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财政方针的思索
时间:2022-11-24 02: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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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多项财政方针包括宏观的财政政策和具体的经济刺激、复苏计划,用以扭转国家经济的颓势。由于财政方针对经济活动具有意识的指向作用,通过合理适时科学的政策决策使得很多国家保持了经济民生的稳定;相反的,由于认识滞后、方法不当、运用不合理等诸多原因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在寒潮中雪上加霜,更有甚者政府破产,国民埋单;还有一些国家,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只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
2008年我国的经济走势依然强劲,GDP比上年增长9%,完成了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和民生改善四个大的经济主题工程。虽然在第四季度遇到了全球经济严冬的冲击,使得GDP增长速度从第一季度的10.6%滑落到6.8%,但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显现积极效果。2009年三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其中明确了2009年我国在财政上一系列具有指向性的政策方针。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方案。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国家及国际经济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全球经济大滑坡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要高调上扬的决心与信心,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大国责任心。
一、财政方针目标定位准确适时合理,促进了经济与民生的稳定与发展
1、根据国家政体指定的偏向民生的财政政策,收到了“保稳定、促增长”的双重目标。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体结构,就注定了所有的财政方针的最终获利目标定位为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大潮时,没有出现过的经济现象、未发生过的经济问题都不断涌现。国家通过不断优化经济战略结构、制定适时适应的经济政策,解决了譬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些在计划经济中不会出现的经济问题。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社会的关注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了就业、医疗、教育、养老、旅游等民生和社会失业问题上,国家的财政政策自然相应的向这方面进行大幅度偏移。从GDP、GNP等相应的指数数据上可以看出国家的收入在不断上涨,而从居民收入水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不断增长的趋势得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在稳步提高的。2008年二月开始,结构性价格调整所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渐加大,国家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在积极地使用金融工具的同时,加大调整财政投入来扩大供给,使得物价稳定回落,经济平稳增长。
2、相机抉择的财政方针运用合理,审时度势。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积极地财政政策,通过大规模的发行公债实现了公共收入的大幅增长。2003年GNP增长率高达9.1%;自2005年起,推行了“双稳健”的政策,从“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四个方面考虑,通过国家减少发行长期国债,转扩大需求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手段,确保了国家与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2008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低糜,国家为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重新推行积极地财政政策,通过投入拉动内需、保证民生等方式,保证国家平稳的渡过这段寒潮期,并逆势上扬。可以看出国家对财政工具的选择使用既慎重又灵活,而且能够准确的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的波动和走势,主动地通过调整税收和公共支出方向结构等方式,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方针目的的实现,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
3、在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经济生命力。我国虽然进入资本运行市场中的时间不长,对一些经济问题的处理还缺乏实践经验,但是,在面对这些纷繁的问题时,国家总会及时的出台相应的针对性强的财政方针。如我国在应对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物价指数(CPI)的不正常上涨,通过规范市场运行,不断打压经济泡沫,多次调整证券交易税费、再贴现率、变动利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逐步使物价回落。而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已经影响到了其他产业的正常运行,国家为了控制炒房和囤房、降温房地产行业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包括购房实名制和不允许以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4、注重营造市场经济运行氛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更人性化。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开始,就注重了两种经济模式的不同运行氛围和对国民的影响,慢慢的纠正了在转型初期涌现出的如诚信危机、信息披露不对等、不尊重个人财产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国家在采用新的财政政策时,会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证和预先通告,尽量全面市场信息。例如国家在规范证券市场打压证券经济泡沫时所出击的一系列“组合拳”,多次对一些不理性的投资人进行了规劝、提示以及风险分析,注重了个体经济人在市场投资上可以理性承担的责任。国家通过政策改革,不断的调整税费,达到了结构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目标。而进来对全国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税费调整就是取消了与数亿农民切身相关的农业税和不断的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还利于民的不断尝试,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既提高了总体的生活水平,又扩大了国内需求,一举两得。
二、财政方针的执行效果不甚理想,倾斜性滞后性明显
1、对市场经济规律及经济运行环境的把握上,不够全面。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1年的历程,可以说我们国家是在不断前进,也是在不断探索一条从未走过的路子,既没有固定的模式又没有经验可谈。一些财政政策的目标、方向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可行的,但是运行起来却有诸多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认识不到位。市场是个一直在运行的动态机制,这就要求它的理论体系也是动态的。而现行的一些财政政策在执行上所取得的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对以下的两个方面的把握有偏差。
(1)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使得财政政策的切入点不好准确把握。由于我国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根本上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完全计划经济的。这就造成了政策在制定上的明显边界线痕迹,既想大程度的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强力刺激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又加上了很多的条框限制。所以应该在不断形成和完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上下工夫。
(2)忽略了民众的消费观念和预期消费能力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把主要的精力集中放在了市场运行是否合理合规上,而对作为经济个体的个人消费行为的整体力量对经济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如我国去年在压制证券市场过热势头时,所颁布的一些“组合拳”,都在短期内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很快便被飞升的大盘指数给淹没了。如果不能引导好民众预期消费期望的话,只会是将财政政策扔进“人民战争”的海洋。
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只注重了经济层面的转型而忽视了国民在意识层面的接轨。现今在国家各个层面的中坚人才力量都是经历过计划经济的,而改革开放从31年前逐步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但对思想意识的转变却远远的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脚步。应该在注重营造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的氛围角度出发,培养民众的经济理性。
2、倾向性财政政策的导向性明显,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财政政策方针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法规性文件,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但是这种导向作用应该在一定的影响力下存在,不能超过这个影响的额度而反作用于经济本身,从而造成财政方针的负面效应。而我国改革开放到现在所采取的财政方针,由于导向作用的过剩惯性而导致的负面影响主要又以下两点。
(1)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从这次东南沿海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受损最严重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不足、依赖外资及海外市场严重,同时对自身制造业在产业链的定位也有问题。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房地产及土木工程等行业的过热发展和2007年开始的以股市为牵头的金融资产市场的火爆,吸收了各个方面的投资资金,包括较为整块的制造业投资;另一方面,对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绝大份额的制造业没有放长眼光去督促转型,去占据能够获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这些都与我国一开始的一些为了能够迅速见成效而忽视正确引导和分配资金比例流向的财政方针,是密不可分的。造成了现在要从世界工厂的人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尾大不掉的现状。在面对加工成本增加和海外需求缩水的双重打击下,只能主动停产或是被海外销售公司无情的抛弃。
(2)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我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倾斜性财政方针策略虽然迅速扩大了GDP数值,加速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占据了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国家28.1%的人口的中部地区,在国家的经济板块中越来越“边缘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列全国最低的现象。面对东南沿海的先一步发展优势,西部大开发热潮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这种大背景,国家这才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但是现在发力如何之难?长期的政策底谷,一方面打击了当地民众就业及创业信心,造成了中部地区的人才及劳动力的流失;另一方面,长年的国家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不仅造成了基础设施的缺乏,缺少迅速吸收投资的氛围,而且当地资金被原有的经济热区所吸引,回撤不易。而由财政政策导致的投资资本的高差坡度,使得资金流动起来的速度回更快,更难以驾驭。
3、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大,作用效率大打折扣。所有的财政政策都有政策的滞后性和缓释性,这与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流畅性有关,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关。美国的货币政策滞后性为6—18个月,而我国的货币政策时间的滞后性为7—24个月。从数据上看,我国的财政政策滞后时间尚可,但是如果从对经济现象的预测、发现、制定对策直到政策发挥效用整个过程加以贯之的话,就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如我国自1993年宏观经济紧缩、到以低膨胀率的软着陆、再到“双积极”的出台、直到现在“双稳健”的实施,都是在被总体的经济环境牵着走,而且每每的财政政策的出台都是在经济问题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形势产生极大不良影响后,才缓慢出台,并且每项需要废止的财政方针政策,都会有一个刹车式的效果实现的惯性,对新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产生消极的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预测估计能力不足;二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成熟,导致财政方针作用效应受制度的影响大。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三点建议
1、广泛的吸收意见,正确估计民众投资意向对经济的影响。由我国经济模式的特有性所产生的经济人的投资心理也应该具有其特殊性,从投资理财科学角度考虑的话,应尽快形成针对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氛围下的“民众投资心理学”。而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制定政策方针前所召开的听证规模应扩大,要有普遍性的统计数据,可以将广布的互联网络利用起来进行听证。弄清作为广大经济个体的民众到底需要什么、意向指向何处、接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财政政策方针更顺利的下达实施,而且符合民众意愿,以人为本。而各类大型网站上可以设立更多的讨论更全面的经济论坛,从国家的角度去进行支持百家争鸣,广泛收集民间意见和听取争辩,为国家经济职能部门平添无数个工作在各个经济部位、环节上的耳目,提供更多的第一手信息。
2、加大对经济大国经济动向和各种经济现象的监视、分析的力度,加强预测经济走向的能力。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大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可能会把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拖入到泥潭中。也就是说,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身在同一个经济链条上的各个国家都要为可能不是自身问题的问题来承担后果。而正如“蝴蝶效应”所描述的那样,这次次贷危机的原因简单的也许只是从某个人的失业还不起房贷开始的。而应对经济问题时,越快的反应速度就越能为下一步的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赢得宝贵时间,把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在环节消耗上的时间缩短。我国对各个大的经济国家及群体都有相应的监视机构,但是力度不够,而且缺乏分析和预测能力及机制。首先,要建立多方位收集国内外经济动向咨讯的机构。可以依存于现有的我国驻海内外的各类媒体机构收集信息,然后专职机构可以通过构建大型的信息交流平台进行收集。国家可以通过考量媒体贡献予以资金上的补贴,因为只有真实及时的信息才能保证预测的有效性,从而降低国家经济风险。其次,要对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及推导。广泛吸收大众舆论及专家学者看法,从不同角度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分析出对我国下步经济走向可能的影响就达到了为科学预测节省时间的目的。如监控、分析及预测功能的成本为“1”的话,那么所带来的对经济风险的控制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3、以经济危机为契机,向“注重公平,兼顾效率”转型。自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来,对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就不曾停息。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越来越多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明了国家对现在的一些只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的现象而导致诸多问题的态度。不能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的增长方式符合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战略方针,也达到了非均衡性增长的目的,将我国的生产总值不断的推升。但是也产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以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一个契机短时间的改变一下战略发展的着眼点为“注重公平,兼顾效率”。原因有两点:一是逆势的快速增长需要付出的成本加倍,不能达到“效率优先”的考虑。身处全球性的经济寒潮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把握好,就要考虑成本问题。我国有信息也有实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必要任然“保8”的快速增长。环境的恶劣肯定会使步伐更为艰难,同样的增长速度所要付出的资金、人力、环境会以加倍的形势进行消耗。应该将主要力量放在国内的完善公共事业、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贫富差距上。弃难从易,以低成本换取高收益,其实这也是一种效率的体现。二是树立民众信心。从去年的大盘跳水开始,民众的投资信心倍受打击,而长篇累牍的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渲染也使得人心惶惶。而占国民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承受了更多的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既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要加大对社会公平的投入,就要使民众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广大民众度过困难期的信心。而信心形成后,投资热情的调渡和居民消费预期的回暖,也会使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步伐更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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