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法实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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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河流中观察“依法行政”流向的人们，难免会联想到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作出的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的法律归类；会联想到“压制型法”的下法制思路变向问题。“压制型法”，作为一种主观追求权力稳定的法律形态，客观上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而更高层次的“自治型法”、“回应型法”可能不断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当然，没有经历高级法台阶，人们往往对压制型法不知不觉，进而在此法律文化浸淫中，延续压制型法制思路，依压制型法行政――或者，就是“以维护稳定的名义”。

2004年转变社会的社会冲突日现，“稳定”成为一种价值，与社会事实区分而存在。依法行政，着力规范行政权力的依法行政，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在2004年，依法行政有如下重大举措：

1、行政许可法实施；

2、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纲要实施；

3、继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上述举措，对推动依法行政无疑具有正面效应，它们可能消解部分社会冲突因素。依法行政举措的正面效应，需要留给擅长发现正面效应的神州媒体们，去大泼浓墨。笔者关心的是，为什么“依法行政举措”频出，行政纠纷亦然频出？这是一个问题！笔者试解如下：

1、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但是我国实际“行政权力”主体很多，不仅仅是政府才具有“行政权力”――指挥和管理社会，实行的是“三三制”，即政党行政、政府旧政、政府新政的“三三制”。依法行政举措，规范部分行政，难以全面地规范“行政权力”。

2、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但是缺乏对法律负责的行政责任机制。行政首长责任制，责任制内涵不明，通常被认可实际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法律负责。

3、依法行政规范政府，然政府首长注重经济发展，法盲太多。

4、依法行政依据的国家立法，数量多，毛病太大-实施社会管制的规则太多。

5、依法行政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正如诺、塞归纳的，此权是“普遍的”、“机会主义的”。

2004年，各级行政官员不断落实“上级”依法行政的催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渐次成为县以上政府官员们的意识形态，化为政治形象的新式包装。行政权力“三三制”下，话语法治产品日渐畅销，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化与话语法治日渐二分。掌握行政权力的中老年“干部”们，用锔油膏抹去毛社会青年历经悠悠岁月头上长出的沧桑白发，显示出日益“年轻化”的迹象；用种种重要思想洗刷毛社会灌输的反唯生产力的陈旧理念，显示出“与时俱进”头脑；用依法行政话语技术，为自己增光添彩。

2004年，在依法行政话语下，突出的行政变化有二：

1、怀柔行政替代强硬行政，顺代替代依宪行政；

2、行政权力以新形式继续扩张。

怀柔行政替代强硬行政，顺代替代依宪行政，贯彻实施宪法“三个必须”悬空，这些属于“国是”，本文拟不深谈。笔者重点谈谈行政权力以新形式继续扩张问题。

众所周知，2004年依法行政吹来一股“有限政府”风――大家意识到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宜“管得太多”，从而可能形成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的互动衔接。这就是说，应当由司法体制解决的问题，政府权力应保持克制。在合意法学看来，社会纠纷处理一方面应当利用社会的自身修复能力，另一方面就是由程序控制严密的国家司法体系公断是非。传统政府裁决社会纠纷的惯性，需要及时化解，而不是在社会组织技术和程序控制技术不发达的行政体系，继续扩充行政裁判权，从而扩充行政权力。遗憾的是，2004年国家司法体系分层性重组裹足不前，行政机关却在新政名义下，扩充针对社会的行政权力，并不是增进自身权力的合理性和社会合法性，如：

1、劳动行政机关加大力度“惩罚”欠薪债务人，导致自身建立针对企业法人的超级行政权力；

2、计量违法制裁，“少5克即可举报处理”，导致自身建立针对市场主体们的超级行政权力。

……

超级行政权力存在，象征压制型法的强化，是对司法体系自治的削弱，导致权力缺乏社会交往关系。由于基层行政机关研析法律与正义者寡，酒肉之徒众，由压制型法的操作者运送法律正义，到岸价十分昂贵――一一个大城市的主要行政执法部门的年度罚款上亿――他们本来为社会运送正义，后来为自己运回钱币。上述事例说明，部分行政机关在“以人为本”名号下，已经搭乘新政的挪亚方舟，朝“传统法律文化”的方向继续前进，实现了一度曾被《行政许可法》遏制的行政权力的“伟大复兴”，促进了“行政罚款法制”更上层楼。2004年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元年，它揭示出一个重大法律问题――

依法行政，究竟要建设何种行政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