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程序与人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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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一）美国陪审团制度概述

6•12个素不相识、来自互不相干的家庭、阶层，并且有着自身的利益倾向，因为同一桩案子，坐到一起，共同担任了陪审团成员，并共同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但他们本身不懂法律，似乎也没有必要懂得，因为他们仅需要就事实问题作出判定。这是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特色的另一面。美国制度主义奠基者艾尔斯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从人的态度和欲望中反映出来的是文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影响”。这一论断反映出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受社会的影响，考究现今阶段的人，要把他至于现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进行考究；“人不具有超越文化的影响来决定人的欲望和价值的‘固有本性’”。对于被裁判者的事实审判，不能仅局限于法官或者合议庭的有限理性，因“本能支配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环境引导人的行为”，应以一定程度上涵括社会环境的陪审团去为事实认定，同时“人的的行为反过来又塑造着社会环境”。

（二）启示

结合上述概述，我们可以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中抽象出以下几点内涵供进一步讨论所用。首先，作为以限权为目的而创设的陪审团制度，基于人的“有限理性”，其与生俱来的对决策者、裁判者的限制职能是在现代法治国家所关注的关键点。其次，陪审团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形式，能让社会成员大体上直接或间接参与或者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即公民能够由内感觉到他们所遵守的制度是“被广泛接受的关于人们相互行为和态度的规定性或禁止性模式”的一种人性，即人理性上的认同。最后，从横向和纵向的社会视野观察，同样的时代，同样时代中生存的人，会在其意识层面上构设出独一无二的乌托邦，这体现了新制度主义理论中要求制度的选择一定要尽可能的考虑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力量，这一理论内涵所映射出的考究制度的价值标准是社会价值原则。

二、法学视野下的人性

人性是个含义丰富的概念，作为人的本质的它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抽象理论系统中的一点。人性的多样性体现在：第一，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第二，与生俱来的它让人拥有了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思想范畴；第三，它并不是一尘不变的，是能够为后天所影响的。“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法学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源于人类，对法学的研究要以人性为基点，抽象出人性的一般，组合出不同的法律制度，用于指导立法、司法、执法全程。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考虑人性对法的影响，还要通过回馈后的信息改善法律并回归到实践层面对人性予以引导，人“所有的本能行为都受习惯的约束，因为由习惯所修正”。

由“人性”产生了人的需要，从人的需要又产生了人对利益的欲求，到利益被表达为权利，我们可以发掘出深藏于法律权利中的人性底蕴和权利的设定对人性的肯定。实体法律中关于对人的需要而设定的权利和相对义务内在要求将程序法律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被侵犯的必要条件，从而将程序因素纳入实体权力的实现过程。同时，法律程序还具有宪法上的重要意义，对落实法律价值理念有重要作用。在国家公权力调整社会生活过程中会不同程度涉及到个人基本权利，“人对其生存的自觉，对其生活问题的关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生与死、幸与不幸、权利与冲动等的不安定感，使得人创造了法律”。人性是容易犯错的，可能因为偏见或者特别利益等不可捉摸的心理因素而影响判断，通过“揭示了规则和习惯才能进一步解释理性以及由理性所驱使的行为”，考察规则和习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民主参与，其中，程序法的充当了符合了“社会环境引导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反过来又塑造着社会环境”的制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

三、行政程序与人性的关系

（一）行政程序简述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一定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即行政程序。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需要扩大行政权力；另一方面行政权力扩大需要对行政权进行限制，以保护人民的权力不被侵犯。诸如“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基本规则在英美等行政大国的宪法中得以体现出来。行政程序法对行政权行使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以及制约机制，将行政行为过程暴露在公众面前，使得广大公民能够监督、发现错误，并通过法定途径进行纠正。行政程序作为行政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制度，不同于普通的法律制度，其动态、灵活、可回馈等特征，使得行政管理活动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得以合法实现，达到法的执行效果。

（二）行政程序的人性内涵

为了更显逻辑，笔者将行政程序中不同阶段的价值着力点将其划分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社会价值体现”三块进行分析：现代各国行政权都呈扩大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社会事务分工日益细化所需求的，立法机关一方面将国家广泛的行政权授予行政主体，以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基于‘物自体’的不可知性，但是“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因此国家通过行政实体规范和行政程序规范控制行政权的使用。休谟的“人性恶论”告诉人们要限制政府对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领域的不正当的干扰，“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应为对过于强大和扩张的政府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的剥夺。所谓的某种程度的剥夺可以从美国陪审团制度的限权中得到体现，其赋予陪审团以事实判定的权力，这在一个对立面就是对裁判者事实审判权的剥夺，因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从人的态度和欲望中反映出来的是文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影响”。现代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对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保护，源于“人的有限理性”和“‘物自体’的不可知性”，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相对方参与行政行为的一系列制度，使行政实体法规定的行政相对方的权利能够实现，避免行政机关的主观武断。相对方根据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信息公开制度，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行政行为；通过听证程序或其他陈述意见程序直接程序自己的意见，参与行政行为过程。马克思曾这样赞扬民主，认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从动态来讲，民主行政是一种旨在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维护公共利益，重视代表性和公民参与的行政回馈制度，这是一种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参照上述第一部分从美国陪审团制度抽象出的第三点，在对相对人作出裁决之前，需要对整体社会环境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定，而这样的认定最可靠的无疑依赖于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的公民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一切的社会机制都是分配价值的手段。社会的结构和作用决定我们拥有的社会地位以及我们所履行的任务，这些又使我们获得别人无法得到的利益和报酬。而我们并非能够如己所愿构建一个乌托邦，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制度繁多而杂，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图尔告诉我们，“作为一种选择的制度调整必然要有一个标准，判断制度调整的有效性的标准就是社会价值原则”。以国家为主题无论如何遏制行政行使者的职权都不会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政府对于权力、物质、义务等再分配本身也会产生不平等”、且“再分配过程给不公平和滥用职权提供了机会”。社会公正不仅仅局限于权力的平等、收入的平等分配方面，也体现在政府具体的行政行为之中。公正的政府意味着政府公平施政，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公正对待，这是一种超然的，非人格化的、客观的公正的行为。制度选择中隐含的人性内涵是，制度应该是“被广泛接受的关于人们相互行为和态度的规定性或禁止性模式”，其中内化了当事人作为社会个体在构建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博弈过程中的协议，其在服从制度的同时，却又是在自律。由此，我们可以再次论证“人是社会的产物，从人的态度和欲望中反映出来的是文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影响”，陪审团制度在这一层面上所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显而易见了。“个人理性要取决于存在的习惯或规则”，两者之间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

四、结论

经过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中笔者觉得所蕴含的人性理念的剖析，在探讨人性在法学科中的体现，逐渐深化到作为亚部门法学研究对象的行政程序中应有的人性理念，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经过对陪审团制度的剖析，得出其中限制法官权力、推行民主审判以及实现司法社会功能的三大功能中所内涵的人性理念，对应分别是人的有限理性、人的社会复杂性以及制度对于社会而相对的不周延性和保守性需要通过人在程序中的参与表露其意识内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从而达到制度的自我完善。行政程序作为一种规范行政主体行使职权而遵循一定方式、步骤、顺序和期间，与陪审团制度有着天然的相似，其中的民主参与、限制公权力、通过规范行为过程而与社会直接接触反馈社会现实，促使行政法律制度自我完善这三个方面都非偶然地与陪审团制度达到契合。笔者在该文中所表述的观点不一定能完全正确揭示行政程序的人性内核，但求交流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