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负区域性分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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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税收政策在缩小地区贫富差距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针对现有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应当及时纠正向东部地区过度倾斜的累退性导向，以实现地区范畴上的公平对待，并避免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出现各地争设各类开发区、园区的风潮。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差异，应积极推动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实现产业优化和升级，以自动调整区域税负分布状况。此外，消费行为及其结构也会在微观层面对税负分布及归宿产生影响。对区域性因素的扰动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税负分布格局的合理化。

[关键词]税收负担；区域归宿；优惠政策；产业结构；消费者行为

一、我国税负区域性分布概况

通常，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是被用来衡量宏观税收负担大小的一项主要指标，并以此在地区间和国际间进行比较。如果以各地区税收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这一指标为基础来考察，一个力求实现区域宏观税负公平的税制体系，应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累进性。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税收占GDP的比重越大。而且，这种税负差异程度应当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区际经济水平(贫富)差异相适应。本文将首先以此对我国区域性税负总体状况作一简单概括。以下分析采用国家统计部门关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概念及地区分类，以保持统计描述口径的一致。

按照东、中、西部的经济带划分，以2004年为例，三大经济区域平均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7.83％、5.58％和7.19％。尽管从趋势上看，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的格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GDP总量中占到58.38％的东部地区，其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比西部地区高出个0.64个百分点，占到近1／4GDP总量的中部地区该项指标甚至低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权重只有16.9％。就此而言，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税负分布存在失衡现象，在西部地区反映更为严重。

二、影响我国区域性税负归宿的宏观政策分析

从税收纵向公平的原则出发，税收政策体现在区域负担方面的作用应当是以缩小地区间差异为主，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累进性并未得到显著体现，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累退。造成区域税负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配合“梯度推进”和“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减税、免税优惠政策。由于很多税收优惠政策按地区设置，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中、西部城市群发展失衡。在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的过程中，已先后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四大城市群。而这四大城市群主体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所产生的辐射作用很有限。因此，倾斜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东部发达区域与中西部欠发达区域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投资收益率差距，从而加剧了区域间资源流动的失衡。

此外，由于我国近年来致力于引进外资，涉及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明显多于内资企业，而外资企业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94年税改之后，外资企业仍享有包括优惠税率、两免三减半、再投资退税在内的多项“超国民待遇”。由于外资企业的地域分布特点，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引起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宏观税负归宿分配的区域不合理现象。值得指出的是，今年两会期间，企业所得税法的修订获得高票通过，内、外资两种类型企业将实行税率为25％的同一企业所得税标准，最早将于2008年开始实施，这无疑将有效地对此类税负地区归宿失衡现象起到积极的纠正作用。

由此可见，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无论从政策规定方面，还是在执行结果上，都强化了东部地区的政策优势，从而出现东部地区在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同时，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并未同比提高的现象，因此而产生的税负分布区域性不均衡，则使得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2．区域性产业结构差异。不可否认，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也是造成税负区域分布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发达地区相比，以资源初级开发利用为主体的经济以及粗放型发展方式，是西部乃至中部地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特殊的地理、自然以及社会条件的长期影响作用下，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以农业和能源、矿产采掘等资源初级加工为主体，以部分机械、电子工业和以烟酒等为重点的农产品加工业为次主体的独特产业结构。

由于经济构成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使得部分税种的税负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首先，以增值额为计税基础的增值税作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应当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根据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东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增幅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然而增值税在其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差异没有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结构中，东部地区是占有一定优势的。由于现行增值税只允许在销售收入中扣除原材料等劳动对象的价值，而对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进项税额不予抵扣，这样就使得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的税负高于有机构成较低的轻工业。而如前所述，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业生产力布局是：中西部地区偏重于基础材料、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而东部地区以轻工业为主。显然，生产型增值税的税负倾向于由中西部地区承担。

这种区域型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税负差异，在资源税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资源税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东部地区平均高出1倍多。这一方面体现出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特有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水平，仍依赖于低附加值产业。需要注意的是，山西、江西、黑龙江、内蒙古、陕西、青海等是近两年增长率提高较快的省份，因为这些地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随着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西部地区会出现资源拉动型的快速增长，从而提高其地区生产总值。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国有企业税负偏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性税负差异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而所贡献的税收却增长缓慢。尽管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亏损面扩大的趋势仍然存在，但其承担半数以上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仍被保持着。在我国经济布局中，产业乃至企业的设置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中西部地区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而东部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比重则明显偏高。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负不公的现象，也进一步加重了东部地区低而中西部地区高的区域税负分布失衡状况。

三、我国区域性税负归宿的微观分析——基于消费结构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影响区域税负差异的政策因素，实际上，个体消费者及其消费行为也会在微观层面对税负分布及归宿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他们处在转嫁链条的末端，对于商品服务类课税尤为如此。除了收入和价格以及相应的弹性状况会成为决定居民消费行为，进而作用于商品课税税负归宿分布的主要变量之外，就现实经济情况而言，区域性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测度出区域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税负分布的区域性说明，无疑将是有益的。然而，通常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中，区域因素都是归人扰动项的潜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资料相结合的PanelData模型，以使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变得可以识别。根据2004年和2003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资料，可以就七大类商品的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建立消费支出模型矩阵方程组：Yitk=ak+bkxu+zik+uitk，其中：i=1，2，…，31；t=1，2；k=1，2，…，7，分别代表七大类商品。Yitk,表示某地区i的城镇居民家庭t年的人均第k类商品消费支出矩阵，xit则表示某地区i的城镇居民家庭在第t年的可支配收入，zik代表区域性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矩阵，

令Yikxi、uik分别表示地区i的关于第k类商品Y、x和u在时间上的均值，Yik、x1、utk则分别表示在t年关于第k类商品各地区Y、x和u的均值。整理可得区域性影响的矩阵表达式为：zik=Yik-Y-bk(xi-X)

从模型计算及其检验结果看，除了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商品支出模型拟合优度稍差以外，其他各项均表现出较好的拟合优度。处于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其消费行为的确受到区域性因素影响，而且部分省区一些大类商品影响程度显著，区域性影响zi值如下表所示。结果显示，从食品类支出区域性差异状况来说，东部地区总体比中西部地区更为重视食品类消费，上海、广东、福建、重庆等地表现出较高的z。值；而河北、山西、山东、黑龙江、吉林、河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食品支出的zi为较低负值。由此可见，区域性因素与地域消费习惯和传统习俗密切相关。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注重食品类消费，其基础是对食品消费结构及质量不断升级的需求，也是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表现。如果单纯从恩格尔系数分析，则可能会得出与其实际生活水平相悖的结论。从税负归宿的社会学角度看，由于各地区对食品类商品消费份额的不同，也会在消费者一方形成相应的税负分布格局。而且这种因区域性影响因素产生的税负，在非流动性或流动性受限的情况下，将很难在不同地区间转嫁。

就衣着类商品支出区域影响值zi而言，东部地区中的大多数省份均小于零，而中部、西部两大区域中的大多数省份为正。仔细观察计算结果，可以进一步发现，该项区域性影响指标还表现出较强的南北差异，地理位置上处于西北、东北的省份zi均大于零，而南方大多数省份zi值为负。由于受到地理条件、气候、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北方地区的城镇居民对衣着类消费有着更强的需求，从而在消费者所承担的一方形成税负分布的南北差异。而医疗保健类商品消费支出也体现出了类似的趋势。

对于居住类商品消费，zi值较高的地区为天津、上海、北京和广东，这显然与其身为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有关，要素的不断集聚无疑加强了居住类消费需求。因此，区域性影响与其房价的不断攀升呈现一致趋势。就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区域性影响而言，中部地区的省份(除了湖南之外)均表现出对该项消费较低的需求，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差异并不大。

从交通和通讯类商品来看，西部地区各省份表现出较强的需求。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各省份大多地处高原，山区众多，地域辽阔，交通及通讯条件有限且成本较高，对此类商品消费的高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因素决定的。

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区域影响方面，观察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总体情况，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而有趣的是，不同区域的文化中心的zi值均比较高，例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

此外，西藏地区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其食品类、衣着类、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的zi值均为全国各地区中最高，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zi值为全国最低。这种特征显然与其常年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地理条件及民族习惯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从区域角度来说，对不同大类商品课税在上述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从而会造成与之相关的税负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四、改善区域性税负归宿不均衡状况的几点建议

首先，针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应采取到期后不再延长、不再批准新设等措施，逐步缩小优惠的特定区域范围，以实现地区范畴上的公平对待。不可否认，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在带动特区、开发区等地经济快速起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间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日益凸显。显然，主要适用于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带有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特征，间接造成了上述区域发展失衡格局的形成。如果继续保持下去，则会引起不同地区之间变相的恶性税收竞争及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下，应当对这种累退性的导向政策予以及时纠正，以避免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出现各地争设新区、开发区、各类园区的新风潮，促使各地切实通过增强自身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来集聚资本、人力等关键要素，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依赖于税收方面的简单出让，以此来为东、中、西部各大经济区域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空间。同时，应当尽快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法案的落实，在对环保型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适当保持一定优惠的同时，对污染严重、技术落后、以牺牲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代价的低效产业，应当坚决取消税收优惠支持，甚至课以重税。

其次，区域性税收政策的作用范围应充分考虑内资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如前所述，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应当力求在解决税负分布区域失衡问题的同时，促使各地实现产业优化和升级。例如，在东北三省消费型增值税试点的基础上，一方面应尽快将增值税改革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以免出现新的区域税负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则应帮助老工业基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过度依靠资源采掘的中西部地区，应在尽可能降低其资源税比重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打好产业更新换代的基础，谋求可持续性发展；而对于不断出现的新经济体和经济形式，应当及时将其纳入税收政策的管理范围，使税负分布格局能正确反映各经济形式在新时期的发展状况及贡献。

此外，为了全面考虑税收负担格局的公平状况，在对相关税收政策进行制定或调整时，应当重视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行为的微观层面研究，从而更好地掌握商品消费类课税的区域分布特征。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区域性影响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处于税负承担末端的消费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区域性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往往隐藏在政策背后不易察觉。因此，在对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等大类商品及服务消费项目进行课税时，需要更深入地分析因所属地域不同而形成消费需求特征及消费行为差异，因为与上述大类商品消费行为相关的总体居民税收负担也会在区域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相应的分布格局。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差异显著，而且民族众多、传统文化习俗多样。如果对不同地区的消费特征有所认识和了解，则在所涉及到的税收政策制定调整过程中，就能够将区域性因素的扰动纳入影响变量范畴，从而更好地从社会学角度预测和把握税负的承担状况，从而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税收负担分布格局的均衡化、合理化，为公平原则的真正实现提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