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减免农业税看乡级财政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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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一直被作为重中之重在狠抓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较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为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羽翼。

2005年的“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从今年起，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笔者对这项政策十分赞同，但对于随后传出的消息就感到不可理解了，多家媒体都刊出了这样的报道：《中国22省份宣布免征农业税，全面取消将提前实现》。在这里，笔者再次看到了中国人盲目的争强好胜和急功近利。

全面免除农业税对乡级财政的波及简直可说是负面影响，这是很难处理好，也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非农经济发达的江浙沿海地区，免征农业税还不会引起较大冲击，但是对河南、安徽这样欠发达农业大省来说，咬下这块硬骨头本就不容易，现在还要一口吞下个胖子，实在是做得太过陡然了。此外，是否减免了农业税，就会如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农民自然增收，效果也会立竿见影”，还有待事实来说话。

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农村种地？穷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农村太落后，基础建设太差了。一个农民，就算种地种成了百万富翁，如果还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走“村口那条村里人祖祖辈辈都从那里走过”的泥泞小路，财富又有何意义？员之家版权所有

这些设施建设要靠谁来做？当然是乡镇政府。然而，“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集体逃荒。”当前我国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真实写照可是这样的呀！

“集体逃荒”，可想而知乡级财政是怎样惨不忍睹的状况。

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多数乡镇都盲目上马了一批乡镇企业，到头来赔本的十有八九，乡级财政由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外债，只有靠贷款还债，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有些债务迄今尚未还清。此外，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各种税收指标是层层下达的。省里完成不了就加到市里，市里完成不了就加到县里，但是加到乡镇的时候，已经到底了，再往后退就是农民群众，总不能将税收指标加到老百姓头上去吧？而此时乡镇承担的是超额的税收任务，完不成的话只好举债，用贷款来交税。

举债渡日，几乎是目前我国近半乡镇赖以运转的方式。

就说想修条路吧，首先要求爹爹告奶奶的到处批条子，土地局、公路局……吃吃请请，请请吃吃，谁也漏不得。好容易获得权限了，又得到处筹集资金。上级财政那儿好不容易讨来点，下面村里掏钱解决点，农民群众觉悟高再赞助点，余下的缺口就只有靠贷款了。

在我国，农业税是农业大省财政的主要来源。安徽霍邱县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的32.82%来自农业税收。在部分乡镇，这个比例高达50%。仅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减免农业税对县乡财政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安徽省决定从2005年起全面停征农业税，就好像在财政上突然砍出一个巨大的缺口，用什么来弥补呢？虽然全省从去年初就开始了财政体制改革，但是收效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必然会被省、市、县层层截流，最后真正划归到乡级财政的，又有谁能说清究竟还剩多少？前些天听说有专家提出，中央对农业税补助的转移支付应绕开省、市和县，直接面对乡镇，笔者认为是个不错的提议，虽然操作起来未必简单，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每分钱都用到了必要的地方。

说到此处，笔者不得不提一个不吐不快的问题。这些年媒体报道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农民身上，对直接面对农民的乡镇政权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张口闭口就是“老百姓如何如何，干部如何如何”，好像乡镇工作者都不是老百姓，而是旧中国的地主似的。他们是多大的干部吗？他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也要养家糊口。他们在基层苦干个七八年，才能升到小小的科干。只是因为他们站在了政府接触农民的前沿，于是所有的矛盾都汇集在了他们的身上。

笔者经常在媒体上看到《6任乡长拖欠债务12年》这样的报道，无一例外提出的都只有指责。试问这些媒体对实际问题到底进行了多深入的调查？欠债还钱固然天经地义，但在财政连政府的正常运转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让乡镇拿什么来还债？难不成要把职工都赶到大街上然后卖了办公楼？又或者集体卖血？！在笔者比较熟悉的安徽省某乡，乡政府仅能保证职工的基本工资能按时足额发放，至于其余的三成左右，只能到年终时向企业借贷来发放。

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待遇低下，乡镇工作者本身就是个人心特别容易动摇的群体，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基层政权一旦动摇，于我国而言，无异于大厦将倾。如果能对乡镇机构进行适当精简，将部分工作者调离基层，安排到社会建设需要的其它岗位上，不但能省下大笔开支，使紧崩的乡级财政松口气，也将有利于乡镇政权的稳定。

说到底，处理“三农”问题要求的是“治本”的法子。而现行的很多政策，如农业补助，就是个很浪费的治标之法。多发几十块钱对于农民改善生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还不如将这笔资金集中起来，做几件造福一方的好事。对于农村，要取得经济上的发展，不是将更多的人留在黄土地上劳作就能达到的。对于农民，要提高他们种粮的积极性，不是给他们省下几百元钱就能解决的。对于农业，要想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仅靠“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就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