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合法性资源获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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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关键词：语用分析；合法性；政府合法性

探讨我国政府合法性问题，在理论上就是从语用层面分析政府合法性概念。如何对政府合法性概念进行语用分析呢？这需要弄清语用分析的基本框架。从本质上看，语用框架，即“符号-解释者”的关系。解释者是“人”，人要对符号进行解释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在什么背景下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只有这两个前提具备了，解释过程才可以进行，解释才会有结果。而在这两个前提中，“在什么背景下解释”是“解释语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解释”是“解释需求”的问题。前者是解释活动的客观因素，后者则是解释活动的主观因素。对概念的语用分析也就是对特定符号的“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进行分析。

1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

“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可以从三个层次考察，即：世界历史的层次、中国现代化的层次、市场经济的层次。这些语境构成了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基本背景，形成了未来构建的基本约束条件，决定了未来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客观路向。那么，这些约束是什么，其提供的路向又有哪些？

第一，就世界历史的层次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的较高阶段，即所谓的“后现代消费社会”阶段。该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传统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形态逐渐转换为当代“消费主导生产”的形态。相应地，整个市场的价值创造趋势也逐渐转换，从“劳动因素决定型”转向“效用因素主导型”；世界市场的价值创造链条也逐渐生成一种U字形的“微笑曲线”（即利润最高端集中在“研发”和“营销”环节，分布在U形的两端，而利润的低端集中在“制造”环节，分布在U形的底部）。世界市场经济格局的这种转变，引发了整个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来临，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政府组织行动渐趋有限、私人领域不断壮大、非政府组织日益崛起。中国政府和市场体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因素，同样也或多或少具备这些特征和符合这些趋势。这就意味着，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之构建不得不要考虑这些客观趋势。这既是观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首要背景，也是决定中国政府发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历史依据。

第二，就中国现代化的层次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性，因而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既有诸多机遇也有更多挑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很早，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真正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应该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建国后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起点。尽管如此，若从现代化本质来看（其核心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取代），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现代化，因为其没有实现商品经济的转换，更缺少市场化的体制设计，而这一点直到90年代才从根本上改变。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应该以90年代市场体制的引进为起点。这意味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因素很特殊：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在向纵深发展，而中国才仅仅开始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时间上具滞后性，但后发式现代化同样具有优势，那就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引进一些现代化成功因素。这预示着，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境遇中。如何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或者成功应对挑战，就成为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三，就市场经济的层次来看，它直接影响着当前中国政府发展的路径与走向。市场经济表面上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但若立足人类发展的序列（“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区间）来看，市场体制的实际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本身，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不主要是经济影响，而延伸为整个社会本身。概括说，市场体制的生成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体现为三种分离过程的持续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那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导致国家行动领域逐渐趋于有限，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导致私人自主性增强和公民的主体地位成为事实，私权与公权的分离——形成国家“公权民授”的新格局与新观念；上述三种分离形成这样的结果，即国家行动逐渐有限，公民行为逐渐自主，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公权民授”的观念日益普及。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结构逐渐消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逐渐生成，那就是现代公民社会。在这里，直接影响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地位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强权机构，而成为现代公权并提供公共服务；公民角色的变化——不再是传统国民，而成为社会的主人（公民）；政府正当性来源的变化——不再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合法性，而是要由公民授权获得。而从深层次来看，市场经济的崛起在政府合法性的各个层面都提出了挑战。例如：政府地位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在变化；公民角色的变化意味着政府要想说服公民，就必须转换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模式；政府正当性的来源变化——民意作用的提升，意味着社会民意的力量在增强，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去与留。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语境对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2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需求

如上所述，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解释自身合法性的基本历史条件，即如何解释自身的合法性，只能立足这样的历史境遇。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约束条件，至于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如何解释，则又取决于自身的需要，这就是解释需求。从理论上看，解释需求回答着解释者如何解释和解释什么的问题，因此，较之于“解释语境”，它更能充分观察“语用解释”的基本内容。

当前我国政府对自身合法性的解释需求是什么呢？参照上述约束条件，笔者以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世界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必须回答自身在该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这就是中国政府如何认同经济市场化问题。就意识形态来看，我们认同当前世界发展处于“商品经济”的历史区间，市场化是其主要形态；就发展实践来看，90年代引进市场交换体制，正式从政府层面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因此，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在市场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对待全球公民社会化问题或者说如何应对全球公民社会的挑战。显然，明智的选择是积极参与其中，但是，这意味着政府自身要实现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实现这种转换。不仅如此，若再深入一步，假若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公民社会转型，这预示未来政府变化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层面，更主要是社会体制的配套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例如，契约关系对私权的张扬，产权关系对权力分散的优先选择，都将对现有的公权优先、权力集中的观念和体制进行改造，问题是，我们能否顺利解决这些根本性的挑战呢）。相反，假若中国政府回避，那么，这意味着将失去自身存在的历史根据，政府合法地位不再具有合理性支撑。所以，综合正反两方面，这决定了中国政府要实现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必须参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进程，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

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了当前中国政府必须提升自身的说服公众的能力，通过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换增强政府的可接受性。90年代的市场体制引进，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实质性突破，这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现代化场景中。如果说，现代化的基本构架是四个现代化体系，即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经济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后，将是后三个现代化的综合推进。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实际上已经开始）其政治生态、观念架构、人的发展将出现根本性改观。基于这一改观，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话语及其模式还会有多大的说服力，无疑将面临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基于此，政府要想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度，只有两条选择：或者提升自身说服公民的能力，或者改革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模式，实现其现代性转换，如注重人性因素、尊重心理规律等等。

其三，针对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和关注公民地位、角色和观念的变化，在顺应当前“政府有限、公民自主、公权民授”的历史趋势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文明体制，把社会民意力量纳入现代政党政治的制度建设框架，最大程度地获得民意资源。市场经济演进的趋势表明，基于市场的驱动，现代公民社会的架构正在逐步生成，这意味着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在发生转换，传统的基于阶级强制的暴力资源和基于经济业绩的意识形态资源在逐渐耗尽，一种基于公民授权的新的民意资源在逐渐上升，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的合法性来源。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变化，对政府来讲，核心就是重视民意的认同。结合上文关于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意内容的非理性化和价值预期化趋势，笔者以为，对当前中国政府来说，除了实现对民意的重视之外，还要尊重民意的内容。也就是说，重视民意是一种前提，核心是对民意内容的捕捉，尤其是对民意中非理性及其价值预期部分的捕捉。否则，如果仅仅局限在其中的理性部分，那么，在现代语境下，将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为那代表不了民意的全部甚至连其核心部分都不能反映。

总而言之，结合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两个方面，关于当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构建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大致评估如下：首先，中国政府已经迈进现代化进程中，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它将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历史根据；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挤压（既有改革任务的挑战，又有利益集团的保守性压力，既有国内一国两制的竞争，又有国际上先进生活方式的比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想说服公众，需要极高的说服能力；最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和传统地位，这意味着政府要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把民意资源纳入改进的视野，当然，这一改进由于特殊的国情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难度，但总的趋势是，这无可回避。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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