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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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德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以来，进行了三次释法，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都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文对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依据授权可以解释基本法。

关键词：基本法解释权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基本法)于1990月4月4日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1997年7月1日起实施，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文件，对回归后香港的稳定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基本法正式实施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的三次立法解释均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从1999年的“无证儿童居港权”争讼案的解释分歧，到对基本法两个附件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争议，再至董建华卸任后新特首任期问题的看法不一，无不反映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

根据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可以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在法理上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尝试对此作一分析。

一、解释权归周的法律规定

(一)宪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第(4)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利。香港因为历史原因，和内地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域，实行的是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回归前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下，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而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官的司法解释，是否存在立法解释有非常大的争议。而在内地，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国家行政机关在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时对行政法规做出行政解释。当具体应用的解释出现错误或冲突时，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加以确认或纠正，也就是说宪法赋予了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

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法律，不仅在特别行政区实施，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依据宪法，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而且，这样的规定对于保证基本法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得到统一、正确的理解实施是必要的。但是鉴于香港在回归前长时间处于几乎没有立法解释的状况，回归后的司法又将沿用普通法的传统，照搬内地大陆法系的立法解释模式而排斥普通法的法官司法解释就不能完全适应香港的现实。因此，在基本法中确立一个合乎宪法又切合特别行政区实际的解释模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解释权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S$条第(1),(2)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做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做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做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和基本法的制定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基本法解释权依宪法规定归于人大常委会是无可非议的。基本法在确立了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又规定，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对基本法进行解释。

(三)叶158条的理解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

1,“授权”并非“分权”。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是在“一国”之下，为了更好地施行“两制”，香港法院经“授权”而得以对基本法条款进行解释。这也就是说，人大常委会把自己应当行使的解释权的一部分授予香港法院行使，而不等同于香港法院本身拥有基本法的解释权，人大常委会不因“授权”而丧失其依宪法和基本法获得的解释权。

2、经授权解释的条款为基本法的全部条款。基本法中把该法的条款区分为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和其他条敬。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主要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对外事务等大部分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内容。香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有需要的情况下，能对这些内容进行自行解释，而无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立法解释。

3,“香港法院”是指不同审级的各级法院。人大常委会在授权条款中提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应当理解为在自治范围内有权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各级法院。但是由于法院之间的级别不同，管辖权的大小不同，对基本法做出解释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也不相同。只有终审法院在受理上诉案件时对基本法自治范围内条款的解释.对香港特区的其他法院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4.“其他条款”—自治范围外条款的解释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于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是可以解释的。如何理解“也可解释”是非常重要的:

a)“其他条款”的范围。所谓其他条款，即基本法自治范围外的条款。这里包括两类一类是指有关外交、防务及其他一些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即指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关于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规定。对于这些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可以解释”.如果解释不影响案件的判决，就没有必要提请解释，可以“自行解释”;但如果解释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就必须提请解释，不能“自行解释”。另一类是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关于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规定以外的自治范围外条款。

b)“也可解释”的涵义。香港法院在审理某个具体案件时，对于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或关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的解释，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结果时，是不能直接产生法律约束力。法院应在做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由终审法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这些条款进行解释。只有人大常委会做出的解释才有最终的拘束力，香港各级法院做出的解释只有得到了人大立法解释的认同方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即使对那些香港法院有权解释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可能重新做出解释，或者在案件到达终审法院之前主动就有关条款做出解释而对案件的终审判决造成影响。

立法解释的效力。158条第(3)款规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解释，说明终审法院提出解释基本法的谙求后，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基本法做出解释，也可以不做出解释。但立法解释一旦做出，特区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引用相关的条款时，就必须以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是，从围绕“居港权”的释法中明确看到，这样的立法解释不具有迫溯力，也就是说在人大常委会对相关条款做出解释前已经在香港生效的判决不受立法解释的影响。这也就维护了香港终审法院的终审权。

二、法理分析

通过对基本法解释权的法律规定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人大常委会的释法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以下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释法同样符合大陆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普通法的原则。

(一)“一国两制”是基本法158条规定的解释模式的法理基袖

“一国两制”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是香港治理的核心。“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成为国家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两制”，就是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没有香港的回归，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而”两制”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一国”与“两制”都必须得到保障，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基本法158条规定的解释模式就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在回归前是不存在立法解释的，基本法158条(1)款，直接把立法解释引人了香港的法律解释体系，这就把内地与香港统一起来，是”一国”的体现。在此前提之下，158条(2)款，通过授权，保留了香港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这与内地只有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才具有的司法解释权是不一致的，这是“两制”的体现。基本法巧8条(3)款.强调了立法解释效力高于司法解释，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高于香港法院的解释权，这是“一国”与“两制”关系的体现。由此可见.基本法巧8条的规定是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相一致的。

(二)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体现制定法高于判例法的普通法原则

根据英国“议会至上”的传统.议会制定的法律.法院不能质疑，具有比判例法更高的法律效力。事实上，在普通法体制下，法院的判决可以成为先例，法院以后在处理同类案件时要遵循先前的判决，这就是“遵循先例”原则。但是如果立法机关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制定或修改了法律，改变了法院通过自己的判决就有关问题所确定的制度原则.那么法院以后处理同类案件就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或修改的法律。这也是普通法的原则，即“制定法优于判例法”的原则，立法取代判例的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普通法地区和国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立法解释和法律的效力相同，具有制定法的性质.因而根据制定法高于判例法的普通法传统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效力高于终审法院在判决中对基本法的司法解释，应当得到遵从。

三、小结

从对法律规定与法理的分析中，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间题，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1、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能够解释基本法是源于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而非其自身享有解释权，常委会也不因授权而失去依宪法而享有的法律解释权。

2、香港各级法院都可以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但依据被解释条款的性质不同，这种司法解释的效力也是不同的。

3、香港终审法院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做出解释，立法解释有最高的法律拘束力，但没有溯及力。

4.基本法的解释模式既符合“一国两制’，的要求.也符合香港的普通法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