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巨额储蓄存款利弊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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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储蓄已连续数年高速增长，并于1995年底一举突破三万亿元大关，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热点，再次令金融界和经济学界为之震惊。那么，居民储蓄如此快速增长和巨额居民储蓄的存在对整个经济运行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利是弊？不能不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居民储蓄的变化及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建国到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全国居民储蓄只有几百亿元人民币，1978年全国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1元，按当时的外汇牌价，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一天的工资，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的贫困程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十年改革，1988年人均储蓄存款上升到347元，十年增长了16.5倍，到1995年底，全国人均储蓄存款达到了2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十七年增长了120倍，仅1995年一年，全国居民存款总额就增加了8000亿元，人均增长近700元。我国居民储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明显具有以下原因：

1.改革后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造成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分配情况看，绝大部分年份个人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发展增长率。1995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68元，比1994年同期增长31.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758元，增长了37％，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1％左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是如此，1979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初始结构为：政府部门11.4％，企业部门37％，个人部门50.8％，1994年依次转变为10％、25％和65％。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变化为：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是23.5％、12.1％和64.4％，到1988年，其结构就转变为11.7％、10.8％和77.5％，1994年又成为12％、10％和78％。由以上变化不难看出，除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实惠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即过分向个人倾斜是我国居民增收的重要原因。

2.居民收入的平均化导致了居民消费结构单一和相对集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我国居民收入除个体工商业者、企业承包人、三资企业经理等少数人员外，基本上处于两个档次水平上，一个是城镇居民，另一个是广大农村人员。收入上的统一性造成消费结构的单一性和集中性（消费时间相对集中、消费品种相对集中），在新的消费热点未形成之前，居民收入处于储蓄结构状态，一旦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便一拥而上。由于近年来一直没有形成大的消费热点，这是造成近年来居民储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之一。

3.保值补贴的吸引。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时高时低的通货膨胀运行的，从1988年以来，国家考虑到物价上涨过快因素，采取了保值储蓄，以保护储户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和加强宏观调控，这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居民存款意向，保证了储蓄渠道的畅通，为储蓄总额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4.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投资渠道远不适应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由于股票、期货等投资领域具有风险性，特别是高度投机和过低回报率的存在，使绝大部分居民不敢涉足股票等投资领域。资料显示，到1992年居民持有证券量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9.27％，如果扣除国库券和企业债券，其比例相当低。因此，银行存款便成为近年来我国居民投资的主要选择。

二、居民储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居民储蓄过快增长，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已具有了一定的实力，一方面反映了广大居民在改革中得到的巨大实惠，可以说是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反过来，居民储蓄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和改革带来的影响也是利弊兼之的。

1.巨额储蓄是近期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看，虽然我们提出了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宏伟目标，但由于我国面临着就业压力大、劳动力素质低等多种难题，实现这一目标必然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在条件成熟的部分行业、部门辅之以集约经营。换言之，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近期内不可能靠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经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外延扩大再生产必须以高投入为保障，储蓄的实质就是把闲散的资金通过特定的渠道和方式加以集中并转化为有效投资的过程，从而使这种高投入成为可能，我国居民由节俭消费形成的巨额储蓄，才使这一可能变为现实。纵观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之所以能维持较高的发展速度，与居民储蓄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居民储蓄支持了改革和经济发展，为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2.巨额居民储蓄为深化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普遍由过去的盲目消费、保值消费、跟风消费等变为现在的预期消费、理智消费等。特别是在居民生活得到基本改善和人们普遍安居乐业后，改革将触及深层次矛盾的情况下，居民的预期生活危机意识逐步增强，如住房、医疗、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项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使每个家庭对未来的开支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人们在考虑收入分配时，已开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防患意识。于是，人们便把增加储蓄作为未来需要应付各项不确定开支的有效办法。199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两万户居民储蓄心态问卷调查显示，在居民的储蓄动机中买房建房的占11.5％，为应付子女未来教育费用的占13.5％，为自己准备养老金的占7.3％，防范意外事故的占5.5％。这表明人们对自主安排自己未来生活有了一定心理准备和初步规划，绝大部分家庭开始注意正确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也说明人们对未来改革造成的居民支出增加已有心理预期。这就为未来改革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一是居民这种有针对性的储蓄为将来住房、就业、教育、养老保险等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继而为理顺各种经济关系、深化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二是居民对未来改革的心理预期和为此而采取的储蓄防范措施为我们突破改革难点提供了良好机会。三是居民对改革的难度认识和心理素质的提高为改革中保证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社会环境和心理保障。

3.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改革事实，为未来改革设下了潜在危机。迄今为止，考察我国改革走过的路程，改革带来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城乡居民。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改革，可以使启动伊始的改革获得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也是十九年来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基本动因，更是形成居民巨额储蓄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改革的进程及长远看，这种以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改革难以持续，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难度，触及到深层矛盾时，必然要求居民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付出一定的代价。当人们不但无法从改革中获取逐年大幅度递增的预期收益，而且还需要承担改革成本时，尽管改革的最后受益者还是全国人民，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驱动作用，便会使他们在某一时刻某一方面不再支持改革，甚至会采取抵制行动。这在当前因分配不公、通货膨胀、企业效益下降、职工潜在失业等造成的居民减收等问题，居民在情绪上对改革所持的态度与前几年比较是有所变化的。从我国目前的改革进程看，下一步的改革恰恰是要在触及城乡居民利益的许多方面展开工作，从而使居民不断增支的因素大大增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由于企业因资金短缺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效益下降等，国民收入不但不能继续向个人倾斜，而且还要调整这种分配结构。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虽然对以前的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下一步如何在国民收入恢复正常分配比例，甚至需要广大居民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的背景下，能否继续保证积极而有序的推进改革，无疑是摆在理论界和改革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4.储蓄结构失衡，为经济运行增加了成本。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向个人倾斜，我国的总体储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79年我国总体储蓄结构为：个人23.55％、企业33.65％、政府部门42.8％，到1988年则变为个人62.5％、企业30.5％、政府部门7％，1995年底大概为个人72％、企业23％、政府部门5％，而在同期的美国总体储蓄结构大概平均为个人35％、企业58％、政府部门7％，韩国为个人38％、企业35％、政府部门27％。相比之下，在我国，不论是政府储蓄还是企业储蓄，都显得太低。5％的政府储蓄，这与我国政府所承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任务显然不相称，过低的政府储蓄，无疑是导致财政连年赤字并由此而拉动货币持续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23％的企业储蓄比例，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庞大的国有企业群体来讲，也明显偏低，这是造成国有企业高负债经营和企业间三角债边清边欠的重要原因。企业储蓄下降和负债经营的直接后果就是成本增加、效益下降。实际上，企业储蓄严重短缺已成为我国企业制度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5.“笼中虎”对经济的威胁依然存在。居民储蓄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支持经济建设，也能冲击发育不完善的市场。许多金融界人士把居民巨额储蓄比做“笼中虎”，就在于此。当1991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万亿元大关时，引起了经济界专家们的不少担心，到1994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时，有关人士担心这只巨大的“虎”一旦出笼会把市场冲垮，当1995年末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突破3万亿元大关，达到几乎可以收购全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能力时，再次令金融界和经济界为之震惊。实际上，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988年因通货膨胀引发的挤兑风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便是例证。尽管这几年发生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引起“老虎”出笼，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放松警惕的理由，一是从法律角度讲，居民存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是银行起码的信誉，银行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拒付居民存款，这便为“老虎”出笼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我国改革已进行到关键时期，每一项深层次的改革几乎都牵扯到多方利益的调整，换言之，每一项改革都可能引起居民心理转换，使他们在存款与消费中分析利弊做出选择，而我们的深层次改革恰恰是一些增加居民支出和容易引发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些措施出台后，极有可能造成消费的统一性继而引发集中取款。三是从总量上看，城乡居民储蓄的数额很大，但由于分配不公使储蓄过于集中，据统计，储蓄存款总额的28％属于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企业承包者等人，集中在约3000万人手中。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伴随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个人投资条件的逐步成熟，当存款利率大大低于投资利润时，这部分储蓄存款将会很快转入个人投资。有鉴于此，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大老虎”出笼或者是“小老虎”出笼，都会出现以下情况：即目前国有企业运营实际上是在靠贷款维持着，企业在70％多的负债经营背境下已经步履艰难，如果一旦出现挤兑风，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企业立即归还贷款，以保证银行信誉和及时兑付；二是中央银行大规模超经济发行货币。无论走哪条路，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三、结语

分析居民储蓄过快增长的利弊，并无意贬低居民储蓄作用。实际上，我国的居民储蓄额与日美西欧国家相比，都相差甚远，甚至我国居民储蓄对经济的支持远没有他们那样大。问题不在于储蓄绝对额的大小，而在于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储蓄与国有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以及对深化改革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特别是象我国这样情况复杂、家底又薄的大国的改革，十分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需要人民支持改革。但改革既不可能把国民收入分净吃光以此取得人民的支持，也不可能不顾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让人们在改革中只收取成果不付出成本。一般而言，当改革容易推进时，国民收入应少向个人倾斜，以积累力量准备攻关，当改革进入攻关阶段，既需要人们付出改革成本更需要他们支持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这样才能取得人们对改革的长期支持。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把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政策与个人相应付出改革成本结合起来。恰恰相反，当改革容易推进时，我们却片面强调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当改革进入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攻坚阶段，而企业又困难重重、高负债经营，甚至许多企业面临破产，职工就业艰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改革时，我们的财政和企业既力不从心，也没有能力继续保持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以保证人们对改革的支持。这种局面不得不迫使我们采取相对减少居民收入与绝对增加居民支出并举的措施，但这样就会增加改革阻力，真可谓养肥了笼中“老虎”，饿瘦了草原“骏马”（国企），花钱买了个阻力。

就巨额居民储蓄存款而言，既然国民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是育肥“笼中虎”的根本原因，那么调整这种倾斜特别是调节少数人的过高收入就成了我们减少“笼中虎”养料的最主要办法。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给改革带来许多阻力，但为了能使“草原骏马”跑起来，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不管是理智的选择，还是舍此别无他途，在目前的改革框架中，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如果巨额居民储蓄存款是一只笼中“老虎”，为了防止“老虎”出笼，那么我们今后就应更理智、更清醒地推进改革进程，消除“老虎”隐患。有人认为，只要不断加强对居民储蓄的引导，把居民余钱引向长期存款，就会防止“老虎”出笼。其实不然，银行存款与债券股票的性质完全不同，只要购物消费获得的利益大于存款利息或可能减少损失，不管是长期存款还是短期存款，都阻挡不了居民取款消费，银行也不能把长期存款当作拒付的理由。与此相反，由于银行把大部分居民长期存款用做长期贷款或基建贷款，一旦发生挤兑，则更难筹款兑付。因此，只能另寻他途：第一，按国际惯例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步伐和规范现有股份制企业经营行为，提高投资回报率，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领域。目前看来，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实现居民存款转移，是既能防止“老虎”出笼，又能深化企业改革的最好选择。第二，加快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进程，以期回收资金，支持改革。有人认为，住房商品化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定价太高，居民买不起，定价太低，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笔者认为，这不应成为延缓住房商品化的理由：一是定价太高，不符合我国国情；二是适当低价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从我国职工以往的工资构成看，职工工资中并不包括住房基金，住房基金是以利润或其他形式上交国家了，现在降低房价使一般居民能买得起，是含有返还职工住房基金的性质。实际上，现行的住房制度中，造价与租金的悬殊，每时每刻都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住房商品化问题上，脱离国情谈国有资产保值，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更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