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暗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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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把双刃剑，我国入世既能带来经济发展，又将带来压力和严峻挑战。面对入世一周年之际，政府部门如何改进对经济，尤其是开放式经济的管理，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增强管理经济的能力，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资源进行有利于我国发展的优化配置，这些新课题过去不曾碰到过。

曾记得，在2000年岁末，为了参加“亚太工业发展论坛——上海2000”大会开幕式而匆匆来沪的龙永图着重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逐步放宽对外资进入的条件，扩大外资进入的领域，并逐步改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软环境’。”但他认为进入中国的外资增加，并不是以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减少为条件的。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因此它已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秦池江分析认为，如此巨大金额的外汇“不知去向”，其中有一些正常的因素，如和泰国、印尼等国贷款用汇、部分出口贸易对象国延缓付汇等。此外，也有一些不正常因素，如逃、骗汇及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暗流涌动

何谓资本外逃？相对于资本的合法流出而言，在资本流动中有一部分属于资本非法流出，即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这种资本流动采取不合法或不公开的方式，通过非正常渠道或混入正常渠道进行。

理论界对于资本外逃的描述是：一国资本由于惊恐和疑虑而不正常的外流，它发生在“资产所有者与政府两者的目标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并由于面临“财产被征收、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等风险而加速。正常的资本外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付汇及为实现资产多样化而进行的海外证券投资。

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强调出于惊恐和疑虑而将资本转移到本国政府的管辖之外，它不包括正常的资本外流。而资本外流则不仅包括正常的资本外流，还包括资本外逃。

被媒体称为最前沿、最权威的政经杂志《南风窗》2000年第9期以《3年流失外汇988亿美元》的题日报道说：“北京大学近期的一份长达156页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估计达988亿美元。其中，1997年约为374亿美元，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9年为238亿美元。而官方估计的数字是：1997年169.5亿美元，1998年165亿美元，1999年的数字则还未宣布。如果这份报告的估价是准确的，中国的资金外流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所预计的要多出一倍。”

报道说：另据伦敦《金融时报》报道，1998年海外直接投资加中国贸易顺差为890亿美元，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仅增长了51亿美元。1999年，直接投资加贸易顺差为760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增长了97.2亿美元。

中国最近进行的货币改革正在逐步允许人民币对更多的外汇汇率浮动，为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条件。报告认为，如果不解决管理的混乱和巨额外汇流失问题，很可能造成中国放宽外汇管制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计划受挫。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其经济发展早已走出了自我发展、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4700多亿美元的年进出口总额（2000年统计）、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1年10月统计）、吸引外商投资金额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一系列的数字和成绩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世界经济有着难以分割且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加入WTO之后，将使这样的联系进一步延伸到制度和法制的层面，中国经济将与世界经济在同样的规则下运行，形成共赢、共荣的共同发展。

经济日报最近报道说：中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到底如何始终是一个谜，有人估计1997年至1999年外逃规模达10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人士则认为是530亿美元。在我国，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资本外逃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资本外逃也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外汇管制，还有的是为了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风险，逃避税收征管，或是为了洗钱和转移资产。

资本外逃形形色色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陶湘分析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外逃主要目的是为了谋得集团甚至是个人的私利。比如，与一些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账户上；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从而将外汇差额转移至境外；以从事进口业务为名，伪造进口合同和海关文件从银行骗买外汇或以出国旅行为由从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等等，还有部分出口企业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截留外汇。有人推测，其中小部分可能流入了沿海一些城市的外汇黑市，甚至可能有相当部分被存入离岸银行账户而未汇进国内。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灵曾表示，近一、二年非法套取外汇资金达近百亿美元，而民间将人民币兑成外汇的也有几十亿美元。

目前，造成我国资本外逃的漏洞主要有二：一是到1994年底，我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1000家企业，对这些企业，只注意了其与境外其他企业的资本交易，而没有注意到它们与国内母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使之可以采用开低价和高价发票、资产互换、现金和实际流动等手段来实行资本外逃。二是由于我国很多地区为了引进外资制订了优惠政策，为享受这些优惠，相当多的企业将国内资本先外逃，然后再流回国内冒充外资。

与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致使外资抽逃相比，我国目前的资本外逃具有“中国特色”，即国内资本的出逃唱主角。有专家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一是受国际国内大的环境影响。近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引起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央行自1996年来七度降息，接着又出台征收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

二是制度的渗漏。我国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仍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三是国内高昂的交易资本。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很晚（国债始于1990年，股票始于1989年），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高于国际交易。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进程不断深化，居民掌握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在国内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四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增长率逐节下滑的过程中，以往被高增长所掩盖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造成相对过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普遍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内需不振；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工人下岗，更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原本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显得特别严峻，出口需求大幅度萎缩。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中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1998年7月，公安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国外汇检查，严厉打击逃汇、骗汇和其他非法买卖外汇活动。通过检查，掌握了大量的涉嫌骗汇案件及人员。他们采取伪造、变造，买卖、盗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使用虚假、无效的商业单据和凭证的形式从外汇指定银行套购外汇，用于支付走私款、骗取出口退税或非法转移国有资产。而且，骗购外汇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它既严重危害了国际收支平衡，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又扰乱了生产经营秩序，助长了腐败，污染了市场环境。

有专家分析指出：资本外逃现象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严重时将会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但是，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也应客观评价、冷静分析。我国迄今尚未出现象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那样的恐慌性的、集中性的大规模资本抽逃，因此，资本外逃还难以成为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之所以违规流出，主要是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这本身不具有太大的经济危害性。此外，有些外逃的资本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国内是当事人最熟悉的经营环境，因此有相当大比例的外逃资本又会回流，减轻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建议，最近几年要继续执行限制非法资本流出的政策，密切关注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利用中央银行外汇买卖操作的手段，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由于国际市场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央行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供求形势。

我国自1993年以来，对资本的管理不断加强，在全力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金融业有利地顶住了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严重压力。从日元的大幅贬值、香港股市遭受冲击、俄罗斯金融市场动荡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加深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心理预期，使有些人萌发贪财作案的想法。骗汇、逃汇、套汇等活动一度十分猖獗，严重影响着我国金融的安全运行。为此，央行及时对外汇资金流动管理采取开源、节流、堵漏三管其下的原则，完善了有关外汇管理法规，加大对骗汇、逃汇、套汇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不法逃、套汇者出重拳，捍卫了金融安全，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整治资本外逃，稳固市场信心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本世纪30年代金融崩溃引起的经济大萧条，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不难发现，这都是过度金融投机的“幽灵”在作孽。这一次次金融危机昭示世人，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现，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已是当务之急。

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实施《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在刑法中增加了对骗汇行为的刑事处罚条款。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监察部、外经贸部等部门相继了有关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行政处分规定，从而形成了对骗购外汇行为综合治理的局面。

为有效打击骗购外汇行为，有关部门还积极改进监管手段，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以保证监管效果。1999年1月1日起，海关、银行、外汇局之间的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正式启用，遏制了货到付款项下的骗汇活动，同时缩短了核查时间，便利了企业经营。

我们还记得，在1999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对四起骗购外汇案件的审理结果，17名涉案人员和两家企业受到法律惩处。这次集中宣判是我国对骗汇案件的首次判例，将有助于推动对其他重大骗汇案件的审理进程，显示了我国依法严厉打击骗购外汇行为的决心。

据有关方面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于去年底调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部分官员，成立了金融监察局，并由公安部方面的反经济犯罪专家担任负责人，以加强对犯罪的打击。这是继证监会与公安部合作成立稽查二局以后，人民银行系统首次调入公安部的官员，以加强对金融系统犯罪的遏制力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增加，外资金融机构的违规和违法活动也会出现。因此，金监局将特别成立一个境外金融机构监管处，以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规范。这是国家为了加入WTO而采取的防范境内外经济犯罪的系列措施之一。

加入WTO之后，金融业将向境外金融机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银行已决定大大放宽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批准了美国多家大银行的代表处升格为分行，批准多家外国银行的深圳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在保险业，新允许四家外国保险公司设立分公司或设立合资企业。根据协议，WTO之后，将在2005年之前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等全方位服务业务，并允许外国银行在2005年之前开办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直至50%的股权，并增加设立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城市数。这可称之为"1-2-5"规则：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年以后，外资银行可以向当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外币业务；在包括广州在内的6个地方，人民币借贷业务可以在外资银行和外资企业之间展开；两年之后，外资银行可以在4个左右的地方向当地企业提供本币业务；5年以后，针对外资银行在地域和服务对象的限制将取消。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融合度将大大提高。WTO有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逐步自由化”，要求成员国逐步开放市场，包括金融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对外汇管制的逐步放松。

加入WTO带来巨大的冲击首先是保险业，其次是证券业，最后是银行业，这个过程也将是渐进过程。中国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后，虽然将面临外资银行的竞争，但依旧可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应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有限的过渡期内，建成一套金融监管体系，例如外汇预警监测体系，以保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从而避免开放后的金融危机。

因此，一些专家建议：在中国入世的新形势下，经济治理部门须谨防国内资本的大量外逃，以稳固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