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特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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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韩国在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去了均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们基于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本文着重对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依据、社会特征、社会效益和如何借鉴进行了分析、评价和比较，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韩国新农村建设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一）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韩国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农业与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根据韩国国情和农村实情，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上一世纪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加剧了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

（三）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农业萧条、生产落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的生活困难。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6年的统治，加上残酷绝伦的朝鲜战争，使韩国国土成为一片焦土，城市、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艰难，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大量的贫民、难民、孤儿寡母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战争废墟和贫民窟。在农村农民因生活所迫，打架、酗酒、偷盗、欺诈、赌博，饥寒交迫，离家出走，家破人亡。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农业、改善生活都是一种奢望，人们因战争而贫困潦倒，他们又为了生存偷盗和倒卖军需物质，民心衰竭到低谷，人人不满现实，相互猜疑、诋毁，甚至相互出卖、仇视和发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和温馨，贫富差距使政府公务员和民众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和不信任，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与居住环境条件成为农民家族生存的第一需要。

（四）农村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农民生活困难，民心衰竭，民风浑浊，农村的黄毒赌偷等社会丑恶现象应有尽有，农民有一点钱就喝酒、赌博、打架，乡风恶劣到极点。加上官商勾结、军政勾结、警匪勾结，社会腐败污浊，人们望天兴叹。农村基层政权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管理混乱，农民失去了原有的勤勉、善良、互助、合作等社会美德。农村环境污染严重。韩国人迄今还清楚地记得首尔市郊的臭水沟，一见到有人来，从八旬老奶奶到娃娃，拿着瓢子从茅草屋走出来乞讨，臭气熏天的水沟几里外都能闻到味道。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效果

为解决光复后的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的所有农村免费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当时韩国的农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户农民，每户4袋水泥，按当时的市价计算相当于4000韩圆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的辉煌成就体现在：通过水利设施和农业耕地的扩充，奠定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的基础，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科学种田的社会机制，培育了农家副业基础，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体系，建设了一批新村金融机构和农产品加工厂，改善了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与体系，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设施和条件。根据研究表明，韩国37年的新村运动中，自1970年到1984年15年间的新农村建设的成就最为显著，其中有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有2年接近城市居民收入，就是说有9年接近和超过城市居民收入，1980年以后，因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与扶持，农村消费水准逐渐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据统计，自1971年到1984年投入的财物总量达7.2万亿韩圆，年平均投入5177亿韩圆，其中政府投入占57%，居民分担11%，其余32%由民间团体和公司承担。按投资项目分类计算，生产基础建设占22.2%，增加农民收入42.8%，改善福利和环境条件占27.5%，精神启蒙教育占2.8%，城市与工厂的新村运动占4.7%。应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在这15年内完成的。

进入上一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首尔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据最近韩国《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京乡新闻》的民意调查，在政府与国民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中新村运动运动都排在第一位，根据首尔大学的民意调查回答应继续继承和发展新村运动的人占总人数的73.8%，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只占19%。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从1974年到2004年先后有133个国家派出41610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村运动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

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国家为目标，以勤勉、自助、协同、奉献为精神理念，以脱贫致富为动力，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显示出鲜明的时代与社会特征，如合作精神、勤劳致富、官民一体、学者参与、民主决策和以农民为主体等，把东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唤起了全体国民的共鸣，成为国家宝贵的精神与文化财富，取得了综合社会效益。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特征不是行政官员在办公室预先策划和设计好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学者、公务员通过亲身实践逐渐形成的。

（一）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通过启发农民从改善身边的生活环境，脱贫致富开始，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政府扶持，官民一体，成为建设家乡和新农村的自觉行动。农村的公共事业和基础建设大大改善，农业基础和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农产品实现了有效供给，农村金融、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体系得到改进和完善，城乡、区域差距基本缓解，和谐、诚信、文明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农民通过亲身实践，发挥个人和集体智慧，齐心合作，民主讨论，增加收入，增强了改变自家和家乡面貌的信心和决心，开始拉动国家经济发展，新村运动获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从新农村建设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从1970年到1984年的14年时间完成基本框架和任务，再过4年成功举办了“88首尔奥运会”，再过5年举办了大田世界博览会，再过9年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在这一过程中，用新村精神激起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和国家发展动力，逐步构建了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经济发展每隔10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人均GDP从1970年的200美元达到1985年的2000美元（1988年举办奥运会时达到2800美元），1995年实现了1万美元，虽然经过此后的金融危机，但成功度过难关，从1997年的6千多美元到2005年达到1.6万美元。

（三）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韩国学者总结新村运动时认为，新村教育是新村运动的核心。新农村建设、新国家建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辉煌成就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精神理念、内在动力和社会实践的体现。新村运动长久不衰，并能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的原因在于新村教育，建立健全了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教育机制，与时展同脉搏，满足了不同发展阶段公民的发展需要，这是不可能用简单数据和模型说清楚。

（四）官民一体和“民主导”：韩国新村运动在发展初期是以“官主导”，产官学众齐心团结、积极参与，后来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逐步转变为“民主导”，韩国的学者登上了政府总理、部长和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的舞台，国家的依法行政更加科学化。即使是财政投入也逐步走向“民主导”，在初期1971年投资额的122亿韩元中政府和居民负担比例是33.6：66.4，而到了1978年的7074亿投资额中这一比例变为10：90，显示出新村事业各村自立、自助，事业规模也逐渐扩大。仅在发展初期（1970年——1978年）8年时间内参加新村运动的新村指导员就达到27.8万人，公务员30万人，190多所大学学生参加支援者服务活动，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达2170万人，超过半数的国民参与了新农村建设。总统和各级公务员都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经常与农民和市民对话，拉近了官民的距离，改善了干群关系，克服了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建立了政务公开、民主协商的社会机制。农民从政府公务员和专家、学者的言行举止中深切感悟到政府与公职人员的诚信和辛劳，产官学众大家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家园和国家，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五）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以往学者的教学和研究严格按学科分类和发展，很少顾及社会热点问题，新村运动的开展，感召和聚集了广大学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新村与新国家建设，把专业研究建立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大学学问脱离社会现实的难题，各大学和研究所纷纷成立了新村运动研究所（会），仅在1974年到1995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有关新村运动的论文就达1860篇，190多所大学参加新村建设。学者们通过社会调查，有针对性地研究社会问题，再把研究成果带到实践中验证，好的经验和技术加以推广，提高了政府科学决策和运作效率，政府公务员树立了尊重科学和学者的风气，全社会尊重科学和人才的风气蔚然成风。

（六）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不管初期发展目标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是在实施过程中的不断调整与变化，在历史长河中考察，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社会难题，也克服了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在发展中的差异和东西方文化存在的相互撞击和冲突带来的诸多复杂矛盾，圆满地实现了平等、和谐、诚信、文明的公民社会。并且在跨入世界文明国家后，如何处理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走向成熟的制度文明，与世界文明同步发展，也找到了很好的答案。让全体韩国国民通过一次次考问、自省，感悟到不能只为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违背世界文明规则的道理，知道了在自我批判、自省自律的痛苦过程中才能诞生一个文明成熟的国家和民族的深刻道理。

四、借鉴韩国经验，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解决我国“三农”难题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工作任务，而是我党、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今后几十年的中心工作，更是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各部门今后的中心工作。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总书记、总理亲自领导和过问这项工作的缘故。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确有很多来自基层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从更加开放、开阔、开明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思考我国“三农”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略和对策，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实践，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好经验、好办法，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不可能在原和生产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基础上再有什么政策性开创和突破一样，必须依靠来自最基层的经验和做法，依靠专家、学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来自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系统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繁荣昌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是相辅相成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我们更加关注和学习邻国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出自好奇和追求时尚，而是我国自身的实际需要。经过分析和比较，发现了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找到了应该避免和防止的试行错误，更加领悟和坚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做得更好的信心和勇气。

（一）健全组织管理体系：韩国在启动新村运动时总统亲自发动、宣布，由内务部具体负责，各部委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后来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由退居二线的政府总理、部长（都是专家、学者）、学者担任会长，下设新村指导者中央协议会、新村妇女会中央联合会、工作单位和工厂新村运动中央会、新村文库中央会、新村金库联合会、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新村日报等，上述机构逐渐成为民间或法人代表，独立行使其社会职能，至今韩国全国有20、30万名新村指导员，成为韩国公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人员，为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鉴韩国的经验和做法，由党中央亲自负责，成立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可以委托中央或国务院某部委具体负责，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市、县、乡、村成立相应的对口负责单位（为节省人力，可以挂靠），职责、任务落实到人。在中央领导小组内，成立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会，专兼结合，主要负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调查研究和各级政府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出咨询报告。

（二）完善财政投入体制：为避免层层划拨财政经费后，层层被消化和削弱的现象，中央财政由中央新农村领导小组直接负责，通过专款专用、专款配套、直接到村或农户等多种方式，建立合理的财政投入管理体制。有些经费可以兑换成物质，直接支援农村和农户，才能调动农村和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些财物支援过程中，各级政府公务员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专家、学者紧密配合，并监督、检查，直接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不断矫正和改进以往政策和做法，为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正轨和不断完善、避免大起大落和重大决策失误提供制度保障。

（三）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各项制度：韩国在上一世纪90年代总结新村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强调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鉴于这种教训，我国在组织实施时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委托新农村建设研究会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运用这些科研成果，在制定实施规划、分类指导、政策研究、投入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矫正机制等方面，建立科学的运作制度和机制。专家、学者们要与农业部门的职能、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紧密结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要摆脱书院式的封闭研究，学者们也可以帮助各级政府摆脱脱离农村实际的“办公室预案”和“办公室行政”，真正为农村建设和农民实际需要办实事、办好事。

（四）充分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在农村选举一些有热心、有创意和组织能力的农民为农村建设的指导员，并给他们一定的职责，可以直接向任何一级政府领导反映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想法。由他们组织村里的农民制定自己的建设方案，及时和乡村政府的方案核对并协调、统一。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韩国之所以从“官主导”转变为“民主导”，是因政府人事换届、政府权利难以控制、政府行为和长官意志容易抑制农民的创造性等弊端之故，能否真正调动农民的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文明政府深深懂得学者参与研究出的政策要比官员自己编出的政策科学；学者的评价比官员自己的评价社会置信度高；农民发自内心说好，比官员说好要可信得多的道理。组织人事部门也走出考试加演讲加打分的“办公室预案”，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人才，改进工作。

（五）推动体制创新：与新农村的建设业务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委有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民政部、全国供销总社等，如果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积极支持和参与，很多事情都会顺利，但各部委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很有可能变成新瓶装陈醋，还是那一套，形形色色的“行动计划”和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纷纷亮相，政府攀比“烧钱”，收效却不佳。防止形式主义花架子，一阵风、一刀切，但又不能走老路，各行其是，各自扩张和点缀自己，要有国家统一的组织路线和技术路线，各行各业紧密配合，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旋律。教育部重点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职业继续教育。农业部实行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和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尤其是通过农科教结合实现制度创新，教育部、科技部等其他部委紧密合作与支持。农科教结合是来自我国基层的成功做法，是中国版的新村运动，有很好的经验，应该继续继承、发扬和光大。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己的银行——农协银行能否建立健全，是解决农业企业化、农村金融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韩国新村运动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是成功的新村教育，成功地把新村运动上升（升华）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新国家层面，成为国民永不枯竭的精神与奋斗动力。二是建立健全了韩国版的“农科教结合”模式，即集农林部科技教育行政、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为一体的机构农村振兴厅，是目前世界上最合理、有效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组织体系之一，韩国农林部的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这里，这是一次制度创新。三是农民合作组织——全国农协，这是农业发展的组织保障，是农民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精神家园。

（六）善始善终，与时俱进：由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和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新农村建设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能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由几届政府来接连完成，不能受政府人事换届的影响，是党中央制定的国策，必须善始善终，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和总结各地、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教训，矫正原有的政策、做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既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又与社会、经济和世界发展规律和趋势相适应，与世界文明接轨，同步发展，不仅能解决好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型过渡中的问题，还能为建立和谐、诚信、文明社会奠定物质与精神基础，为国家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填充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成果，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美好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2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3.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村研究会，《新村运动论文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6

4.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网站，2006年2月

5、近现代韩国国家和农民新村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条件，韩国政治学会报，1997年第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