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行政问责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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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峰涛工作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综合近年来发生的媒体监督问责官员的典型事件发展过程会发现有共同的走势和程式，网民曝光、舆论加热话题、政府出面查处、问题官员下课。被媒体“问倒”的官员大都是发表错误言论或者有不当行为，引爆网络和报纸、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进而推动事态发展。网民推动事件舆论高峰，处于舆情高涨之际，学者、民众、媒体、国家机关、官员等不断发表各种意见，网络成为汇集民意和具有导向性的观点的平台，传统的报纸、电视台等媒体跟进披露、追踪报道，扩散该事件的关注度。有关机关成立调查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或者承诺进行严肃查处，在官方做出调查和处理结果公布之后，舆情都慢慢平息，新闻媒体监督至此告一段落。舆论对政府及官员进行问责以其独特的优势，挖掘出一些贪官污吏和违规违法行为，为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提供了线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新闻媒体监督是以其公开性、传播的广泛性、意见表达的交互性、明显的导向性等特性和优势，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上信息的及时便捷、低成本迅速聚焦公众的注意力和关注度，形成强大的民意造成舆论压力，促使政府高度关注事态的变化，推动问题得到解决。所谓“行政问责”意指特定的各种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履职情况或者个人所做的关涉社会公共利新闻传媒监督行政问责问题的思考□李峰涛益的言行进行督责，对违规违法的要求其承担处分责任的一种规制程序的综合。媒体监督官员对于行政问责制实行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消息、跟踪报道热点事件，引起公众舆论对行政机关及官员不正当行为的关注，制造了舆论压力上的民意合力。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的代言人、传声筒，通过热线电话、读者来信、网络微博、博客、帖子等方式途径了解、收集、传播公众的态度和看法，汇集成社会公共舆论，关注被问责的官员动向，监测行政问责的实施进程和效果。在查办问责违规违纪官员的种种案件中，新闻传媒的监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媒体作为问责主体仍然有许多困难。有关新闻传播自由、记者或者信息咨询者的权利保护，媒体人员采访中的权利义务、违法事件披露者的人身安全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证，难以保障新闻传媒的行政问责主体地位。在宣传部门掌控传媒体制下，政府机关及官员有充分手段干预钳制新闻传媒，有些政府机关往往以“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为由阻挠信息传播报道，个别官员甚至动用手中权力和国家机器对媒体监督进行打击报复、横加干涉，严重侵害了媒体和公众监督、批评的权利，阻碍了公众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的话语权。加强媒体监督问责有以下必要性：1.新闻媒体监督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有限的必然要求。与行政体统的同体监督机制不同，新闻传媒监督行政问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异体监督制度。在传媒引导汇聚形成的社会民意压力的作用下，督促官员作决策时要遵守依法行政和比例原则。经常曝光披露官员失职渎职、贪污受贿的不正当行为，可以促使官员更加注意个人生活、工作作风，增强责任心和敬畏感，注重个人言行举止，建设开放透明、尊重民意的责任政府。2.媒体监督问责特别是网络问责的使用，成为普通民众行使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具有拓展问责渠道、广泛表达民意的作用。《宪法》规定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控告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通过信访表达诉求，却被视为不稳定因素，此种途径并不畅通。媒体特别是网络监督问责使得普通公民对行政问责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以保障。网络的广泛应用使普通百姓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打破了精英阶层和官方机构对话语权的垄断。3.新闻媒体是异体问责主体的社会力量，媒体问责是践行异体多元行政问责的价值理念的有效途径。行政问责的基本理念是由“向上负责”转变为“对下负责”，这是现代责任政府的内涵，即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必须符合人民的意志，对人民负责。多元主体问责的价值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思想的体现。这种理念有助于促进民主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同体问责中的偏袒、掩饰及变相复出复职消解了问责的效力和权威，极易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减损政府决策及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异体问责是防止行政权利滥用的客观要求，可以弥补同体问责缺陷。

1.厘清媒体与行政的关系，防止行政权力侵害媒体监督自由各省市、地级市都制定了党政干部问责实施办法，有些地方的实施办法还明确规定社会舆论监督纳入到了问责机制中，把社会热点问题用作问责线索。对于新闻传媒披露和公众检举、控告调查的案件线索来源，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启动行政问责程序。这种规定尊重了新闻媒体监督问责的权利，但是应采取预防措施，禁止问责机关强迫新闻媒体提供有关采访信息，禁止要求新闻媒体或信息人必须提供消息来源或出庭作证，以有效保护新闻媒体正常行使采访、报道权利，厘清媒体与行政的平衡制约关系，划分在问责中的各自权利义务，防止公权力侵害新闻媒体。2.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及反馈机制在涉及地方违规违法行为或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通常是外地媒体先行披露、跟踪报道，当地媒体总是迟滞无声，传统媒体受制于地方主管机关，不敢不能报道不利于本地政府的信息，产生异地监督的现象，消弱了媒体监督的独立性。通过立法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报道权，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对于隐瞒、阻碍公开及采访的机关或人员予以处分问责。保障媒体正当的采访权、报道权和批评权，特别是对违法事件的揭露权。有关机关对于新闻媒体和网络披露、热议的问题应当按程序及时公布对问题处理的阶段过程、调查发现新问题、后续处理决定，有效回应社会舆论，对于重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还应召开有媒体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座谈会通报、反馈舆论监督的意见要求。3.健全官员复出机制，保障媒体的参与知情权政府问责透明度低，对处理后续结果公开不多，官员复出缺乏正常机制，任意性大，媒体监督跟踪力度小，大都是在网络媒体上网民先相关任职消息引起新闻媒体的跟进关注。官员被问责后，几乎都不同程度的转岗换位，复出过程和程序都不透明、不严格，严重地消解了问责制严肃性。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操作程序，建立官员复出考评答辩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对被问责的官员处理后的后续工作、生活情况及时通报新闻媒体和公众，复出任命前召开原单位、组织部门、拟任职单位和媒体、公众代表参加的答辩听证会或者座谈会听取、考评被问责的官员是否有资格有能力再次复职，并且追究随意欺瞒舆论决策任命的官员。4.完善媒体监督行政问责的制度法规，保护媒体人员的合法权益很多地方颁布相关法规，如珠海市颁布了《关于对媒体曝光问题的督办和问责办法》，强化舆论监督力度；昆明市出台《昆明市行政效能监督制度》，明确对阻碍、拒绝、干扰监督，打击报复新闻监督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视情况给予问责处理；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实施办法（试行）》，根据新的规定，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网络等媒体曝光的问题，可以启动官员问责调查程序。重视媒体监督的同时，需制定制度法规明确对新闻媒体监督人员的人身保护，对于滥用权力迫害监督人员的部门及领导责任人予以严格的行政处分，完善对责任人处分的方式、范围、程序的规定和对受迫害的媒体监督人员的保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