重情况下，一部分网民会认为事实真相是虚假的，从而产生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科学、合理的收集网络民意显得尤为重要。

三、实现网络民意和公共政策互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