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的缺陷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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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它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和农村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来的，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规范农村分配关系从安徽省及全国其他试点地区情况看，本次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减轻农民负担、规范税费管理体制、稳定税负水平、简化征税方式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旧体制因素政策设计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因此改革过程中引发了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运转困难，农村中小学经费得不到保障，农村公益事业难以为继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和对当前改革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农村税费改革将很难持续，且农民负担客观上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对此应高度重视，因为类似现象曾在中国历史上多次重演，即每一次税费改革在短暂减少税费之后不久，各种税费问题又回潮，并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从而导致所谓的“黄宗羲定律”。

要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跳出“黄宗羲定律”，必须从源头着手，改革原有的制度安排，实施制度创新。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性缺陷

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1）通过取消三提五统、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可以简称为费改税；（2）通过中央和各级政府配套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政缺口；（3）村内兴办各种其他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要资金，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一改革无疑具有积极与深远的意义，税改之后，农民负担平均水平确实有所降低。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其所存在的以下问题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1税费改革目的具有单一性和短期性。减轻农民负担是此次税改的根本目标，其他各种配套改革都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展开的。然而，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只是问题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农村劳动力回流，乡镇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业收入基本停滞，收入的地区差距十分巨大。税费改革必须以当前的形势为背景，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改变税收累退性的格局，更要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要素流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作为基本目标。仅仅将“费”改为“税”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

2税费改革政策设计缺乏系统性。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偏向的财政体制导致农村公共事业经费严重短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乡镇机构行政管理费用膨胀；不完善的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以下政府财力入不敷出；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使农业生产规模不经济等等。因此，单纯依靠财税体制的行政性调整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改革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土地制度、分配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劳动就业体制、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基层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与制度创新。但现实则不然，本次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设计明显滞后，缺乏系统性，经常是出现问题后再去寻找解决方法，致使农村税费改革进展缓慢，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效果不尽如人意。

3新的税制设计没有充分考虑、甚至是忽视了农民负担的累退性越来越强是构成农民负担问题的主要原因，却把农民负担问题看成是一个降低平均税负水平的问题，造成新的税负不平等。由于农村新税制在取消各种收费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税税率，但收入较低者在收入结构方面以农业收入为主，因此这部分农户更容易受新税制提高农业税率的负面影响。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基本上类似人头税，农民的负担大体上是“人田各半”。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摊丁入亩”的倾向，即税费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税随地走”。这就使“离土离乡”、“离土不离乡”的那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负担明显减轻，而“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特别是种田大户的负担加重，即所谓“多种地、多负担、多吃亏”。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改革后农民税负比改革前增加的情况。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新农税设计方面的缺陷，加剧了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的累退性质，成为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制度原因。这在客观上又鼓励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内在地推动了农民的“抛荒”现象。

4税改强调了减少税负的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并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充足、高效的融资渠道。农村税费改革在规范县乡财政收支结构、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县乡财政套上了“紧箍咒”，使得县乡财政供给地方公共产品的能力大大减弱。从试点地区税费改革的实践结果看，本次税改并没有充分考虑基层政府的利益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普遍存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反而加大，乡村债务化解更加困难，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趋于尖锐化，农村基层政权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所制定的改革政策和策略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对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制度方面的可操作的保障措施。这也成为2001年税费改革扩大试点不得不暂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

在关于财税体制与农民税负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往往将财税体制的缺陷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而没有分析其形成的深层根源。目前中国的五级政府在财政职能分配上有一个明显异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即越低级的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越沉重。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财权的不断上移和事权的不断下移，县乡财政面临越来越大的收支平衡压力，并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弱化和农民负担累年加重的重要制度原因。仅仅将“费”改为“税”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尖锐化。因此，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长期稳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税费制度和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能转换

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面临严重困难。从表面上看，地方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困难似乎是农村税费改革直接造成的，但从深层次上看，恰恰反映了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状况。县乡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的弊端是导致其运转困难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将农村税费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积极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因此，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试行精简政府级次，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譬如可以将乡级政府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将地级政府定位为省的派出机构，以求大量精简非必要的机构和人员。这样，我国政府级次能够得到有效精简，职责也较易廓清，有利于减少行政运转经费，减轻公众负担。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1）调整税费改革的目标，建立税费改革的前期、中期和远期三级目标体系。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税费改革的前期目标或当前目标，从各地税费改革的实践看已初步实现；税费改革的中期目标是对前期改革的成果进行巩固，对改革措施进行完善，对改革经验进行总结，建立税改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机制，这一目标大约需要2-3年；税费改革的远期目标即最高目标是在我国最终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这一制度应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到2010年这种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应初步建立起来。建立税费改革的中长期动态目标体系，一方面可以避免政策实施的短期效应，从根本上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不至于使税费改革游离于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系统之外，使之成为规范农村利益分配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制度。

（2）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税，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收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导致农业部门和农业从业人员的边际税率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负担的根源，激励农业生产要素流向税负更轻的非农产业。现行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甚至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和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既是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税费改革的方向。

（3）完善征管措施，规范征管行为。现行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但就目前现实而言，统一城乡税制、均等化税负的设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征管，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建立税改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机制。一是对税改中所造成的计税土地不实、计税常产过高、计税价格过高等问题积极加以纠正。二是建立规范的征管制度，实行纳税通知制度、纳税登记制度、纳税公示制度、纳税期限制度、完税凭证制度等，对违反制度的事和人应建立惩罚机制。三是应规范征管行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对所征税费应实行归口管理，杜绝一切变相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税费改革通过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使农民较大幅度减轻负担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其他利益主体受损。一方面，县乡财政增长无望，平衡困难。另一方面，县乡财政支出却呈刚性增长的态势。近几年，国家关于财政支付人员的工资增长和福利改善的政策不断出台，客观上加大了财政平衡的难度。这一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减轻农民负担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例如义务教育的外溢性极强，很多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农村贫困落后的环境背景，进入发达省市就业生活，使得地方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成本却无法获取相应的教育收益。而农村税费改革后，由于取消了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切断了县乡政府教育经费的筹资渠道，财政压力剧增，使得本已脆弱的义务教育更是难以为继。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极大的责任，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是解决农村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和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及由此引起的农村税费制度的不公平。农村税费改革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