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的特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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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服务/政府义务/行政规则/行为方式/行政手段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现代行政的发展与演变趋势，阐述了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即：政府义务的积极化；行政规则的服务化；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行政手段的间接化。

公共行政的范围取决于不同阶段的社会公共需求，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公共需求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中，因而，行政的内涵与外延亦具有相应的阶段性与变动性。从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传统行政走向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正是这种阶段性与变动性的体现。

就西方国家而言，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在此种模式之下，政府角色相当于消极的“守夜人”，行政职能主要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处理国防、外交等事务，所谓行政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

自20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产业革命、科学革命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有限的消极行政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积极的服务行政成为一种时代趋势。行政已不再是“公共权力”的代名词，同时还意味着政府的服务与保障功能，体现为公共事业的提供、社会福利的保障等等。在这种社会需求之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作为战后发展模式的“福特主义”在经济领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新兴的理论与政策强调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公共服务领域，推行国家垄断调节政策，大力强化行政职能。在这种演变之下，行政已由消极有限的权力行政转化为积极扩张的服务行政，无论从其活动范围、方式以及主体而言都日趋多样化、灵活化。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迸发，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局面，“福特主义”生产与分配模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共识破裂了，各国再次受到世界范围的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在重塑政府的口号下，以服务为行政的宗旨，顺应社会需求，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行政管理的模式，打破公共职能的国家垄断，实现政府、社会分担行政，在有限政府的前提下，满足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中心，并为以“公共服务”为理念的公共行政赋予新的内涵。

就我国而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具有单方命令属性的行政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政府管制范围无限膨胀与行政管理方式单一化的双重弊端，严重制约了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改革的深化，这种传统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单一行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转变行政理念，在“公共服务”的行政理念下，重新估价、界定政府作用，调整政府职能，改变单一的权力行政方式，改革传统公共行政的模式，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同时，深化行政改革，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在这种社会发展与行政理念的变迁下，促使现代行政的范围、方式、手段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形成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的如下特征。

一、政府义务的积极化

伴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以及公共领域的拓宽，单纯的“公共权力”已经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职能，代之而起的是“公共服务”的理念，这一变化标志着行政已由传统消极的权力行政步入了积极的服务行政。就政府义务而言，主要体现为政府由传统的不得侵权的消极义务过渡为积极的保障义务。

（一）以“权力”为核心的政府消极义务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之下，政府的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行政的方式体现为具有单方性、命令性以及强制性的规制行为。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理念下，这种公共权力的行使只能限定于维护公共秩序所必要的幅度和范围之内，并恪守其权限，以防对公民自由、权利造成不应有的侵犯。在这种行政理念之下，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指消极的不得侵犯个人权利的义务。所谓行政法治的内涵局限于规范政府行为，以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埃斯曼看来，这种限制只是为国家设定不得危害个人权利的消极义务，并不能促使国家承担或履行某种积极义务。他指出：“……现代时期中那些最为牢固确立下来的，最为丰富的观念之一，就是个人拥有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并高于国家权力的权利……它禁止主权者制定侵犯个人权利的法律，……个人权利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限制着国家的权力，但却没有强加给国家以任何积极的职责，以及任何为着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先期工作。国家必须为了使个人的活动保持自由开展的目的，而避免某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这句话概括了“公共权力”理念下个人权利为政府所限定的责任与义务——消极的不得侵权义务。

（二）以“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积极义务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及资本的高度集中，有限的消极行政难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积极的服务行政成为一种时代趋势。正如狄骥所言：“今天，作为某种复杂变革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归因于知识进步，另一方面归因于经济与工业的发展，政府的事务已经超出了提供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人们要求它履行各种其它职能，……包括公共教育、济贫、公共工程、照明、邮政电报电话、以及铁路运输。”在这种形势下，行政已由消极有限的权力行政转化为积极扩张的服务行政，由单纯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并促使政府义务由消极走向积极，即以积极的行动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为此，在现代社会，“国家不仅有义务不损害个人的物质、智力、精神活动的自由发展，而且还有义务为保证所有个人充分发展其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而制定必要的法律、组织必要的公用事业。”

对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我国改革而言，为改革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单一体制，行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放松政府管制，培养与扶持市场与社会机制。前期经济与行政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功能，实现政企职责分离。但在政府从市场退步抽身的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新的政府职能与义务应运而生，如：环境保护与治理；建立现代监管制度；建立增强竞争出口的生产支持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逐步向外开放市场，对某些产业、部门、地区实行援助、保护政策，限制某些产品或服务进口；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和缓解国际贸易摩擦，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环境和发展空间；熟悉WTO体制、规则、运作方式，防止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因而，当前的行政改革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削减政府职能，它意味着社会变革中政府职能的分化与整合，它要求在合理地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的同时，保障公共服务的履行。为此，在服务理念下强化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心。

二、行政规则的服务化

20世纪初，面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狄骥曾指出：“现有的证据已经断然向我们表明：以前曾经作为我们政治制度之基础的那些观念正在逐步解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将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建立在截然不同的理念之上……”。这一理念就是公共服务。随着这一理念的确立，在原有的权力行为之外，政府更多地在实施非权力性的服务行为。公法也不再把解决个人的主观权利与人格化国家的主观权利——公共权力之间冲突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还旨在对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行组织，即对政府大量的非权力性公务行为进行规范、调整。因此，作为行政规则的公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权者来加以执行的规则。……现代国家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诸如法国行政法中所确立的公务实施原则；公务不间断原则；公务适应性原则；公务的实施平等原则等。这些建立于“公共服务”理念的规则，适用于规范那些非权力性政府行为，体现了现代行政从“公共权力”——“公共服务”，从“权力规则”——“服务规则”的发展，标志着现代公法不再局限于规范“公共权力”，而扩展到了“公共服务”实施的保障。这种新的行政理念的确立，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要求一系列建立于公共服务理念之下的政府行为规则必须得以完善。

80年代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吉耶曾提出，“现代的国家是谦虚的国家”，要求国家减少干预，这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十几年以后，法国总统希拉克旧话重提，说他赞同“谦虚的国家”的提法，但同时认为，一个“谦虚的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家”。他强调现代国家应继承“公共服务”的观念，提高国家效率，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更好地扮演普遍利益保障者的角色，加强社会协调，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下，重塑政府，具体措施包括以公众为对象，引入竞争机制，以企业的精神重塑政府，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这种改革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强调行政的服务理念与功能，从而使得行政规则成为真正意义上服务规则。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下，转变行政观念，完善政府行为规则，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诚实、信用，改善政府服务，完善公共服务规则也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行为方式的多样化

（一）传统行政下行为方式的单一化

在传统的行政理念中，所谓行政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构成行政行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具有单方意志属性的权力行为，这种行政方式被称为规制行政或警察行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限定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行政的方式多为此种规制行为。

就我国而言，在长期计划经济的单一体制下，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公共领域的泛化，政府主要通过公权力手段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强制控制，实行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一方面，政府职能与管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管理方式却呈现单一化，从而形成政府以权力行为的方式管制复杂社会生活的局面。

（二）现代行政下行政方式的多样化

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以及政府公共职能与义务的加强，传统的单方命令性行为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今天，除维持治安和确保税收这样一些传统的权力作用外，与人民福利紧密相联的非权力性的管理作用，在行政活动领域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再经一、二次大战，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保护国家（Fursorgestaat）、助长行政（Forderungsrerwaltung）、给付行政（leistungsverwaltung）等新颖之国家目的及行政作用论逐渐被接受，行政机能遂呈几何级数之增繁多涉，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日益迫切……”在这种发展趋势下，行政的内涵除传统的警察活动之外，亦增设了大量的公务活动，诸如：工商业公务、社会公务、职业公务等。这些公务活动，不但涉及到产业经营，而且包含众多的社会救助与保障的实施，充分展示了现代行政的活动空间，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此外，为适应现代行政的复杂性，激励公共行政的活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公共需求，新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它以现代经济学，以及私营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以市场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其核心思想在于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并将私管理方式和手段运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广泛采取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根据服务的内容与性质选择相应的供给方式，如政府业务的合同出租、竞争招标等。在这一理念下，行政指导、行政合同、政府采购等非强制性行政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以私法的方式实现行政的目的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它标志着政府的行政方式已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在我国，随着社会公共需求的扩大以及政府职能的调整，单纯的权力行为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求，由单一化权力行政向多样化的服务行政过渡已是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的入世，这种行政方式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根据WTO的规则，各成员国必须取消关税壁垒，取消工业品进口的数量限制、许可证限制。这意味着原本在我国普遍采取的行政许可、审批等单纯的管制体制逐步被淘汰，转变政府行为方式已势在必行。在这一形势下，一些新的不具有单方命令属性的非权力性行为大量涌现，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资助、行政信息服务等带有契约、指导、协商、鼓励、帮助等具有私法性质的柔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这些“非权力行为”的出现对于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打破传统的单方命令属性的单一管理方式，从而改变政府形象，改善执法环境，降低执法成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行政手段的间接化

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发展极大地拓宽了行政的外延。伴随着这种扩张趋势，引发出行政民主化、灵活化以及方式多样化等现代行政的需求。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高行政效率，改革僵化体制，调整政府模式，在“有限小政府”的前提下，发挥行政作用，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成为现代行政面临的双重目标。这一矛盾最终的解决途径是行政分散化，即将公共行政的职能分散于多个主体，培养、扶持政府之外的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在法国，这种行政分散化通过行政分权制度得以实现。这种行政分权制度改变了传统国家垄断公共行政的局面，使得现代行政从政府的直接行政过渡为直接行政与其他非政府机构间接行政的并存，从而实现了公共管理的分散化与间接化。

（一）公共职能的扩张与分担——行政间接化的根源

如前所述，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公共行政的职能与活动领域日趋扩张。但70年代末的经济滞涨与财政危机，使这种税收与服务的等式开始倾斜。政府面临提高税收或拒绝服务的两难抉择。加之政府职能膨胀所产生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赤字累累、行政机器运转不灵等弊病，使得国家行政管理系统再次陷入困境。弗里德曼•A•哈耶克、戈登•图洛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人在对现实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发达国家行政机制的弊端在于国家奉行的垄断调节政策压抑了民间的积极性，滋长了市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弱化了其自主与自立能力，造就了许多专向政府提出非分要求的压力集团，从而削弱了社会的活力与生机。因此，重新估价、界定政府作用，调整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推行新一轮的行政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提出的行政分散化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其实质在于改变传统政府行政的模式，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性质选择相应的供给组织与方式，实现服务功能在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合理配置，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实现行政分散化，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减轻政府行政负荷。这一方法使得政府、社会、市场各自以其特有的组织以及活动方式分担公共服务的供给，打破了“大政府“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局面，为现代行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顺应这一形势，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向民间转移的趋势,涌现出众多的社会中介组织，诸如：商会、同业公会等。这些非营利性组织以其各自的方式实现市民社会的自主管理，参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形成介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调节机制，分担着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有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弥补了政府组织官方色彩过浓、行动僵化等弊端，这种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促使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这些公共服务从政府的直接管理与提供转变为由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承担，正是现代行政由直接走向间接的具体体现。它改变了公共职能国家垄断的全能政府模式，并最终促使政府职能调整，实现公共职能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分配。

（二）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行政间接化的前提

国家全能性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质核心。在这种一元化的体制中，国家集政治、经济、安全、福利等所有职能于一身，在这种全能化的国家体制下，国家垄断所有的社会需求配给手段与功能，成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最终意义上的占有者和分配者。与此同时，个人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生活被最大可能地公共化。伴随着这种全社会的公共化改造与同构，私人领域淹没于公共领域之中，市场与社会被吸纳、同化于国家内部，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单一化与纯粹化，形成了公与私复合，国家与社会同一、合体的特有社会现象。在这种公共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体制下，公共行政的职能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即私，私即公。从而形成国家对公共职能，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垄断与控制。

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并通过“单位”这一中介实行社会配给。这种单一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导致各种类型的“单位”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本单元，并作为国家政治组织的“延伸体”而存在。这使得所有的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所承载的功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构性，从而使必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淹没于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体系中。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场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改革以经济领域为突破口，进而引发出社会领域的变革，使得中国社会结构面临一次大的调整与变迁。这一调整与变迁预示着全能国家的逐步解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的重新整合与分化。自改革以来，由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开发，传统的单一体制开始分化，这一分解首先以政企职责分离为突破口的，并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各自的社会角色及功能，从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组织、功能体系。这一改革促使全能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逐渐走上解体，市场与社会因现实的需要脱颖出来，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结构已逐步朝着国家、社会、市场三元结构发展。总结中国社会经历的这场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权力多极化”过程，并指出：“伴随着政治领域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那种政治领域垄断一切的‘单级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这是1978——1998年之间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这种多极结构的实质在于将市场与社会从国家桎梏中解放出来，明确其各自的功能，活动的方式与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多极化结构打破了公共职能国家垄断的传统，并促使传统“公共职能”履行模式的瓦解，进而为公共行政职能的社会分担以及行政的间接化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三）中介组织的发展——行政间接化的体现

如前所述，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不但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而且引发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瓦解了原有的一元化社会结构，促使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模式的初步形成。随着单一体制的解体，“小政府”“大社会”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标志着政府从社会领域的退却，以及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在这种自主性的要求之下，社会承接起政府“退卸”下的公共职能，并通过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即社会中介组织）实施公共服务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实现公共职能合理分担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专业经济部门要逐渐减少”、“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些决议对社会团体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社会中介组织行使公共职能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如各种行业自治团体（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足球协会、商会等）逐步建立起来，并以非政府机构的身份承担着整个行业的自治与自律，行使着过去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包括章程制定权、强制征收会费权、纪律处分权等），成为分担公共行政的主体。鉴于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许多承担公共职能的中介组织，仍然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组织管理等方面缺乏应有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实质上依然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因此，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合理界定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角色，规范与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公共职能，在保障中介组织自治性、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宏观监控，从而实现公共管理由单纯的政府直接行政走向直接行政与非政府组织间接行政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