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贷款保险合同案件对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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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保险银行保证公司约定合同协议当事人汽车保险合同

近期，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某银行起诉借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二百余件，除部分借款人及时清偿了借款，原告撤诉的外，部分案件已经审结，宣判后，当事人均服判不上诉。

这类案件的简要案情是：银行、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三方先签订协议，银行为汽车经销商确定的购车人贷款，保险公司提供90%的保证保险,受益人是银行，汽车经销商提供10％的连带责任担保。购车人将车抵押给保险公司，并连续投保四种财产险。后借款人未如约足额按期还款，银行状诉借款人、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对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未作明确界定，理论界对此亦各执一词，有的认为是保证保险合同式合同双方当事人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应适用保险法是以调整（即“保险说”）；有的认为保证保险合同不同于财产保险，其受益人并非投保人，财产保险的法律法规不能调整该险种涉及的三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应使用担保法予以调整（即“保证说”）；有的认为保证保险是由保险人为投保人向被保险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人的一种担保行为，应适用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来调整（即“混合说”）。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上述“保险说”、“保证说”都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而“混合说”虽然比较接近实践，但亦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首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没有规定的，使用担保法的规定，亦即既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又适用担保法的规定，这样，才有利于纠纷的解决，达到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于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一、关于案由和多种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审理问题。

起诉时确定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本案包含法律关系较多，主要纠纷在于借款和保证保险。因此，案由确定为“借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案件争议的本质。本案中，借款合同、保证保险合同虽然都是独立的合同，且涉及当事人较多，但是原告基于三方协议的约定，一并起诉来院，笔者认为可以合并审理。那种认为借款合同与保险合同各自独立，应当分别审理的意见不仅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浪费了审判资源，也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因而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二、关于诉讼主体。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后企业分立，洛阳分公司营业部更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原公司营业部的业务由新公司承担。

在这批案件中，有的合同的签订人虽然是中国银行洛阳分行，但具体实施者是西工支行，诉权也由西工支行使，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对此均无异议。市保险公司所签合同，也由老城支公司具体实施，原告对此亦无异议，法庭审理中当事人对对方的主体资格亦无争议。此外，已经生效的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豫法民二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均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因此这一问题不影响诉讼的进行。

三、关于对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的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中解释说：“保证保险是由保险人为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当投保人不能履行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给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按照对投保险是保险人开办的一个险种，其实质是保险人对债权人的一种担保行为。”据此，银行在借款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其与借款人达成的保证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代为补偿的责任。

四、关于保险公司辩解意见的认识。

1、关于“银行未履行出险通知义务，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督促投保人在合同期限内不间断投保四个险种义务，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免除。”笔者认为，首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1999）16号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中说：“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债务人和保险人，债权人一般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作为合同的第三人（受益人）。”本案中借款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单》为格式合同，合同背面所附的合同条款，为第三人即被保险人银行设定了“出险通知义务”、“及时催交欠款并做好记录义务”、“督促投保人在合同期限内不间断地对贷款所购车辆投保四种车险义务”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未经特别提示告知的，该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为第三人设定义务及第三人不履行该义务时保险人免责的约定已向第三人明确提示，该约定也未得到第三人的认可，因而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其次，“催交欠款”和“督促投保”两项义务，在三方协议中约定由汽车经销商承担。根据特别约定优于格式合同的惯例，银行没有此义务。再次，三方协议约定借款人连续三个月不能还贷即视为保险事故发生，银行已以对帐单的形式逐月通知了保险公司，应视为银行履行了通知义务。此外，由于保险公司对银行的保证保险责任不能免除，三方协议第六条中约定的由汽车经销商承担银行损失的条件并未成就。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2、关于“保险人依据法定解除权，已通知投保人解除合同，又向被保险人送达了《丧失权益通知书》，保险人不再承担已解除的合同义务。”笔者认为，投保人没有依约连续投保车损、三责、盗抢、自燃四个财产险，保险公司按约定通知其解除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但保证保险合同是在投保人借款人、保险公司、银行三者之间建立的保证保险法律关系，且保证保险费用是一次性交纳，保险期限为三年，无须连续投保。财产险的四个险种的保险合同的解除不能必然解除保证保险合同。且投保人违约与保险事故发生是同一法律事实，也正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开始。保证保险合同和其他四个财产险的保险合同并非同一概念，不应混同。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3、关于“此笔债权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具有排除当事人诉权的效果，原告行使诉权不当”。笔者认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应是公证机关赋于强制执行效力的其他债权文书。该债权应当是数额确定、没有争议、并业经公证机关公证，明确可以强制执行的债权。而本案中借款合同当事人虽在合同中约定可以强制执行，但因本案债权并非数额确定的、无须通过诉讼查明的债权，且无公证机关的公证。原告有权选择救济手段，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无不当。保险公司此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4、关于“原告未索赔而直接起诉，侵害了保险公司的核定权”。笔者认为，被告保险公司自己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对中行再次索赔的复函》中说:“合同终止以后，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归于消灭，贵行再次索赔，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说明保险公司已明确表示拒赔，银行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5、关于“此笔债权已经转移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中心郑州办事处，原告已无诉权”。经法庭查证，原告虽曾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中心郑州办事处协商转移债权事宜，但该协议并未形成和生效，原告仍有诉权。保险公司此辩解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6、关于“三方协议不是金钱债权合同，不能产生实体权利和义务，银行不能据此实现实体权利，对保险公司也不产生实体义务”。笔者认为，三方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分别签订、建立借款合同、保险合同、购车合同和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基础，对各方当事人在合作中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正是有了三方协议，投保人才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五个险种，保险公司才得以获取了金钱利益。协议对保险公司、汽车经销商承担责任的方式、比例和先后顺序也作了约定。这些约定均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保险公司此辩解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7、关于“原告对债务人已经履行的债务部分没有诉权”，在原告起诉的这一批案件中，汽车经销商为少数债务人垫付了一部分借款，债权人的这一部分债权已经实现，原告对经销商已垫付的债务部分没有诉权。保险公司此辩解有理，予以采纳。

五、关于适用的法律法规。

笔者认为，审理有关保证保险的纠纷案件，在目前尚无具体司法解释可依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的意见，在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时，首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的规定。因为这些案件包含了借款合同、购车合同、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三方合作协议等诸多法律关系，在调整各方当事人纠纷时，还应当适用合同法、民法通则、民诉法，参照的法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复函、中国保监会（1999）第16号复函、中国人民银行的《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

六、判决理由

笔者认为，银行在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后，如约发放了贷款，被告借款人借款后不能按期足额还款，已构成违约，其对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应当偿还。银行与保险公司、汽车经销商三方所签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有效协议，对三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该协议不因其后三方各自分别与当事人签订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和购车合同而失效。三方协议与借款合同、保险合同、购车合同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约束各方当事人。借款人、保险公司、银行之间还建立了保证保险法律关系，银行作为保证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按照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请求保险赔付，但其请求数额不超过保险单中约定的最高保险额。在三方协议中，汽车经销商承担责任的顺序在保险公司之后，且银行从汽车经销商划款总额已超过其应承担数，其辩解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在本案中，汽车经销商垫付的数额已经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数额，超出部分，双方可在履行过程中协商解决。银行请求赔偿律师费的诉求，因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不予支持。在三方协议中，原告银行把对借款人资信情况、还贷能力的审查，也一并约定由汽车经销商承担，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该条款的约定无效，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请求的贷款逾期利息不予支持。由于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保证方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方式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在约定的保险金数额内，对借款人应继续偿还的借款本金、利息承担90%的连带补偿责任；由于保证保险实质上是一种担保行为，保险公司和汽车经销商在承担责任后，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