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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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已成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要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依赖于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但目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存在失范的现象，需要从人员、体制、监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失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所谓的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以创造必要文化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根本任务，创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现代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还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行政伦理的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国运治乱和国家兴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关系到行政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可以认为是关于行政伦理规范基本内容的准确、深刻的概括：第一，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忠于祖国、一心为民，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发扬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第四，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国家和人民夙兴夜寐地勤奋工作。

二、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人员往往会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顾，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公共权力经常被用来满足私利，这种情况就叫做行政伦理失范。目前我国存在的行政伦理失范有经济类失范，如贪污挪用，行贿受贿，违规经商，隐匿财产等；政治类失范，如官僚主义，权力寻租等；以及组织人事类失范，失职类失范等。造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从宏观范围上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往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以突出政治为导向、以服从义务为标准、以自觉自律为主要形式的行政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到挑战，旧的道德规范被怀疑和否定，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定型和完善，西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乘虚而入，传统的宗法道德思想、等级特权思想沉渣泛起，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必然出现行政伦理的失范现象。

第二，行政人员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行政人员是“经济人”，他们会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行政人员虽然有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但因为其掌握着公共权力，就应当有维护公共生活健康的责任和义务。当公与私之间发生冲突，需要他做出选择时，如果其道德修养不高、自身素质较差，受个人利益的驱动，行政人员的行为就会失控，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发生。

第三，行政体制自身的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我国行政体制自身存在着许多弊端。诸如政企不分，政府职能泛化；机构叠床架屋，编制缺少立法；用人制度不公开，人浮于事，因人设事，人满为患；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行政监督无“法”、无“章”等。特别是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期，新体制的建立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各种配套的法规、章程、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无形中造成许多管理上的“空档”，成为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隐患。

第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当前的中国，虽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还远远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大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地位偏低，无法有效行使监督权。二是民主渠道不畅，监督缺乏群众性。在各种监督中，人民的监督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受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今天我国国民素质虽有所提高，但大多数公民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这样就谈不上监督了。三是舆论导向乏力，社会效益差。善不能尽扬，恶不能必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

三、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第一，要确定行政伦理准则。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发掘我国传统伦理美德的精髓，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行政伦理内涵，如掌权为公，从政为民；坚持正义，处事公平；厉行节俭，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其次，要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公共伦理，如，中国共产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奋斗，形成主要的公共伦理价值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言行一致，谦虚谨慎等。再次，要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行政伦理立法，可以总结《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执行的经验，适时出台《公务员伦理法》。同时，为了保障《公务员伦理法》的实施，应当在政府内部建立专门审查监督公务员履行行政伦理义务的组织机构，推进政务公开和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在制裁措施方面，不仅要使用精神激励等“奖惩手段”，还要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层面，将公务员履行行政伦理义务的表现与其职务升降、待遇调整等联系起来。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公务员信用档案建设和管理的做法，就是将公务员的履职信用信息和个人生活信息等进行收集、整理，并组织评价，分为若干信用等级，与其职务升降、待遇奖惩等联系起来，起到了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

第二，要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行政伦理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阐明行政伦理的概念内涵、价值取向、基本范畴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应当总结和推广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践经验，介绍国外行政伦理立法、制度建设和实践等方面的经验，特别要在公务员行政伦理责任意识的培养、行政人格的塑造、行政伦理冲突问题的处理能力、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加强教育研究。

第三，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服务性行政模式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和制约，克服市场经济天生的弊端，如盲目性、无政府性、无计划性、非公平竞争及行业垄断等，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切实将政府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克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法不分、政商不分的状态，尤其不应把社会团体政府化。杜绝官员介入经济活动、从事赢利活动等不良现象。要加快行政机构改革，对政府的规模与结构加以限制，有效防止机构臃肿、无限膨胀。其次，改革干部人事的“选拔”制度，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实行竞争选举。适当提高干部薪给标准，使其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彻底废除薪给以外的一切特权待遇。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督政的民主化、制度化渠道，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再次，建立社会主义的服务行政模式。不仅要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一种行政观念，而且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变成一种制度。将在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这一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内化为行政人员的内在规范，使其成为一种发自行政人员内心的行为准则。将建立社会主义服务性行政模式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行政人员的道德自律获得客观保障，为行政伦理提供赖以生长的沃土。

第四，推行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道德行为往往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外部社会压力下产生的。由于行政管理权是种公权力，社会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突破点更应着眼于构筑有效的监督。只有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才会形成道德评价的压力。政务公开的宗旨就在于使行政管理活动处于群众监督之中，防止管理权的私化或虚假空化。政务公开应着重行政资讯公开、行政程序公开、行政依据公开、行政结果公开等。新时期的政务公开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进（下转第74页）（上接第72页）入信息社会，电子政务正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为政务公开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与途径。电子政务是未来政务管理的主导，为建构统一、公开、公正、高效、廉洁、规范的行政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我国已开始了各级政府的“上网工程”，它的意义不仅仅在行政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在于制度伦理的变革与行政伦理的变革。可以说，它是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一个平台。现实中，政务公开与电子政务结合起来，能共同促进现代行政管理的实现，也能促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

第五，要充分发挥公民的参政积极性。这就需要发挥公民社会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活动，使公民不仅作为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者，还是行政管理活动双向互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村委会、居委会等社区自治，群众参与的政风评议、行风监督、立法和政策的建议等，干部公推公选、任前公示、离任审计中的群众监督，对于腐败行为的举报、投诉和控告，新闻舆论监督等，已经形成普遍性、经常化的公民参与方式，对于行政伦理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要特别注重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社会舆论反映整个社会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监督，具有明显的行为约束的优势。正确的舆论表达着社会和集体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社会舆论主要通过对某一行政行为的褒贬向有关成员传达社会反应，指明行为准则，引导行为方向，从而起到规范行政行为方式的作用，促使行政人员遵循最起码的行政道德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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