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财政分权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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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布坎南和布伦南在1980年提出“利维坦”模型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就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在我国，胡书东(2001)、Chien-hsunChen(2004)、孙群力(2006)等人都对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但是，我们在分析各省的相对财政规模，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存在一些区域上的特征。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平均值都是由东向西递增，但是东部和中部的财政规模相差非常小，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西部的财政规模要比东中部高很多，高出八九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差异是否受财政分权影响呢?也就是说，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程度是否是不一样?这个问题在如今研究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规模影响的文献中却从未被注意到。而我们下文就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来论证这个问题。

二、财政分权指标的选择、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

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进行财政分权实证研究的关键，它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准确地反映出我国财政分权的影响。我们对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基于对我国财政分权特征的认识。我国的财政分权是一种不纯粹的分权。这种不纯粹使得在我国财政收支的分配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财政权力的转移或下放。因此，财政分权在我国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仅要单独考察收支分配的影响，也要另寻途径来反应我国的财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预算外部分中体现的最充分(黄佩华，2003)，基于此，本文选择了以下的一组指标来全面反映我国各省的财政分权状况：预算内的本级支出指标(DCbexp=各省预算内本级支出／全国预算内支出)、预算内本级收入指标(DCbrev=各省预算内本级收入／全国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支出的分配(DCexap=各省预算外支出／全国预算外支出)、财政自给程度(FS=各省本级收入／本级支出)、财政依赖度(FD=中央对各省的补助收入／各省的预算内总收入)。

(二)数学模型及方法

为了检验财政分权是否对不同区域的地方财政规模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下面这个模型：Yit=a1?a1DumEit*FDit+a2DumMit*FDit?+a1DuoWit*FDit?a4Controlit?Yit

其中，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数据。代表财政规模。要说明的是，本文要研究的财政规模，是指相对于GDP的预算内的财政规模。代表的是上文分析的5个财政分权指标。DumE、DuruM、和DumW是虚拟变量，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分别代表财政分权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影响系数。代表控制变量。我们对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认识：一个地区的财政规模既受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驱动，又受限于地方政府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能力，因此，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变量：人口(POPULATION)、城市化进程(URBAN)、人均GDP(GDPPC)、GDP的增长率(GROWTH)、开放度(OPENNESS)和非农业产业化比率(INDUS)。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均GDP均换算成以1980年的价格为基期的人均GDP。城市化进程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开放度是以换算成人民币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来表示，非农业产业化比率是GDP中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GDP的增长率是剔除了物价因素后的真实的增长率。是扰动项。

由于我们不是对总体进行抽样分析，而是直接分析整个样本，因此，我们采用了双向固定效用模型。本文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EVIEWS5.0。

(三)数据来源

财政分权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2年、1994至2004年的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统计1950-1988》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因变量和其他自变量1999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China''''''''''''''''sProvincialStatistics，]949-1989》，1999年及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到2004年的城市化的数据来源于2000年到2005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分析

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的财政规模的影响见表1。预算内支出的分配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其中尤以西部为高，其系数达到了8.5927，东部和中部则差别不是很大，分别为3.0913和4.4981，这意味着，同样的是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相对于GDP的财政规模增加的程度分别是将近东部的3倍，是中部的2倍多。本级收入的分配虽然对东部地方产生了负的影响，而对其他两个地区产生了正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只有对中部地区来说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在中部地区，一个省的本级收入越多，其财政规模就越大。预算外自主权对预算内财政规模的影响则在3个地区都是不显著的。财政自给程度对东部和中部来说，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这意味着，在这两个地区，各省支出所需的收入由其自己来组织而不是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补助，越能激发地方政府节俭使用资金，或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各省财政规模的降低。但是对于西部来说，财政自给程度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各省自己组织的收入一般都不能满足其支出的需求，都需要中央的补助，因此，自给程度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1994年开始引进的财政依赖度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同样是不一样。财政依赖度对东部来说，是显著的负影响，也就是说，对东部的各省来说，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度越高，其财政规模反而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东部的各省来说，在中央对其的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占了大部分，而税收返还是与地方税收的增长有关的，因此，花掉更多的钱，并不意味着得到更多的补贴，而这种“粘纸绳”效应只有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是适用的。

其他变量对财政规模的影响是，无论是总人口规模、人均GDP还是GDP的真实增长串，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GDP的真实增长率，这意味着，在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规模的增加与之相适应。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这也验证了我们所说的，我国地方居民增长公共支出的需求可能反映不到地方政府那里，至少是在预算内的财政规模中体现不出来。GDP的实际增长率对财政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财政规模相同程度的增长，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征集收入的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了相应地提高。非农业产业比例越高和开放度越高的地方，财政规模就越大，而且二者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但是我国城市化的程度对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却非常不显著。

四、结论

如果说财政分权是一个多维性的概念，那么实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挖掘出其不同方面对财政规模的不同的影响。至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实证研究初步达到了这个目的。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的地方财政规模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总的来看，越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支出分配对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张作用越大，越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收入和支出的一致越能对地方财政规模的降低起良好的促进作用。此外，对于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西部来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其的财政规模的扩张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如果是出于对缩小地方财政规模的考虑，那么，显然，对于越是落后的地区，中央政府应该减少支出责任的转移，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又要使地方的收入和支出更加一致，减少地方对中央的依赖，以激励地方更有效率地使用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