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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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当前我国有关经济法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揭示和评判。作为本文论旨之所在，作者着重论析了其所认为的经济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适当干预原则与合理竞争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干预/竞争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其对经济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注：学者们对此有许多表述，可参见邱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学者们对此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至今仍众说纷纭，故而颇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注：应当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探讨首先应当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这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不拟在此予以探讨。在本文中，笔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主要依从李昌麒先生对经济法的表述。可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4-214页。）

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相关范畴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LAW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我们不难推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即是指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经济法规则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即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经济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经济立法，规制经济执法和司法，并保障和促进经济守法；(2)法律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其法律性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具有规范性的内容，换言之，即应具有体现经济法权力（利）义务运作之特性或要求的内涵；另一方面，法律性体现在其可以作为执法和适法之依据。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法律意义，即任何违反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均会导致一种直接的法律后果，其行为被确认为无效。不会导致上述法律后果的原则，不应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3)经济法特性，经济法基本原则应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合法性原则等一般性法律原则便不应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鲜明地反映经济法这一部门法独具之特色。

经济法基本原则不同于经济法价值，法律价值是指”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1]经济法价值，即是经济法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调整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向。经济法基本原则不同于经济法价值，主要体现于：其一，经济法价值是经济法规则所欲实现或达致的目标，而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规则的规则或基础，其反映着经济法的价值。按麦考密克的理解，“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2]其二，经济法价值体现和昭示了经济法的内在精神和宗旨，相较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其更为抽象和一般。

经济法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也有别，所谓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指“由国家规定的可以以某种合理方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法”。[3]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强调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法之合理性，而经济法基本原则则与之不然，其着眼于对经济法具体规则的一种概括或总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经济法具体规则的一种“实践纲领”。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概况及其反思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揭示，目前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一原则说”，[4]该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维护社会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

2.“二原则说”，[5]该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二，一是计划原则，二是反垄断原则。

3.“三原则说”，[6]依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责、权、利相统一原则。

4.“七原则说”[7]按照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七个原则，即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综观上述诸说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及论证，笔者以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这主要反映于：

1.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资源优化配置是指资源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上最有效的流动和利用，其并未反映权利义务运作之要求或特点，严格讲，将之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纳入经济法范畴，难谓允当。

2.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依史际春、邓峰先生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8]但是，在我看来，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固然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一项准则，但其并未反映或体现经济法之特质，将其纳入其他部门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样也言之有据。

3.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或“反垄断原则”。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法体系包括计划法和反垄断法[9]两部分的观点来看，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仅仅是经济法部门法之原则，而无法函盖经济法之全部和整体。

4.将经济法价值作为经济法原则。正如前述，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迥然有别的，但在李先生之诸原则中，如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等，笔者以为，将其纳入经济法价值范畴，颇为恰切，但如果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则难以契合作为原则本身的内质和要求。

5.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作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在他们看来，“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10]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平衡协调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在我看来，史先生等将其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有所不妥。这一是因为在法的一般意义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调节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11]耶林也同样指出：“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12]因而，平衡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不仅经济法使然，其他部门法亦同样如此。民法对民事主体相互利益关系之衡平，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利益之调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协调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项调整方法更为恰切，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范畴未免有方圆木凿之嫌。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之界说

根据经济法基本原则之构成要素，并在总结和反思我国既往经济法基本原则诸学说之基础上，笔者以为，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二，一是适当干预原则，二是合理竞争原则。

（一）适当干预原则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伴随“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得以产生的。19世纪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导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弊害，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垄断问题、产品质量、消费者利益保护以及劳动者保护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有效并根本上得以解决的，于是乎，国家便伸出其“有形之手”，借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干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绩效，如战后德国经济的复兴，30年代罗斯福新政等。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干预效应，国家便进一步强化其对经济之干预，“有形之手”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角落，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适得其反，各国社会经济并未因此而欣欣向荣，相反的是西方国家于60年代出现了经济的“滞胀”，而前苏联、中国的经济却依然处于“短缺经济”（科尔内语）状态，这些都引发了各国政府对国家干预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当干预”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导性思想和方略。

适当干预原则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域决定了适当干预原则应当成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尚未形成共识，但大都认为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由此不难认为适当干预原则正回应和反映了经济法各项规则的本质特征，其成为经济法之基本原则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并不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生活之介入要回归到既往计划经济“大而全”的时代，也并不是强调国家干预至上性，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干预，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国家干预，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现代经济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当干预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凸显了现代化经济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

1.正当干预正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干预权力拥有者权力之取得必须来源于法律之规定；譬如，税收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一项重要的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公平。但税收作为国家干预权的重要内容，却不得任意行使，按照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收之行使必须依据法律规定，非经法律明文规定，国家不得开征新税种。因而，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时，必须做到干预有据；其二，正当干预要求国家的干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之程序。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度，“中国的反程序化倾向仍然十分有力。立法上意欲简化程序，实务中试图松驰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13]但现代化经济法十分关注程序的法治化建设，强调国家干预之程序化运作。因为只有通过严格的程序，才能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便于决策之执行。亦正因如此，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必须严格程序的构造及其实践运作。

2.谨慎干预谨慎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了市场经济主体之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