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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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主动公开。公开信息已经演变成政府的一项新职能，因此，首先必须由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来履行这一职责；其次，应当完善主动公开的保障制度；再次，应当建立人大的监督保障制度。

[关键词]行政信息主动公开被动公开

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国行政信息公开法的调整范围不尽相同，因此，虽然有的国家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没有规定主动公开制度⑴，但却不能否认其它立法对主动公开制度的确认。主动公开仍然是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仍有必要充分研究这一公开制度，以便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我国的主动公开制度。

一、主动公开的含义及特点

对于何为主动公开，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有的从主动公开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上论述，认为“主动公开是指政府主动地在有关的公开出版物上公布政府信息，或者以通告、告示、布告、公告等方式公开政府信息。”⑵有的从行政主体法定义务的角度论述主动公开，即认为“主动公开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义务主动将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有关情况登载在有关报纸上、公报上或者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公开有关情况的一种公开方式。”⑶虽然上述观点对主动公开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从公开的启动方式上而言，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在主动公开的存在方式上，两种观点均认为主动公开既表现为行政主体在具体程序中的公开，如行政处罚、行政裁决中的告知、说明理由等，又表现为非具体程序中的公开，如抽象行为、行政政策的公开等，前者由行政程序法规定，后者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限于篇幅，笔者仅就行政主体在非具体程序中的主动公开展开讨论，即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基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在非具体行为程序中积极公开特定信息的公开方式。与行政主体基于申请的被动公开不同，主动公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动公开的实施不是基于公民的申请，而是基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是先有申请而后公开，而是在没有任何申请的情况下的公开，因此，主动公开又可称为无须申请的公开。与基于申请的被动公开在启动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二、主动公开是对所有人的公开。主动公开以不特定的多数人即社会公众为公开对象。法律、法规之所以强制行政主体积极主动公开有关行政事项或信息是因为这些事项或信息对公众有意义，其表现是：这些事项或信息或者规范不特定多数人的行为、影响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关涉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对于只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有意义的行政信息一般不属于法定向公众主动公开的范围。

第三、主动公开的内容具有相对确定性，可以通过立法加以列举。由于各国政府干预、影响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行为方式有一定的范围，因此，法律强制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的事项也就有一定的范围，可以通过立法加以列举。主动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及其解释，行政主体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以及办事规则，行政主体的采购协议书、机关的预决算书，重大行政事项的决策、计划、指导等。与被动公开的信息具有非确定性相比较，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的信息则具有相对确定性和明确性。

第四、主动公开的形式灵活多样。根据行政主体的管辖范围，行政主体既可以通过政府公报公布行政信息，也可以通过出版、提供阅览的方式公开行政信息，还可以通过新闻会、新闻媒体以及公告栏、通知、会议旁听等方式主动公开。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政府网站公开业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普遍做法。

第五、主动公开必须配合多种保障措施才能使公开具有实效。由于主动公开在内容上涉及公众利益，如果行政主体应公开而不公开，直接受到侵犯的往往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根据公共选择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作为“经济人”通常不具有主张公开的直接利益，公民个人一般不会为了公共利益而主动诉求行政主体公开信息。因此，单纯通过赋予公民诉权的方式解决，可能因为没有起诉人而使这种公开措施失去意义，因而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来保障。这些保障措施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议会、法院以及媒体的监督保障等。没有这些相关的监督保障措施，主动公开的内容就难以落实。

二、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主动公开制度

（一）主动公开的立法情况

各国均存在主动公开制度，没有主动公开制度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其区别只是主动公开的内容、范围以及采用的法律形式不同而已，有的国家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有的国家在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中规定主动公开的内容，还有的国家在两者之外，再以单独立法的形式规定政府主动公开的特定信息。

第一，行政程序法对主动公开制度的规定。各国行政程序法的调整范围不尽相同，有的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而有的国家则没有涉及。美国作为行政公开制度的代表，其194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主要规定了主动公开。韩国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立法的预告这一主动公开方式。日本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对象的行政指导应主动公开。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不但规定了行政机关订定法规命令应登载于政府公报，而且在第45条中还重述了其他法律对主动公开的规定⑷。

第二，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对主动公开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作为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法律主要规定公开的原则、公开的限制以及公开的程序和保障措施，有的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内容。如美国1966年制定并经修改的《情报自由法》，该法详细规定了主动公开的事项。澳大利亚1982年《资讯公开法》规定了主动公开的内容、方式和保障措施。该法第8条规定了每一政府机关必须主动公开的资讯。加拿大《资讯取得法》第5条也规定了政府应主动公开的有关资讯。台湾的《行政资讯公开办法》又对《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主动公开内容加以说明，主动公开是台湾行政资讯公开的两种方式之一。虽然日本的《资讯公开法》仅规定了被动公开⑸，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就认为日本不存在主动公开制度。因为日本在制定《资讯公开法》以前曾制定有若干单行法令规定主动公开事项，比如行政机关向一般人民公布财政收支、可行性计划等则由其他法令规定⑹；通过公报公开政府法令也由单行法令规定。日本的《资讯公开法》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其调整范围主要是公开的程序和救济，而对于主动公开事项则没有纳入其中，该法第二条第二项在界定了“行政文书”的含义之后接着规定：“政府公报、报告书、报纸、杂志、书籍及其他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出售对象的出版物不作为该法适用的文件。”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也存在主动公开制度。此外，葡萄牙、新西兰等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均对主动公开的事项有所规定。

第三、其他法律对主动公开的规定。有的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和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之外还制定有若干单行的法律规范，规定主动公开的行政事项。这些法律规范较为分散，有的表现为集中对单项行政事务的主动公开作出规定，而有的则是个别条款体现了这种公开。如美国1972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和1976年的《阳光下的政府法》则集中对政府咨询委员会和合议制行政机关会议的公开作出规定，而美国的《政府道德法》则主要规定了政府主要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其中个别条款体现了公开。德国的《环境资讯法》规定了环境状况的公开。台湾地区的《政府采购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都市计划法》、《环境评估法》、《商标法》中均有关于政府资讯的主动公开。有的法律规范虽然没有规定政府活动必须主动公开，但是一旦政府的这一活动受其他机关的监督，而后一机关的活动法律要求必须公开时，实际结果也造成政府活动的公开。如台湾地区的《预算法》和《决算法》虽然没有规定政府的预算书和决算书必须主动公开，但是政府的预算书和决算书必须提交立法院审议，是对立法院的直接公开。而根据《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实际结果也是对公众的主动公开。

（二）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问题。那些行政信息必须主动公开，哪些行政信息不必主动公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但取决于一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受制约状况。在现代民主国家，为弥补议会民主制的不足和缺陷，防止作为“人”的政府误用或者滥用“权”，就必然要求政府全面地公开其活动，除非为了“被人”的利益才可以不公开；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企业的投资、经营和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这些市场主体也需要政府公开各类经济信息；政府行政权力越受制约，其公开的范围也就越广泛，相反，行政权力较少受到制约，其公开的范围就可能狭窄。可见，一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是其政治、经济和法治发展实际水平的侧面反映。考察有关国家的主动公开制度，可以发现主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政府规章、法令的制定程序。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规定了政府规章的主动公开，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之前应在联邦登记上公告或直接通知利害关系人，公告或通知的内容包括制定规章的时间、地点、性质说明；制定规章的依据，拟定规章的条款或涉及的主题和问题的说明等。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1条规定，制定、修正或废止与国民权利义务或日常生活有关的法令时，制定该立法提案的行政机关应予以预告。法国1978年制定的《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主动公开对实体法的解释或对行政程序进行描述的指示、指令、通令。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政府法令的预告程序，该法第154条规定行政机关拟订法规、命令时，除情况急迫显然无法事先公告者外，应通过政府公报或新闻予以公告，并载明下列事项：订定机关的名称；订定的依据；草案全文或主要内容及异议的期间等。此外，有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政府法令的公开方式，如德国。

第二、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办事的实体和程序规则。美国《情报自由法》对此有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必须在联邦登记上主动公开的文件：1、机关的组织；2、机关的职能和工作方法；3、程序规则；4、实体规则、政策和影响公众权利的解释；5、上述各项的修改、订正和废除。第二类是在联邦登记以外必须主动公开的文件⑺，包括：1、裁决案件的最终理由，包括附议的意见和反对意见在内以及裁定书；2、该机关所采取的未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的政策说明和解释；3、对公众有影响的行政职员手册和指示。如果公布上述文件明显地不正当地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可在必要的范围内删除暴露个人身份的细节。由于美国系普通法国家存在先例约束原则，后一类必须主动公开的事项实际上仍然属于行政机关的办事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新西兰1982年的《公务资讯法》第20条、澳大利亚1982年的《公开资讯法》第8条均规定了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特定文件与资讯，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能；公众参与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和执行法律过程的方法；行政机关所拥有的各类文件的名单；公众可以查询、购买或接触到行政机关的文件等获得情报的方法。加拿大《资讯取得法》第5条也规定了政府的组织与职能、机关的各类办事手册等资讯应通过政府公报或出版予以公开。此外，台湾的《行政资讯公开办法》规定行政机关的许认可条件应主动公开。

第三、除了通过行政程序法和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主动公开的内容之外，其他法律规范中也往往涉及主动公开的事项。这些应主动公开的事项包括：1、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及会议记录。如美国的《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政府咨询委员会法》有专门规定。2、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收支状况，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予以规定。3、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文书。由政府采购合同法规定。4、行政机关的预算、决算及其执行情况。议会对政府的财政控制是议会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财政预决算及其执行情况始终是公开透明的。5、行政机关相关业务的统计。6、政府文官的录用等等。

总之，从各国的行政公开制度不难看出，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法令或规章的制定程序，包括法令或规章的制定机关、制定理由、依据和规章的内容及其说明。二是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及其所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办事规则。三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其他重大行政事项。由于各国对行政信息的理解不同，因此规定行政信息公开的法律形式也有所不同。

（三）主动公开的形式

主动公开的形式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何种手段、途径或方法将法定公开的事项公之于众，其目的在于使公众知悉以备查阅和利用。采用何种具体形式公开，主要取决于政府信息的重要程度和适用范围。如果说行政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是各国行政情报公开制度的实体内容，那么行政公开的具体形式则是其程序性内容。实体性内容必须通过程序性内容加以贯彻落实，否则，缺乏程序性内容，公开的实体内容也难以落实。因此行政公开的形式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主动公开的形式主要有：

第一、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公布政府规章及其他重要行政信息的法定方法，且大多已形成制度。根据美国《情报自由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通过联邦登记予以公布是主动公开的重要途径。另外，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规章的制定程序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资讯公开办法》也规定了政府公报这种公开方式。

第二、出版发售或提供阅览。除了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公布的文件之外，还有一些政府文件，其地位不如上述文件重要，或者由于数量太多不适宜登载于政府公报，但由于它们具有指导行政主体活动的作用，因此一般是通过出版发售的方式予以公开，或者放置于机关的阅览室内，由公众按照行政机关规定的程序查阅或者复制。由于上述文件内容庞杂、数量巨大，因此，需要行政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编制索引，以便公众更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件。美国《情报自由法》第2条规定了这种公开方式，即每一行政机关，依据出版公布规则，均应将下列行政信息提供一般公众阅览及复印。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资讯公开法》也规定了此种公开方式。

第三、政府网站。如前所述，公开信息的方式受技术手段的强烈影响，随着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各国政府也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改进信息的公开和提供方式，使政府从封闭走向开放。1996年克林顿政府专门颁布了电子信息自由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府网站，并在网站上通过三种形式公开政府信息：建立电子阅览室；建立电子信息自由法资料的导引；刊载上年度本政府机构对信息自由法执行的报告，包括为公开信息的个案及其原因⑻。台湾地区的《行政资讯公开法》第8条也规定了利用电信网路传送或其他方式供公众网上查询。多数国家是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且这种公开方式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四、定期召开记者会、说明会。政府对重大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对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的调查、统计等行政信息，通过召开记者会、说明会予以公布。各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均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据此公布政府的重大信息。这种公开方式在有些国家是由新闻法规定，如德国有的州规定，政府有向新闻出版界提供相关情报的义务⑼。台湾地区的《政府资讯公开法》第8条第4项规定了此种公开方式，政府可以采用举行记者会、说明会的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第五、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在西方国家被称作“第四权力”，大众传播媒介不但可以通过政府新闻会获得政府信息，还可以通过“挖料”式采访、实况转播、邀请政府官员参与公共事务专题节目的讨论等多种形式报道政府活动的信息。目前，世界各国传播媒介已成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大众传播媒介不但直接推动了政府情报公开的立法⑽，而且其在公开政府信息方面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美国，记者不但通过参与政府举办的记者会获取政府信息，而且还可以根据《情报自由法》、《会议公开法》等法律查阅政府纪录、旁听政府会议，从而扮演政府公开信息和公众知情的桥梁。

第六、其他方式，如预告、通报、说明等。由于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尽相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除了法定的公开方法之外，法律不能限制行政机关采用其他主动公开的方法，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公开其握有的信息，只要这种方式能够足以使有关公众获知即可。

（四）主动公开的保障

在当代各国，政府的开放程序越来越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进程。为了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公开行政信息已经演变为政府的一项新职能。这一职能的充分履行需要一系列保障措施和其他制度的配合。没有这些保障措施和配套制度，就不能保证主动公开信息的真实和及时。各国对行政信息公开的保障既包括行政信息公开法本身的保障，也包括行政信息公开法之外的其他制度的保障。前者要求行政情报公开法自身应当具备完备责任条款和程序条款，后者则要求完善其他法律制度来配合。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主体主动公开的保障制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制度和措施主要有：

第一、设立专门机构或人员。如前所述，公开行政信息作为一项新的政府职能，必须由专门的机构或人员来完成，这些机构或人员不仅负责主动公开工作，而且还可负责被动公开工作。没有机构或人员就无法履行这项职能。无论是对行政信息进行分类编制索引，还是提供阅览场所、更新和维护政府网站等均需要有关机构或人员负责。有的国家是在不增加机构或人员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而有的国家则是随着情报公开法的出台同时设立相关机构或人员来完成，前者如美国，后者如日本等。

第二、政府公报制度。政府公报制度是指强制行政主体定期将其法定必须公布的行政命令、行政管制措施及其他普遍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情报发表于法定的公告媒介上，使行政情报能够及时、全面地为人们所知悉，否则该行政命令、行政措施或类似行政情报不生效的制度。完善的政府公报制度是政府公布规章的规范文本和重大行政事项的主要渠道。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报制度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制度。

第三、对主动公开的救济制度。政府在信息工作中可能存在疏漏或失误，对于法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事项可能不愿意公开或不及时公开，对此需要完善救济程序来保障，主要有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有的国家情报公开法规定可以向行政机关首长提出申诉，如美国；有的国家则规定向专门设置的信息委员会申诉等，如日本、台湾、韩国等。在履行行政救济之后，仍然不满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予以审查⑾。一般认为，司法救济是最具权威和最公正的救济途径。为了切实保障政府主动公开有关信息，美国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定，原告可以向法院提请司法审查。这种诉讼属于公益诉讼，在日本称之为客观诉讼。

第四、新闻自由制度。通过制定新闻法建立新闻自由制度不但能够保障记者的采访权，还可以直接架起公开政府信息的桥梁，避免或防止政府迟延公开和虚假公开，“行政公开必须与新闻自由有机结合起来，这可能是一种积极直接而又现实的办法”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制定有新闻法，从而建立了新闻自由制度。世界上最早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瑞典就制定有《出版自由法》来保障新闻自由。可以说，新闻舆论在保障政府主动公开信息方面具有其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是防止政府虚假公开和迟延公开的有效制约工具。

第五、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制度。无论是内阁制国家还是总统制国家，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都是一项传统权力，随着公开行政信息演化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国会也将政府履行这一职能的情况纳入监督视野。如美国1974年修改《情报自由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加了国会的监督，该修正案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长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情报自由法的执行情况，由国会判断和制止政府不负责任的拒绝公开文件的行为⒀。

三、我国主动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若干对策

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开始于体制改革，并活跃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

计划体制下，政府是社会全部信息资源的搜集者和控制者，一方面，政府通过搜集各类经济和社会信息，通过对信息加工然后进行决策，并通过下达计划贯彻其决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控制所有的信息资源进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全面维持。政府无需公开各类行政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只对政府具有效用，对相对方几乎没有任何效用，相对方除了完成计划之外不需要其它信息，也根本没有对其它信息的需求，不具有获取政府信息的愿望和要求。可以说，秘密行政是计划经济的行政原则。在我国，行政信息公开的实践和制度建设是伴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渐开始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回顾我国政府公开信息的实践和制度建设，其大体脉络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方向：即“防止腐败型公开”和“发展经济型公开”。“防止腐败型公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提倡“政务公开”，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防止腐败。其特征是中央靠政策推动，并同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法制化。“发展经济型公开”开始于九十年代初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这时开始的政府公开，其出发点和目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突出特点是政府公开信息不再是单纯的抵制腐败，而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其推动力不仅仅有中央的政策推动，更主要的则是地方政府的主动创新。

考察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行政信息公开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究竟什么是行政信息？行政信息的范围如何？这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行政信息、行政信息的范围有哪些，这些基本问题是研究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我们制定行政信息公开法建立政府信息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调整对象才便于立法的准备工作。然而，在行政信息公开理论的有关论述中，大多数论者均强调应采用“排除式”来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即除了法律规定保密的之外，其它信息一律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然而此种观点仍然没有回答究竟哪些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特别是近年来社会上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公众长时间不知情，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均强烈要求公开信息，如广西煤矿重大透水事件、天津的扎针事件、辽宁海城市豆奶中毒事件等等。根据安全生产等法律规范的规定，地方政府无疑首先获得此类情报信息，但是此类信息很难说是政府信息。因为如果将此类事件视为政府信息，当政府不予公布时，无论我们设计什么样的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都极有可能与事无补。假如是想通过赋予公民以起诉权的方式由法院强制其公开，那将是十分荒唐的。因为通过诉讼毕竟需要时间，那可能错过进行抢救、补救或者消除恐慌的最佳时机。如果通过规定工作人员的责任条款加以解决，这也往往是以时过境迁付出沉重代价为前提。因此真正的解决之道应当是弄清政府信息和社会公有信息之间的界限，将社会公共信息留给媒体，取消对媒体的不当限制，由新闻媒体以其新闻性和时效性对事件予以充分报道，才便于公众迅速知情，也才能督促有关政府及其部门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由于长期计划体制的不良影响，我国国家和社会高度融合，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无论是在机构的规模上还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上均有别于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均由政府掌控，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必然导致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的重塑，公共信息也会从政府信息之中分离出来，给新闻媒体留下报道的空间。总之，“政府信息公开法的调整对象是政府信息，而非公共信息。⒁”事实上，美国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委员会1999年6月的《公有信息规则》中指出公有信息的法律保护有别于政府信息，因为公有信息不属于政府控制，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法不能适用公共信息。

第二、行政程序法和行政信息公开法之间的关系有待首先厘定清楚。目前，在理论上我们并没有厘清行政程序法和行政信息公开法之间的关系。

由于行政程序立法本身涉及政府的信息公开，而行政信息公开法又专门调整政府信息公开，如果不对两者的调整范围作前瞻性的考虑，就容易造成两者在调整对象的交叉重复，就会出现立法上的“叠床架屋”现象⒂。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国的合并模式，即制定单独的政府信息公开法，然后将其编入行政程序法，使政府信息公开法合并成为行政程序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德日的分离模式，即在行政程序法之外制定一般性、全面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我国台湾地区也采用这种模式。我国目前大多数论者主张制定统一的行政信息公开法，但是在考虑行政信息公开的立法时应当为将来的行政程序立法在调整范围上留下余地，以防止两者之间出现台湾地区立法所出现的叠床架屋现象。可以说行政程序法和行政信息公开法两者应当有各自的调整范围，而不能互相交叉和重叠。双方的调整范围具有相互制约和排斥的关系。假如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将行政立法程序纳入调整范围，那么，关于行政立法的公开应当一并规定，而不宜再由行政信息公开法予以规定，反之亦然。总之，对于正在制定中的行政信息公开条例而言，在调整对象上应通盘考虑与将来的行政程序立法的协调关系。此外，行政信息公开立法和其他单行法律之间的协调也应予以通盘考虑。

第三、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狭窄。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仍然是一种浅层次的公开，主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签署后的公开，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的公开，以及具体办事依据和程序的公开。如《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定》对行政法规、规章审议通过后的公开作了规定，部分省市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定程序办法》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公开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统计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等法律对环境状况、重大疫情、统计资料、产品质量及政府定价等涉及公众或消费者普遍利益的事项的公开作了规定，《商标法》、《专利法》规定了公告制度。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还制定了若干规定、办法对具体办事程序予以公开。然而，上述公开内容是法治国家的最基本要求，主动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仍有待拓展。

主动公开需要扩展的内容包括：1、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机关、制定原因、草案以及审议过程中的重大分歧意见。2、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实践中，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在行政法规、规章之外还制定和通过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习惯上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是通过内部传达，特别是政策性比较强一些规范性文件更是如此，没有向社会公开，只要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可能影响公民的权利义务，就应当予以公开，应彻底废除内部传达这种秘密行政方式。3、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具体适用过程所作的解释或者说明。下级行政机关在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就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适用问题呈请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解释或者说明，此类解释或者说明的实际作用往往相当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因此也应当予以公开。4、行政机关自身的组织、职责及机关所在地点。5、行政机关的办事程序，包括办事的部门和人员、办事的时限、许可审批的条件及有关异议的申诉救济途径。6、行政机关负责人任期内的施政计划、行政政策、行政指导文书和业务统计。7、行政机关的预算、决算书及其执行情况。8、公共工程和行政采购合同。9、各级人民政府主要组成人员及其家庭的财产收支状况。

第四、主动公开的形式简单、手段不足，缺乏一定的标准。我国的行政公开制度根据公开的内容，其主要的公开形式有：对行政法规、规章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出版发行等方式予以公布；对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主要通过记者会、说明会或者报刊予以公开；对行政机关的具体办事规则主要由行政机关各自设置公告栏、印发手册等形式公开等等。主动公开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手段上均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缺乏一定的标准。

完善的公开形式和手段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建立健全政府公报制度，包括国务院部门公报、地方人民政府公报。在继续办好国务院公报的基础上，国务院各部门作为部门权限的行政机关，其领导方式主要是宏观上的领导，而非具体办案，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方式行使职权，因此应当健全部门公报制度，并通过政府公报公布规章的标准文本、公布规章的制定、修改、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定期编制索引。具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也应健全政府公报体系，目前，有的地方人民政府通过出版发行“政报”来履行公布程序，但是，政报所刊载的内容往往包括新闻消息、领导人的讲话等事项，内容过于庞杂，因此，有必要建立地方政府公报体系。2、设置阅览场所，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除了通过出版发售等方式予以公开之外，各级行政机关还应设置专门的阅览场所，由公众免费阅览所有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3、政府网站，政府网站作为便捷、高效的公开方式应做到及时更新。4、报刊，除了行政法规、规章可以通过政府公报、报刊予以公布之外，行政政策、行政指导文书以及政府采购合同书、预决算书也可以通过报刊予以公布。5、其他公开方式。

第五、缺乏对主动公开的相关保障措施。现行的公开制度既缺乏专门的负责机构和负责人员，也缺乏对不予公开的统一的责任条款和监督措施。

如前所述，公开信息已经演变成为政府的一项新职能，因此，必须由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来履行这一职责，可以考虑由各级行政机关的政策法制研究机构来承担这一职能，从而避免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进一步膨胀，这是其一。其二，完善主动公开的保障制度。首先，完善行政保障制度。任何未经正式公布或公民、法人不能通过正规媒体及时知悉其内容的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不得具有法律效力。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应当备足规定其职责的全部法律文件和工作手册等，供公众查阅和利用。否则，相关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应受到行政处分。其次，建立司法保障制度。由于主动公开的行政信息涉及公众的权益，当行政机关拒不主动公开应公开的信息时，会出现没有直接受害人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公民等相对人由于不具有诉讼利益不可能提起诉讼，对于此类公益诉讼，可以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予以弥补。比如通过立法确立行政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在此类信息诉讼中一旦败诉应承担原告所支付的费、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再次，建立人大的监督保障制度。行政机关不公开应当主动公开的行政信息或者虚假公开而被举报或投诉的，人大常委会应依法实行监督。随着信息公开职能地位的提高，各级人民政府在每年向人大提交审议的工作报告中应将信息公开工作一并向人大汇报，由人大审议，从而将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内容纳入人大监督的视野。

此外，新闻媒体作为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形式，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绝大多数公民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政府信息的，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石，没有这一基石作为依托，整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为了保障新闻媒体客观、及时、准确地传播政府信息，迫切需要进行新闻法的立法工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制度，从而完善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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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法治斌，《迎接行政资讯公开时代的来临》大松行政法网，杨解君整理

⑵应松年陈天本《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4期

⑶皮纯协刘飞宇，《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走向》，《法学杂志》2002年第1期

⑷台湾的《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机关办理一定金额以上的采购活动，除了依法采用选择性招标或限制性招标外，一律公开招标。决标结果也应公告刊登于政府采购公报，并以书面通知各投标厂商。该法对政府采购的主动公开已经作出规定。但其《行政程序法》对此又加以重述。同样，台湾的《条约及协议处理准则》规定对外关系文书应刊登公报及定期出版，《行政程序法》也对此加以重述，等等。参见法治斌《迎接行政资讯公开时代的来临》一文，大松行政法网，杨解军整理

⑸法治斌《迎接行政资讯公开时代的来临》大松行政法网

⑹冯国基《面向WTO的中国行政-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第55页，法律出版社

⑺同上，第966—969页《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2条第二款

⑻李真黄瑞华，陈园《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1，6

⑼冯国基《面向WTO的中国行政-行政资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第61页，法律出版社

⑽由于行政文件保密，新闻界得不到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和文件，强烈要求改革现制。美国新闻界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积极倡导并推动了公众的“知情权”运动，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导致了美国国会颁布了《情报自由法》。宋小卫编译美国《情报自由法》的立法历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第956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⑾应松年陈天本《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4期

⑿姚西科涂敏《中美行政公开制度比较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2期

⒀王名扬《美国行政法》，第102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⒁李真，黄瑞华，陈园《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6月

⒂叶俊荣《面对行政程序》，第194页，元照出版公司。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资讯公开办法》在主动公开的范围上存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