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状况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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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耕地资源呈现出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不断退化的局面，严重影响着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此，我国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定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构建起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保护成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耕地资源的比较效益低下［1－2］。而导致低估耕地利用效益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对耕地价值认识不足［3］。可见，全面认识耕地价值是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耕地流失问题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已对耕地价值展开了大量研究。本文在对我国耕地价值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阐明其研究趋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耕地资源价值构成

耕地资源价值的本质是耕地资源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它源于耕地资源的效用、稀缺性和可控性［4］。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对土地价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或狭义的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忽视了土地所拥有的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代际公平等这些外部性价值［3］，致使耕地利用效益低下，耕地流失趋势难以控制，急需重新界定耕地资源价值构成。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生态经济学、环境资源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目前主要形成了3种认识:①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提出耕地资源总价值应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5－6］、生态价值三大部分［7－10］;②按照普遍接受的资源环境价值观，认为耕地总价值由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组成［11－13］;③以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价值论—修正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分析工具，把耕地的价值概括为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综合价值［14－15］。除此之外，个别学者还从我国耕地产权［16］、土地资产价值［17］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在重新认识耕地资源价值构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在现有市场经济约束机制下仅实现了耕地资源总价值中的一部分。于是，学者们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实现耕地资源总价值，应以耕地资源总价值构成内涵为依据，来修正我国当前不合理的耕地征用补偿标准［15，18］、确定我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5］、建立我国农地流转补偿机制［19］、重新构建包含耕地资源价值的农产品价值核算体系［19］及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20］等。总之，现阶段学术界已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土地价值的狭隘认识，形成的各种价值构成体系都有其相应的理论依据，比较科学，且反映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这为从不同角度进行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就耕地资源总价值的实现方面，还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设想，具体的方法措施和实践操作研究还不够，不利于耕地资源价值的全面实现。

2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尺度

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可以从全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地块等不同尺度进行。从国家或地区尺度开展耕地价值研究，可以了解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拥有的耕地资源价值情况，也可以认识到区域耕地资源的生产力水平、耕地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子对耕地价值的影响作用;从地块尺度进行耕地价值研究，则可以深入认识决定耕地地块价值的气候、地形、植被、水文、土壤等内部影响因子。从我国现有研究来看，还主要集中于国家［5，21］和地区［1，6，22－25］这些区域尺度上，对地块尺度上的耕地价值认识不够，难以满足未来从地块尺度进行耕地保护的需求，应加强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价值研究。

3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方法

从现阶段来看，学术界倾向于采用耕地资源总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这种构成体系，在此即按照该体系进行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方法的综述。

目前，我国学者在进行耕地经济价值核算时，主要采用收益还原法［22，24，26］。从大量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该方法采用的未来耕地纯收益是以现状耕地纯收益代替的，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方法的科学性;二是现状耕地纯收益的测算，要求待估对象拥有详细、准确的投入产出资料［7］，而我国缺少对耕地具体地块投入产出情况的记录，致使学术界研究的对象还主要局限于区域尺度;三是与数学模型法相比，该方法不利于对特定区域内影响地价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认识。总之，现阶段单一的核算方法，难以满足研究的需求，需进一步完善耕地经济价值核算方法体系。

学术界对社会价值的测算主要是从耕地社会保障价值、社会稳定价值两方面进行的。耕地社会保障价值主要采用市场替代法进行核算，即用养老保险来代替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23，27－28〗。但也有学者指出，该方法只有在政府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大部分社会保险而不为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险的情况下，才基本可以采用［21］。社会稳定功能价值的核算目前主要形成了3种方法思路:一是用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来衡量耕地的社会稳定价值［1］;二是选取耕地占用税、国家或政府所支付的“一免三补”费用两个指标来衡量［29］;三是以国家对占用耕地收取的年费用和国家因保护现有耕地的年支出费用来替代估算［6］。除了现阶段研究中常核算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社会稳定价值，也有学者把耕地发展权价值归入到社会价值中进行核算［5］。具体核算时，主要是采用周建春学者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设计的耕地发展权价值评估技术方法［21］，并且核算出我国耕地发展权价值为50．24元/m2［5］。但由于核算时把研究区域看成同质，忽略了诸如耕地所处的位置及景观等影响因素对发展权价值的影响，因此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深入和耕地资源稀缺性矛盾的日益突出，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逐渐引起了人类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都开始了专门针对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研究，并主要形成了4种研究思路:一是直接在他人研究生态系统所得生态环境价值数据(异地数据)基础上进行简单修正来估算待研究区的耕地生态价值，多以谢高地等人计算的我国耕地资源生态服务的年价值为参考［30］;二是根据替代原理，采用影子工程法，以耕地非农化以后，人工开垦耕地代替原来的环境功能所需费用来计算［26，31］;三是在对地块所具有的各项生态功能进行实际检测获取检测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的方法测算耕地生态价值［6］;四是采用市场模拟法中的条件价值评估法或意愿调查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进行耕地生态价值研究［32－34］。4种研究思路各有利弊，研究思路一、二比较简单，但存在难以准确量化区域耕地生态价值的问题［6］;研究思路四简单灵活、易于操作，但因其在应用中极易出现多种偏差［35］，从而使其受到颇多争议［29，36］，如何科学设计问卷及避免评估过程中的各种偏差成为该方法应用的关键及难点;研究思路三则是最能体现出直接核算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方法，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他3种研究思路准确性差的缺点。虽然目前由于受测量手段及基础研究不足的限制，仍有部分生态环境功能难以定量测算，但可以预期，随着耕地资源价值研究的深入，研究尺度由区域向地块的转换，以及测量手段的改进，通过获取区域或地块各项生态功能的实测数据进行耕地生态价值研究将成为主流方向。

4耕地资源价值影响因素

耕地是土地利用方式中最普遍的利用形式之一，其价值除了受耕地资源系统自身影响外，还受到与其密切相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对于耕地资源持有的经济、社会、生态不同功能价值，其影响因素是不同的［15］。

关于耕地资源经济价值的影响因素，诸如土壤生产力、土地生产力、土地改良、土地面积、租金、地均收入、政府支付、利率、农场收入等农业因子是常用变量，除常用变量之外，也包括诸如人口密度、人口增长、距离城市的远近等其他因子［37－38］，具体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耕地地块的质量［15］、区位条件［12］、技术水平［39］、市场因素［40］和行政因素等方面。对于耕地的社会价值而言，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主要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二者基本呈反向变动关系［40］。为此，有学者提出以全省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与县(市、区)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承载价值修正系数，对耕地资源社会承载价值进行修正［22］。在耕地发展权价值的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耕地区位置和景观，具体作用情况为:当耕地离城镇中心距离越近，其耕地发展权价格就越大，反之越小;并且，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情况下，耕地发展权价格会依耕地距市中心距离远近而发生指数变化;当耕地及耕地周围的景观生态较好，其耕地发展权价格就较高，反之较低［21］。

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从耕地自身出发，直接影响耕地资源生态功能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生物生产能力、生物多样性、脆弱性等方面［15］;二是虽然耕地的生态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市场中真正体现出来，还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类的消费水平和人口素质以及其他政策的影响。因此，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除了考虑其自身影响外，还要考虑其社会背景的影响［2］。研究认为，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40］，一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类消费水平和素质越高，人们对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认识水平就越高，对耕地优美环境景观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从而使得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反之，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体现的就越不充分。另外，如果国家和区域政策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那么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也更易得到人类的认识与重视，更能得到充分体现［2］。

可见，现阶段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耕地自然基础设施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会影响耕地价值，但缺少进行耕地经营主体—农户行为对耕地价值的影响作用研究，这不利于对耕地价值影响因素体系的综合全面认识。并且，我国在对各类因子与耕地价值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方面，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定性分析，缺少实证研究，难以厘清各类因子对耕地价值的作用机理。

5耕地资源价值研究展望

1)现阶段，学术界对耕地资源价值构成体系已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且认识到了需从哪些方面来实现耕地资源总价值，但这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实践中如何得以具体实现。因此，未来要加强研究如何把耕地的社会、生态价值和对后代的价值纳入到各种补偿补贴和农业效益中来，使耕地利用者和保持者有利可图［3］，从而通过耕地总价值的全面实现来真正提高耕地的比较效益，从根本上扭转当前耕地的流失趋势。

2)从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由于缺少耕地地块投入产出等相关统计资料，目前还主要集中于对国家、省(市)、县等区域尺度上的耕地价值进行核算研究，这不利于对决定耕地地块价值的气候、地形、植被、水文、土壤等内部因素，以及人类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无法满足从地块尺度进行耕地保护的需要。因此，基于地块尺度的耕地价值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

3)总体来看，现有耕地价值核算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收益还原法难以发现特定区域内影响地价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发展权价值核算中忽略了诸如耕地所处的位置及景观等影响因素对发展权价值的影响。因此，未来有待于加强数学模型法的应用，基于影响耕地经济价值、发展权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来建立价值评估模型。

4)很明显，现有对耕地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主要是从耕地本身出发进行的，缺少从耕地经营主体角度来研究农户行为对耕地价值的影响。事实上，农户作为决策主体，会对土地采取各种经营管理手段，且不同主体因个体差异对土地的经营管理也会不同，这定会影响耕地价值。因此，进行农户行为对耕地价值的影响研究，是急需完善的一个内容。另外，应加强对耕地价值影响因素模型的研究，以此深入对我国耕地价值内外部影响机理的识别，为耕地保护、耕地价值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5)对于有限的耕地资源，如何发挥其最大价值为人类服务，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而目前缺少对耕地资源价值提升的研究。可见，耕地价值提升也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具体可以从土地整理工程措施、社会经济环境优化和农户行为调整等几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