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组织结构变化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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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各参政党自身建设都应遵循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适时构建政党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参政党自身的基础巨建设。加强会内监督是民建自身队伍不断壮大的需要，是组织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是民建政党特点的需要。

关键词：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内监督

中国民主建国会从1945年成立至2009年已有64年历史。在64年历史中，民建组织由134名签名成员发展到2008年12底118014名会员。会地方、基层组织由没有发展到了省级组织30个、省辖市级组织280个、区、县级组织54个、基层组织5612个。由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被迫转人“地下”的政党，到今天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国家参政党，民建走过了曲折、斗争、发展、兴旺乃至辉煌的64年。民建今日之辉煌来之不易，保持和发扬则更加任重道远。为长治久安、居安思危计，必须遵循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适时构建政党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参政党自身的基础性建设。

下面笔者就民建组织结构的变化对会内监督的必要性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民建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要求加强会内监督

首先，从会员人数的增长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民建会员仅有404人，30年后的1979年民建会员发展到18339人，再过30年后的2009年初已达到118014人。分别是前60年的约300倍和前30年的6．5倍。其增加倍数远远高于全国人口的增加倍数和执政党党员的增加倍数。

再从会员担任社会及会内职务的变化看，1992年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人数2101人，各级政协委员人数9042人，担任县以上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仅219人。至2008年底上述三类人员数据分别达到2991人、14722人和1002人。分别是1992年的约1．5倍、1．5倍和4．5倍。另外担任各级特邀(约)行政监察职务的会员从10年前的2227人增加到2009年初的3851人，增加1624人。同时会各级组织数也由1983年的省级组织23个、市级委员会107个、基层支部(小组)1319个，分别增加到2009年初的30个、280个和5094个。分别增加0．3倍、1．7倍和2．7倍。由此相应增加了同等倍数的担任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数。

民建自身队伍的不断壮大，社会认知度日益增强，其肩负的历史使命逐步提升，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民建会员走上了国家、省、市、县级的领导岗位，越来越多的民建会员承担了社会的领导、管理、监督和检察职责。至目前，在全国民建会员中，属于国家公务员(包括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已占会员总数的14．7％，达到了会史上的新高。世界通例或哲学命题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不“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有权力的人都有腐败的可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严峻”现实告诫我们，作为“权力变大”了的参政党，就应该严格地要求自身，加强自律自控，自觉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随着民建队伍的不断壮大，加强会内监督就成为一种必需。

二、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要求加强会内监督

首先从民建会员构成的变化看，新中国成立前后，民建组织成员“以民族工商业者为骨干，包括公营企业者”，直到1983年11月民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26372名民建会员中有77％的会员仍是原工商业者，全体会员平均年龄达62．2岁。25年后的今天，民建组织会员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体会员中经济界会员已占77．3％，其中企业界会员占会员总数的62．4％(包括公有经济会员和新社会阶层会员)，其中属于私营企业主占会员总数的11．1％，属于原工商业者(包括三小和家属会员)下降至会员总数的4．1％，平均年龄下降至51．5岁。原工商业者的比例由77％下降至4％，会员的成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曾经为《人民日报》社论所言的“各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到邓小平同志所言的各派“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再从民建会员素质的变化看，20世纪80年代初，民建会员年龄老化问题十分突出，全国民建会员平均年龄在62岁以上，而且大部分会员处于离岗退休状态，知识结构、专业技术结构处于中下水平。据成立会组织较早的民建武汉市委会统计，在1986年初的全市998名会员中，退休会员达710名，占该市会员总数的71．2％，平均年龄已超过64岁。武汉市当时的状况很有代表性1997年，民建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上述状况有了改善。在69452名会员中，在职会员占会员总数的59％，大专以上学历会员占总数的49．2％，会员中有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数达到43585人，占62．9％，其中高级职称8958人，占会员总数的20％。到2009年初，上述状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在职会员84812人，占总数的7l％,提高12个百分点；大专以上学历会员占总数的75．1％，提高26个百分点；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数达81018人，增加37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数在1997年的基础增加1．1倍，达19940人。民建会员平均年龄比20年前下降了10．1岁。从平均年龄、在职人数、专业技术水平和高级技术人才的拥有等诸方面看，都显现出民建会员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民建组织结构的这一重大发展变化表明，时代赋予民建的任务不断加重，成员融人社会，履行参政党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对会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随着民建成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和期待会更多，一些新的思维理念和思维方式融人和影响着会组织。年轻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共有的特点和要求会融入组织。这一方面，给会组织以青春和活力，是会组织的希望之所在；另一方面，他们的“激情、冲动和傲视”也会给会组织带来一些影响。这从一定角度说会与参政党的地位、要求和现在承担的社会职责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发生碰撞，会的优良传统也会面临不同程度挑战。因此，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整体框架着眼和设计，随着民建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民建组织的会内监督机制，才能使会组织在自我完善中适应时代要求，健康发展。

三、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其政党特点要求加强会内监督

至2009年初，民建组织中经济界会员达91208人，占会员总数的77．3％。其中，企业界会员73663人，占会员总数的62．4％。在企业界会员中担任各种正、副董事长、总经理、厂长的达17361人，占企业界会员的23．6％，占会员总数的14．7％。也就是说，每3个民建会员中有接近两个半人从事经济工作，每7个民建会员中有一人是企业的“一把手”，比例之高是其它政党不可比拟的。不应否认，所谓经济界人士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士，30年前民建成员主体的“原工商业者”也属经济界人士范围，但当时作为构成民建主体的经济界人士——原工商业者与今日民建主体的经济界人士是有“质”的区别的。这种“质”的区别表现在两方面：是时代“烙印”带来的区别，二是历史地位和承担的任务形成的区别。

作为原来民建主体的原工商业者在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中，基本上被划人“资产阶级”范畴，是“利用、限制、改造”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的对象，特别是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乃至“”中更是如此。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他们变得“很老实”、循规蹈矩，无论说话做事，都十分小心谨慎。而现今的民建“经济界人士”不同，是作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的主体，是政治舞台上的“参政”重要角色。过去那些“禁锢”和“枷锁”解除了，“顾忌”也会随之消除。面对这种变化，不加强自我教育、加强会内监督，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同时，随着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转变，经济工作者进入到社会“主战场”，其地位和任务有了新的提升。价值取向也成为人们关注和追求的重点，加上国门打开，国际经济交往的频繁，会员将面对各种利益、思想、潮流的冲击和诱惑，特别是“一把手”们，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吗?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正面宣传、引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加强会内监督，维护会组织的民主、团结、进步。

曾经有一个民建市级(这是一个有2O万共产党员和100位民建会员的中等城市)组织的主委说过一句让人震惊的话，他说：“在我们这里，共产党员中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只是几十万分之一，而民建会员中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是百分之一!给会组织带来的影响将成千倍于执政党!这样的人我们出不起!”由此可见加强会内监督，保证会员廉洁的重要性。

现在，根据会组织的实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民建中央审时度势，在九大通过了《民建中央关于加强会内监督工作的意见》，在九届四次常委会议上形成了《民建中央会内监督条例(试行)》，接着组建了以民建中央副主席马培华同志为主任的中央监督委员会，全面领导全会监督工作。这是加强民建会内监督工作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