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P的财政收入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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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基本内容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通过财力分配中的收支与政策，以行使公共权力的形式履行政府的职能!’l。公共财政通过对财政资源优化配置，构建与国民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财政体系。

在实践中，公共财政表现为一种收支关系。人们对于财政支出过于关注而忽视财政收人，因此，对财政收人的深入研究，不仅对建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起到巩固作用，也对推动解决财政收人困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财政收入与gdp、CPI相关分析

GDP与CPI两项指标历年变动情况无疑对财政收人产生巨大影响。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跨时代的新阶段。本文采用1992一2009年数据对财政收人与GDP、CPI进行相关分析。

(一)财政收入与GDP增速分析

发展中国家财政的目标或目的就是整个经济政策的目标，即经济增长、对内与对外稳定，以及实现收入和财富的适当分配121。财政收人的高低受同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政策等影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又称为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它综合反映出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占有和支配界界、、一又又~一万/、、班班戒~一一’~叹‘、户卜才...一/.{_手、、，，，’，，、州卜味护一冲一月月尸~令一~.”””........…111...

图11992一2009年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率比较图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年度数据，GDP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笔者据之计算得到比例的社会资源的关系l3]。过高则会加重国民和社会的负担，影响国民收人初次分配，挫伤国民生产、消费的积极性，抑制经济的良性运行;反之，不利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和“再分配更加公平”的需要;因此，财政收人与GDP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图l可以看出，一是在1992一2009年间，GDP总体增长保持在适度范围。全国GDP增长率平均速度为9.81%(可比价格计算)，其中，最高GDP年增长率为1992年的14.2%，最低为1999年的7.1%;二是财政收入逐年快速增长。2009年财政收人是1992年的19.66倍，年平均增长铭.76%，特别是1993年以来增速加快且均高于GDP平均增速水平，两者差距最大的是在2007年21个百分点;三是财政收人占GDP比重呈逐年增长趋势。从1992年的13.ro%提高到2009年的20.42%，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人占GDP比重逐年增长，国民财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四是从1995一2001年间，财政收人占GDP比重越大，GDP增长率越低。1995年财政收人占GDP比重10.7%，此后逐年增长，2001年达到16.8%，但GDP增长率却由1995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7.3%。

在此期间，GDP增长率最高值为1995年的10.2%，最低值为1999年的7.1%。

中国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GDP增长缓慢、公共财政“高收入、高福利”、国民个人收入逐年增长相比，呈GDP高速增长、公共财政“高收人、低福利”、国民个人收人增长缓慢。因此，需要降低财政收人(主要是减税)，发挥税收乘数效应，即增加政府税收可以压缩总需求，减少国民收人，相反，减少政府税收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国民收人141。在现实中的反映为降低1元财政收人，则增加5元国民收人;反之，增加1元财政收人，则减少5元的国民收人。

(二)财政收入与CPI增速分析

一般来说，CPI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体现消费价格走势，最终反映国民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它受市场价格、货币政策与国际传导等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率攀升，则次年财政收入则相应提升，结果是国家受益，个人受损。具体表现如图2所不。

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8年起，中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各年度波动较小，呈逐年下降的总趋势。一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CPI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最高为1994年的24.1，最低为1999年的一1.4;二是财政收人增速过快对通货膨胀率上涨起到间接推动。从CPI超过3%(为通货膨胀，大于5%则为严重通货膨胀)的年份为1992一1996、2004、2007和2008来看，这往往也是财政收人增长较快的年份，特别是2007年达到了32.4%(其中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收人1749亿元，增收731.83亿元，同比增长38.4%);三是财政收人增长对CPI上涨的滞后性。财政收入增长率过快，则次年CPI则会相应上涨，如1993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4.8%，1994年CPI上涨为24.1，同比增长9.4%。再如2007年财政收人比上年增长32.4%，2008年CPI上涨为5.9，同比增长1.1%。简言之，我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人到达90%以上，由于资本利得中因通货膨胀而带来的部分要纳税，所以，实际税收负担取决于通货膨胀率阎。因此必须对由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税负进行减税。

二、财政收入困境分析

2009年我国国家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三位，如今，超越日本经济发展指日可待。据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继续位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由于分税制、企业利润、对外贸易发展和资源环境与土地价值提高等因素逐年增长l6]，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

(一)价值取向困境:“国富民富”与“民富国富”国家财政收人增速高于GDP增速逐年增长，由1992年3483.4亿元增长到2009年68477亿元。我国经济发展历年强调GDP指标，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自然以“国富民富”为价值取向。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人在世界纳人排名的209个国家中排名132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居于第四位次。概而言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的GDP维持在9%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数据显示，国企员工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但他们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50%。国家财政收人过高和国企人员收人过高导致“国富民未富”。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国家手中的财力是必要的，但国家不能把老百姓应得的财富集聚到自己手中阴。因此，树立“民富国富”的价值取向，即只有民富优先，国富才能真正实现。具体表现为“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标准，以有利于公共利益、长远利益为价值导向。最终在“民富”的前提上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富强。

(二)现实选择困境:“增加财政收入”与“贫富差距扩大”

一般而言，许多财政政策在现实转化为增加税收，税收的缴纳时为非自愿的，税收和政府服务之间也没有一般的交换关系l8]。虽然稳健的财政收人增加保障了公共需要，满足了国民基本需求和利益。但财政收入“蛋糕越做越大”而主要职能却未能实现，即贫富差距却相对没有减小。本文主要从财政收人“源头”分析其困境，用财政收人增长速度(△F)与GDP增长速度(△GDP)之比等于财政收人弹性系数来分析其内在关系。其中，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有利财政收人增长速度快;反之相反;等于1，则表示同步增长的均衡状态。

从图3可以看出，在1992一2009年间，中国财政收入整体发展不平衡，总体大致呈“上升一下降一再上升”趋势。在此18年间，最高财政收入弹性系数为1999年的3.35，最低为1992年的0.45。从1996年后，财政收人年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当年价格)，总体呈平缓上升趋势。由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政调控增强等原因，从1996年起，除2004、2008年之外，其余年份财政收人弹性系数均大于1，即全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财政政策利于财政收人的增长。2009年财政收入是1992年的19.66倍，所以财政收人从2001年后有下降趋势，并逐步缩小财政收人增速与GDP增速的差距，但前者增速适度高于后者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财政收人增速过高，它加剧了国家财富的聚集。

在国民财富既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个人财富相对减少，同时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具体表现为:首先，群体收人差距，2010年据九三学社中央统计，我国收人最低群体与收人最高群体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扩大到2007年的23倍;其次，城乡收人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为18858元，是1992年2026.6元的9.3倍;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为5153元，是1992年784元的6.58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人增长缓慢，而城镇和乡村之间本身的差距也在拉大。据农业部的数据表明，2009年城乡居民收人比由2008年的3.31:1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扩大到12022元。中国社科院4月的一份报告中预测，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将进一步扩大至3.35:1。农村内部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仍有4007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这还不包括城镇之间，乡村之间本身的巨大差距;再次，区域收人差异，2009年《中国经济周刊》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上海排名第一，内蒙古最后。排名靠前的多为东部省份，排名最后的多为中西部省份。这一困境直接导致“公平、正义”目标难以实现，造成低收人者社会意识上的“仇富现象”。这必然降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形成收人分配格局的“断层”结构。

总之，随着财政支出逐年不断提高，其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财政支出过大导致长期赤字，最终仍要通过税收等方式来偿还[9I。所以，财政支出攀升客观要求更大的财政收入，并陷入“膨胀—膨胀—再膨胀”的怪圈，这一膨胀的趋势不容忽视。可以预见的是，财政收人的上升趋势，将会涉及到一系列诸如财政收入纳人公共预算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更为广泛的公开与接受公民监督等问题。与此同时，对财政收人的额度标准、规模大小、收人方式与财政支出的均衡关系(既不是收人过于大于支出，也不是支出过于大于收人，而是“以支定收”)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性方案，从而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将是解决当代财政收人困境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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