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背景下行政关系理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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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概念的内涵主要是在近代认识论的哲学主题内进行定位的，认识成为主体的根本属性，认识是主体的认识，必然要从主体出发，也就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分离，当把认识设定为主体的根基时，也就把客体世界设定为需要认识的对象，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和割裂。认识论在主客二分的框架内强调主体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而客体只是隶属，这是一元主体论和主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主体形而上学正是近代哲学陷入主客二元分裂、人类中心论、自我中心论和占有性的主体个体的根本原因”［1］。

面对认识论哲学的内部困境，20世纪初以来，本体论研究得到复兴，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体论的现代复兴是在破除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从把哲学命名为‘形而上学’，定型为‘本体论’;到哲学试图驱逐‘本体论’，拒斥‘形而上学’;再到现代哲学中的所谓‘本体论复兴’，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哲学史上的浮沉仿佛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2］86现代哲学本体论的复兴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可以归结为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奎恩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对本体论的思考，卢卡奇、古尔德为代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国哲学家金岳霖、熊十力对本体论的思索。［3］46

不论是实证分析哲学将本体论问题作为必要的逻辑预设前提，还是现象学———存在哲学将本体论视为“存在”而非“存在者”等等各种表现形式，其从本质意义上都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根本颠覆。作为哲学观念的革命，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归本论、超科学、思辨性、封闭性、独断论的基本特征，宣布了那种以追求永恒实体和超验本质为基本旨趣，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以达到绝对真理为终极关切的传统哲学观念的终结。但在批判本体论的过程中，与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某些样式或全盘否定或刻意编织新本体论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哲学转变了批判的走向，揭露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产生的现实社会根源，强调了对“实践批判”的探索，其实践基点上的“社会关系本体论”追求对现实生活实践的深层认识和合理改造，从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寻找终极坐标，其将哲学的主题和使命由仅仅“解释世界”置换为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合理地“改变世界”，将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由实体主义思维转化为实践论思维方式，将本体论的关注重点转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4］30

马克思社会关系本体论及社会交往实践观范式克服了主—客二分的思想方式局限，强调了主体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关系相关性，强调了不同主体之间在实践平台上的主体平等性，提供了消解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理论话语的哲学背景和思维范式。所谓主体—主体的“主体间性”，也即“交互主体性”，即实践交往关系中的人，都是主体，没有客体，主体间性研究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类共同体，类共同体与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范畴早在费希特哲学就已提出，但成为哲学潮流和思维范式，则是从胡塞尔哲学滥觞，经由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布伯的对话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的推动才蔚为大观。

1．胡塞尔的“自我”到“他我”。胡塞尔宣称他的现象学还原的先验自我并非封闭而是通向实在对象的，其所认为的先验自我或经验自我都具有一种本己性而有将他人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幻觉、从而无法保证世界是公共领域的世界。为避免这种倾向，胡塞尔意识到必须借助于“共现”和“统觉”从自我走向他我，“我在我周围世界中发现其他人的有效性。要把他们作为人来经验时，我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理解和承认作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自我主体，并把他们理解为与周围自然世界相关”。［5］92由此，胡塞尔主体间性哲学指的是“自我主体对他人主体的构造以及交互主体对共同世界的构造”。［6］35从胡塞尔主体间性理论可以看出，其认为主体间性是发生于自我与他我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的可沟通性问题，认为只有主体间性的世界，才是真正公共的空间和共同世界。其主体间性理论主要局限在认识论意识领域，但其开启了生存论和社会学领域的主体间性理论。

2．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主体间性理论。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进入主体间性，其着重“我”与“他人”在生存上的联系，认为存在是世界真正的本源，而存在物只是经验世界里的具体的事物，而通过存在物通向存在的则是“此在”。“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存在不仅是首需问及的存在物;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所追问的那一东西有所作为的存在者。于是乎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把此在所包含的存在倾向极端化，把先于存在论的存在领悟极端化罢了”。［7］15这种生存论的“此在”是一种“在世存在”，意味着和其他主体一起存在，共同享有同一个世界，也即“共世界”和“共在”，由此，海德格尔将胡塞尔先验意识层面的主体间性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世界，进入了“在世”的生存体验。

3．布伯对话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布伯在其代表作《我与你》中称该书导致了“奠基于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发现”，在“之间”这一领域，“爱”和“精神”得以置放，而这种“之间”本质上在于“我—你”的关系，而非传统西方哲学所倡导的“我—它”的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人之于世界认识、利用的关系，而“我—你”关系是一种“相遇”(Meeting)的超越性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开放的，人和物的关系让位给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主体间性理论。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基点就是交往行为的进化。区别于目的—理性的认知工具行为，交往行为，是指主体与主体遵循一定的规则，经语言符号作为中介发生的作用行为，其具有交互主体性，也即主体间性，它在社会认可的规则和规范基础上产生，从而保持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合法化和有序化。哈贝马斯重点区分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其意义在于突出交往活动的特殊性，擢升交往行为的主要意义，而交往活动和行为其本质意义为一种社会历史和社会现实层面的主体间性问题，其主体间性不是存在于认知和生存域，而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其对社会框架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多维分析，不在于解决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也不在于确立理想化的生存境界，而在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现实困境寻找历史发展论的可能性。总之，在哈贝马斯的视域中，一个社会层面的主体间性得到确认，这为我们认识社会现实中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了具有变革意义的视角。

二从主体间性作为一种思潮的发展历程来综观之，其不仅仅是一种思维领域对独立于自己意识之外的主体的认知，更是一种在社会实践领域内具有践行意义的交往行为，其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平等性。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相互独立的意义。但主体间性的主体之间必然是平等和独立的，只有在相互承认主体地位，各自有其独特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尊重和理解。(2)对话性。有了差异就必然需要对话。主体与主体之间互为主体，相互理解、包容，必然需要对话机制的建立，也只有对话机制的建设才能使理解和沟通成为现实，对话同时要遵循对话的逻辑和规则，而不是武断的自我证明或不具通约性的各自言说。(3)交往性。主体性总是从超验或认知的理性模式出发演绎出来的，而主体间性，则是在历史、社会及语言的互为主体的交往理性中所生成，其破除了“主体—客体”的二元模式，而代之于“主体一主体”“主体一中介一主体”的互动模式，同时主体间性不仅仅是一个关系范畴，更是一个具有交往性的实践范畴。主体间性的本质特征所体现出的意蕴、原则和理念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各领域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具有前瞻性的哲学启示意义，其对公共行政的模式建构及实践运行都具有指导意义。在我国当下的公共生活特别是行政活动中，政府作为一个共同体主体与各种内外部环境中的相对体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多样的行政关系。但由于我国管理行政的历史遗存及体制原因，政府在行政关系中往往以主体自居，将各种行政相对体视为客体，主体对客体的管理行政模式比较普遍，政府在“主体本位”思想和“全能政府”理念的指引下将行政相对体看作管理的对象，造成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化机制的缺失。

综观之，主体—客体思维模式支配下的政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僵化特征，与行政相对体存在紧张关系，往往出现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造成与民众及社会争利的现象，造成行政相对体对公共行政活动信任的危机。通过对这种危机的反思和批判，我们发现其根源归咎于“政府主体—行政相对体客体”二分的公共行政理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社会自主领域不断拓展，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各种与政府发生行政关系的相对体越来越广泛，其权利诉求要求政府不能进行单方意志的扩张，如果不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规范，则将可能出现与社会主义民主背道而驰的局面，要改变“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公共行政理念，主体间性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其平等、对话、交往的特征则直接启示了政府与行政相对体关系的三重理论维度。

1．主体间性理论的平等性启示了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

在主—客或主—从行政关系模式下，政府垄断一切公共事务，并压缩行政相对体的参与空间和领域。在主体间性的视域中，“去中心”的祛魅成为必然趋势，平等成为主体参与公共生活特别是公共行政生活的基本原则。主体间性的理念启示我们，公共行政生活中的行政相对体在参与公共行政活动中都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体资格和平等地位成为参与的前提，如果某一方主体过度扩张，导致一方受制于另一方的支配和左右，民主—平等关系则会变异为“主从关系”或“中心边缘关系”，从而使公共行政合法性受到质疑。由此主体间性理论的平等性特征开启了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并启示了民主行政理论的滥觞。民主行政理论作为一个公共行政理论思潮囊括了新公共行政学派、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论和黑堡宣言等多个思想流派，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二是所有的重要决定都留给全体社群成员及其所选择的代表考虑;三是通过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分散与相互制约从而把命令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最小的范围;四是行政机关的地位从“主子”变为“公仆”。［8］69作为对公共利益和权利的回应，行政相对体成为一种共同体主体，其与政府主体进行民主协商和对话，形成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当然互动过程也是政府对行政相对体进行权利保障的过程，是公众对政府行政作为进行合法性认定及认同的过程。要完成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的建设则必须在主体间性的理论指引下加强政府与行政相对体之间的链接合作。首先，政府应完善保障公众参与公共行政活动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让公众具有切实参与行政活动的权利和制度通道，使行政相对体在自愿合作和对权威中心的认同状况下，进行积极参政议政。在制度或机制的设计中应突出双方的民主协商地位，考虑到双方作为独立主体的平等性，使制度的设计建构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基石上。同时行政关系的民主理念还要求政府主体树立“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理念，增强政府的自觉反思意识，确保行政相对体对公共行政事务的知情权及参与决策的话语权，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衔接公众的需求意愿，从而实现政府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主体的有效对接。其次，还应该加强行政相对体自身的权利建设和意志重塑。公众参政机制的建设是基础，而公众意志表达的准确、及时和充分则必须依靠其加强自身积极参与，“民主是一种把公共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机制，没有公共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9］5其将自身诉求和意志有效组织起来，通过富有建设性的制度表达渠道进行参政，从而实现双方的有效民主合作。同时还应充分建设起公众及行政相对体对政府的监督机制，通过民主行政，建设起一个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在平等、共享的行政理念上，推进行政关系的良性发展。

2．主体间性的对话性启示了行政关系的开放维度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演化，为公共生活的开启提供了哲学前提。公共生活应开放、透明、公开，应在公众的观察范围之内被公众认同，才具有合法性。在开放的公共生活中，主体之间接受公共生活所规制的秩序和规则，明确各自的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行为之间的多重关系，从而取得共识。在传统行政生活中，政府以全能政府和绝对主体地位自居，对行政活动运行过程进行封闭式管理，行政关系运行机制和内容不具开放性。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政府与行政相对体从主客二分的对立状态中走出，进入主体—主体对话理解的协商状态，行政关系的开放维度被开启。而作为行政开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公开成为行政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被予以高度关注。所谓行政公开指除国家规定保密之外的党务、行政事务及社会公共事务都要向社会和公众公开，让社会和相对方知晓并了解其公共行政行为相关情况的一种制度形式，其目的在于使党政机关的所有公共事务都置于行政相对体及公众的监督之下，其本质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体的知情权，约束行政权力的过分膨胀。［10］9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活动及行政关系开放维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体现政府与行政相对体对话沟通，建立坦诚互信机制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其遵循公开、效率、民主原则，对于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行使参政议政及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是遏制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的客观要求。主体间性理论视域下的行政关系开放维度应更进一步推进行政公开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切实树立起“服务行政”的理念，自觉主动推动行政公开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开的方式和范围，以立法制度化的形式推进行政相对体特别是公众对行政公开事务的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打造透明政府;公众应积极投身于行政公开制度变迁的进程，提高其参与的广泛性，以信息社会通讯技术及网络技术发展为条件，充分发挥行政公开的杠杆作用，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推动其科学化、法制化及廉洁化。

3．主体间性的交往性启示了行政关系的和谐维度

主体—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否认多元共生，强调工具理性的认识路径，从而导致行政活动被奴化。而主体间性则主张主体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具有交互性特征，对公共生活的多元、和谐共生进行肯定性建构，它突破了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世界观，而代之以价值理性的生存论和本体论世界观，对片面过分追求工具理性所导致的道德、伦理、个人的危机进行补救，深刻地认识和感知现代公共生活中多元、共生和谐理念的重要意义。由此主体间性的交往性特征启示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体之间应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优良、效能服务的关系状态，追求尊重、理解、沟通、共生，实现良性互动，构造共识平台，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多元共生。主体间性视域下的行政关系的和谐—共生维度建构应着眼于以下方面:首先政府是行政活动的组织者和行政关系的主动方，其掌握将公众意志转化为政策的制度通道，通过调整社会行为规范从而维护公众利益，实现行政关系及行政活动的和谐发展。由于政府在构建和谐行政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自觉意识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宏观层面，政府作为国家整体的代表，维护全局利益，要从战略高度整体考量多层面、多领域行政关系的走向;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必须充分尊重相对体的意见，积极创设民主协商的制度环境，依赖柔性措施和法制手段推进和协调行政相对体的相关诉求，对现有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逐渐完善，建造行政关系运行的合理结构。其次充分发挥主体双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实现行政关系的优良功能。行政关系并不是双方主体之间简单的融合和同一，而是进行政治平等协商和交流，用于代替政府自说自话的话语和权力垄断，同时也要谨防行政相对体不守行政规则和法律规则，过度扩张其空间，凌驾于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上。保障政治程序上对话空间的独立和平等，政府应有效吸取多种行政相对体参与政策的制定，只有这样政策才能被更好地执行，只有通过多种方式使其行政相对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才能被持续;多元共生并不是不要规则和法治，政府和行政相对体的权责应按照政治和行政的现代标准明确划分，行政相对体增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保障权利的运用和发挥，但并不能超越政府甚至企图替代政府的作用，因为行政相对体的僭越可能造成“普力夺”社会局面的出现，从而不能维持有效的政治秩序，造成政治失败。再次加强对话和交流实现主体之间的协作，落脚于服务民众和民生。政府和行政相对体之间必须具有信息交换和协商对话意识，才能搭建相互交流的纽带。在信息时代，政府必须对行政相对体所生发出来的诉求和利益趋向作出判断和回应，行政相对体也通过多样的信息化渠道将自己的需求合法化，在政府和行政相对体之间构建起无缝隙的协作和配合，然而其设定目标，协商合作，目的在于使政府回归服务本位，为民众服务，为行政相对体服务，政府是民众和行政相对体让渡出自己的权力而产生的，同时其也将分解于全体公民和行政相对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