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服务论文范文10篇

一、服务和保障“平安内蒙古”建设

（一）进一步做好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要坚持把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作为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重点，切实转变工作职能、工作理念和管理方式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以教育矫治为宗旨，以提高戒治质量为中心，充分发挥强制隔离戒毒职能作用，促进社会治安稳定。结合戒毒工作新的职能定位和区内外戒毒形势，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当前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总结，进一步完善戒毒管理模式，综合运用管理教育、戒毒治疗、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等措施，科学教育和挽救戒毒人员，有效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和案发率。

（二）进一步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工作。

要坚持和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安全稳定。大力加强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健全社区矫正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各环节制度，统一工作基本流程，规范监管审批和警告、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等执法活动，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建立适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服务基地和教育基地，抓好思想、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推动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完善和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为他们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二、服务和保障“法治内蒙古”建设

一、科学立法：律师参与须强化制度机制

其一，律师参与立法有利于代表民众表达诉求。律师一般都经过专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思维训练，尤是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与社会即公权与私权的二元构造中，律师、代言、代议等行为始终站在公民一边，而且律师在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法律服务的办案过程中，最为了解和发现法律实施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律师群体应是民众参与立法的天然者，能够代表公民就立法发出有力声音。其二，律师参与立法有助于防止立法的部门主义。立法的部门主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施行法治首先要有良法，这就必然要排除部门主义及可能蕴藏的“多数人暴政”，在法律框架内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新社会组织，律师服务对象频繁变动和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的利益独立性，除受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外，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因而这种内在逻辑决定律师不会成为某一部门或地方固定利益的代表，能够较为公正地从立法原理和技术的角度进行法律的规则设计，使立法博弈向着民意化、合理化发展，促进立法科学。从另一个角度看，律师参与立法还能够防止专家立法的学术化、理论化、抽象化，淡化立法的学究色彩和理想主义。其三，律师的工作属性要求参与立法。“律师作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又极贴近于生活，法学嗅觉灵敏，有审慎对待现行立法的能力，可以成为演进立法的力量。①”良法是律师职业的坚实基础和依靠，最好最优最精良的法律制度有助于律师实现职业使命及利益、价值追求。因而立法有必要听取法律运用者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因为“律师对不同利益的准确把握，对论辩技巧的熟练运用，必将使其成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以及对行政、司法进行监督的最活跃的力量。②”从历史沿革看，律师参与立法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刑法、刑诉法、合同法、物权法、民诉法等一大批立法项目都有律师参与，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律师还直接参与起草，立法贡献有目共睹，不可代替。较为遗憾的是，律师参与立法至今还没有形成长效的制度机制，呈现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碎片化现象明显，这不利于律师积极参与立法。从律师参与立法的特殊重要性考虑，建议随着律师队伍的进一步扩大，条件成熟时，司法部和全国律协要积极争取在人大和政协中单独设立律师界别。这样，律师就能以一个结构性的界别直接参与立法、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立法法》、《律师法》，明确赋予律师参与立法的权利，为律师参与立法建议稿起草、决策、评价的全过程提供制度保障。借鉴、总结各地律师参与立法的经验和模式③，进一步完善律师接受委托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或提出修改意见的制度。当前，要积极鼓励律师提出立法建议④，同时，探索律师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常委、领导等担任法律顾问制度⑤，直接以律师的法律智慧为立法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立法技术支持。

二、严格执法：建立“大法治部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最基础的，加大公务员普法力度，提升各级公务员的法治意识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行政管理活动应遵守和服从独立于行政之外的非人格化法律，法律在公职人员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尊重和无上的权威，凡事自觉依法律而行。这就需要应有的法治意识。二是最关键的，各部门应明晰执法权力清单，遵循法律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依法办事，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特别是应当加强执法的制度精细化建设，突出执法问责和执法评价制度建设，确保“法无律、无行政”，以此打通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的制度通道。三是最核心的，各级政府及部门领导依法决策，加强决策的合法性审查，确保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能较好地使用法理法据，帮助政府领导增强对法律的“内信与外迫”，达致依法用权。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看，非常明显的是，中央各项改革举措凸显法治思维，改革不可能离开法治。“在某种意义上，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已关乎改革的成败⑥”，法治政府建设的质量直接影响改革的质量，这也就使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法治政府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然长期以来，政府系统的法治化建设“分条而治、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和系统的推进，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大，纵向横向没有形成一体化。显然，这样的法治政府建设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和系统论的角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首当其冲是需建立一个统筹政府法治建设的机构，一揽子实施政府立法、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法制宣传、依法治理等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全方位对接各领域深化改革的需要。目前，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组织者是政府法制部门，却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能依据⑦。这导致政府法制部门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监督指导手段不够有力，且其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不少县级法制机构只有1至2人，人力、财力保障不太健全。法制办一般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在体制讲究较为严格的政府系统，其统筹政府法治建设实际上存在较大难度。如果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一是有省委法治办作为依托，具有较为成熟的地方法治建设工作领导指导、督促考核机制；二是司法行政属政府序列部门，省市县乡四级体系较为完善，人员力量、财政保障等相对较强；三是省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均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或组员，法、检及省直政府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较为理想的工作载体。由此，建议其一是在新一轮省级及以下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以“大法治部门”理念为指引，参照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和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一体设置的模式，进一步明确省委法治办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和指导职责，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保障。其二是抓紧形成并运用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重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据此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考核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和追责等制度，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执行力。其三是按照提出的“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大胆赋予省委法治办具有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进行法治能力考察、鉴定的权力，进一步推动和强化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从而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增强合力。其四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的法律顾问工作部门，加强对法律顾问的工作指导。这已有基础，如法律顾问湖南模式、吉林模式。因为从作用看，政府法律顾问能以其相对独立的法律职业身份，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工作举措等合法性进行客观分析和发表意见，并可直接代表政府参与行政立法，这直接有利于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乱用，以至有观点称，“只有通过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才能有助于各级政府机关克服权力行使中的弊端，促进依法行政，树立各级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⑧”

三、公正司法：积极完善司法行政权

司法工作必然要求一定的行政性保障，虽然司法工作及体系强调独立性，但“其仍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国家不可能为它单独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保障体系，国家必须利用现有的行政体系为司法系统提供各种行政保障⑨”。因而在政府系统里为司法工作提供行政服务的工作即司法行政工作应然而生，与此相伴随的是司法行政权。司法行政本就是司法同行政相分离、纠正司法权“行政化”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从建国初最广义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到后来的“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再到今日“行使部分司法行政权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定位不断变化，但司法行政权的不合理、不完善仍然客观存在。党的十八大强调，“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既是对我国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原则的重申，也是对当前司法工作重点和改革方向的明确。之前，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至此，可认为各界呼吁多年的法、检“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构建审判、检察与司法行政相分离的体制，首先须统一思想。一是在检察、法院内部实行司法与行政相分离。二是司法行政部门是否有能力管理。1982年司法行政事务收归法院管理的重要原因是司法行政机关不熟悉业务，缺乏能力管理等。恢复重建30多年来，司法行政机关不仅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快速发展，而且职能明显增强、地位显著提高。因此，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收归司法行政管理的主要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分离的时机已到。建国初，检察机关自己负责司法行政事务，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其一般监督职能和垂直领导体制。但这两项制度已先后被废除，司法行政与检察合一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或不复存在10。这种历史条件改变或迟或早都会必然引起现行检察体制的变化，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行政事务与检察业务的分离加速。四是司法行政部门是否会干涉独立审判。“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司法行政部门只是个‘收发室’，其只是把司法部门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其提供保障，以保障司法部门能正常工作，然后再把这些部门的所有服务打包提供给司法部门。11”其中，司法行政部门是较为纯粹的服务行为，而这样的制度设计能把司法部门和有关政府权力部门进行“物理隔离”，防止后者干涉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因此，司法行政机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法、检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的合适管理者，成为其“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后勤部”。第一，厘清司法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各自范畴，实现审判、检察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完全分离。审判、检察业务由法院、检察机关负责，其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事务与司法业务自成体制鸿沟，从而保障法官、检察官全部精力用于办案，减少各方面的行政干预。法、检机关的一般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法、检机关内部可设立联系部门，负责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并予以协助。第二，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尽早形成法律职业人才的一体化选拔、培养、交流机制，为国家选拔高素质法官、检察官，实现公正司法提供人才保证。依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审判员、检察员须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但其选拔、考试、培训和工作考核等应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使用权属于法院、检察院。健全法官、检察官遴选机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司法行政部门应成为遴选机制的主导。如果法官、检察官遴选仍由法、检机关负责，势必会强化上下级的垂直领导，同法、检独立办案的要求相违背。为实现“随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司法职权配置将进一步优化,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将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司法行政职能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更能反映司法行政内在的逻辑和自身的规律性12”，在解决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基础上，还要避免政法机关之间职权过多交叉、某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以促进司法行政权进一步完善。第一，推进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管理。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侦查。公安机关在自己管理的看守所提审、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行使着侦查、监管等职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行侦查与监管主体分立，将看守所改由不承担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能从体制上强化监督制约，有利于实现司法机关分工负责和互相配合、制约，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裁判执行统归司法行政。在刑事裁判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的基础上,将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这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法院裁判、执行一体，一旦有司法腐败、消极不作为等违法现象，执行可能为错误的裁判遮脸护面，不利于监督制约。再者，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改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机关无故不履行职责就可以按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从源头上增加执行的压力和动力，使现行法院执行的“不可诉”变为“可诉”，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问题。第三，强化对法律服务的管理和指导。公正司法是司法制度和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直接为司法活动提供技术性保障13，在促进公正司法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能否依法公正执业、诚信执业是法律服务行业服务公正司法的突出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躬身自省，强化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教育、监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引导法律服务人员端正执业理念、提升执业素养。将执业也关进制度的笼子，完善接案、收费、业务开展、质量监督等精细化管理标准，严把办案质量。运用市场办法，探索建立法律服务行业诚信等级制度，实现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基本信息公开和诚信状况披露。同时，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让有理无钱的人也能打得起官司，同样享受社会主义法治阳光。

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载入我国的宪法典。这是世纪之末国家向公众和世人所作的一项郑重承诺，即国家为了发展民主、尊重人权，将严格按法律约束自己的权力行为。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承诺的兑现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观念的转变，也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障，更需要法规范的有效运行。然而，依法行政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观念呢？在法治国家里，行政行为合法和正当的理念是什么呢？面向21世纪，行政行为的理念是否还是古典行政法的理念呢？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回答。

一、行政行为的服务性

（一）人文精神的转变与服务观念的确立

19世纪的古典行政法是以“个人本位”为人文精神的。它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价值判断是互相冲突，在道德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是互不信任和互相猜忌，因而在行为关系上的理念就是竞争或对抗。也就是说，政府与公民间的行为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关系（大陆法系国家）或命令与控制关系（英美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作为主权者对公民所作的最终命令。但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行政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人文精神的。它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价值判断是互相一致，在道德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是互相信任，因而在行为关系上的理念就是服务与合作。也就是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为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公民的参与下所作的一种服务行为。法国法学家狄骥认为，这种人文精神的转变和新观念的确立，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代价的。但是，新的精神和观念终于在马恩河畔和凡尔登山峡战胜了旧精神和旧观念。从此，我们不能再把行政权作用称为权力行为了，而应当把它称为公共服务行为即公务行为，因为它是为满足公众需要而组织和促进物质、文化、精神和道德发展的行为（注：参见［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版序言”第9、483页。）。

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福斯多夫则指出，行政行为的实质是对个人给予“生存照顾”。另一名德国行政法学家巴杜拉对福斯多夫的理论进行解释、分析和概括后指出，行政行为的唯一内涵就是“服务”。现代“行政法使行政与个人或团体产生了一种‘指导与服务性’的法律关系，来保障个人的福祉。依社会法治国（即社会本位的法治国家——本文作者注）的理念，行政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引导’及‘服务’行为”（注：［德］巴杜垃：《在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中的行政法》，陈新民译，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26、112、113页。）我们认为，如果抛开上述论述的价值性认识不论，而仅仅从科学性认识上看，将服务作为行政行为的本质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服务主体运用服务权所作的行为，即对公共利益进行集合、维护和分配的行为，就是服务行为。

（二）服务观念与新思维

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新形势下，中国各级政府都应当建设服务型政府。未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活动将会越来越突出这一性质，使政府从“管”老百姓转变为通过“管”好社会事务来为老百姓服好务。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换服务型政府

1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理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府只提供市场、企业和个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普遍把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物品（除政策、法规外）往往是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对于企业而言，投资于公共物品无利可图；对个人而言，则往往无力承担。而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特征，又使得人们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某人参与了公共物品的消费，却不愿意支付或充分支付生产成本而依赖他人支付。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以及避免被搭便车的心理）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大家都不愿提供公共物品。这就决定了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提供。经济学上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划分方法很好地界定了服务行政的范围：政府只应该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而不需要也不应该涉足私人物品的生产。私人物品完全可以由市场机制实现有效率的供给，政府没有必要介入私人物品的生产。二是政府应当鼓励公共服务市场化。虽然政府应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决不可以垄断公共物品的生产。即使事实上只有政府有能力提供的服务，也没有理由因此而禁止私人企业去尝试和寻求其他方法，也就是在不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情况下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的方法。人们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些新的方法，使一种在过去不可能由那些愿意为之支付费用的人排他性独享的服务成为一种可供交易的服务，进而使市场方法能够在它此前无法适用的领域中得到适用。政府不得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意味着私人和私人企业可以进入这些领域，这些公共服务行业是面向市场开放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向私人开放，与私人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并不存在矛盾。作为服务型政府，不仅不可以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应当鼓励公共服务市场化，因为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服务行政的弊端会降至最低程度，并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相兼容。

[摘要]要坚持依法行政、服务地区建设，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加强监督为重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本文分析当前依法行政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推进依法行政、服务地区建设的具体措施。目的在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诚信政府和效能政府。为地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地区建设

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遵循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和行政观念的重大变革，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力的来源、运行及其监督都要有法律依据。这里的“法”主要是指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加快地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握两岸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完善沿海地区经济布局，推动地区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强监督为重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为地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当前依法行政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五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以来，我国依法行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阻力并存、紧迫性与长期性并存。要在2013年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是相当困难的。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依法行政体制不顺，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形成全方位的对接；对依法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甚至认为依法行政会妨碍改革开放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依法行政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嘴巴上“法治”、实际上还是传统的“人治”套路。

论文摘要：全面质量管理(TQM)是一种被企业界广泛采用的先进管理理念．通过确定税收管理模式要素，研究税收管理质量模式框架，本文分析在税收行政管理部门实施．roM的具体思路．

一、TQM理念与行政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简称为TQM)是二战后在西方企业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管理模式，是继“质量检验管理”和“统计质量管理”理论后出现的先进质量管理理论。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其IS08402标准中对TQM的定义是：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的呼声推动下，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将企业中推行的TQM理念运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这种模式可以表述为：将产品生产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念、工作原则、运筹模式应用于政府行政机构之中，以达到行政机构工作的全面优质、高效：各级政府及其全体公务员通力配合，综合运用现代管理技术、专业技术和科学方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最优地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系统管理活动。通过对基层税务机关的实地调研，结合全面质量管理的质量控制理念，本文认为应对税收行政管理工作的程序、要素、质量职能、过程、不合格控制等诸多质量环节予以严密监控，以确保在税收行政管理领域实现最优服务。

二、税收行政管理工作质量分析依据TOM理论，可以将税收征收管理的质量问题分为以下三方面：

1、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质量．指税收征收管理业务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主要包括功能性、合法性、合理性、准确性、时间性、文明性。

挑战一：政治途径

1.机构设置的迷惑。行政服务中心一般可分为中心管理层与窗口工作层，行政服务中心组建时成立委员会，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层则是这个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管理层的正职一般由本级政府主管领导兼任，从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行政服务中心在初创时政治力量的推动起了极大的作用。管理层的副职由主管领导委派专人担任，其他管理人员属于在中心具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窗口工作人员由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在原单位具有编制的公务员组成。行政服务中心并不是地方组织法意义上的部门，属性应划为非常设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纵向设置来考察，行政服务中心的体系是省—市—县(区)—乡镇的格局。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机关在纵向设置上历来都有从上而保持一致的传统。但是行政服务中心是从下而上的地方政府改革探索与创新的结果，行政服务中心目前为止还缺少中央一级的机构和关于行政服务机构的统一规定，各地方政府对行政服务中心设置与否、部门建设、职责安排、人员配置方面分歧，各地方行政服务中心运行缺乏统一规范。

2.权力匮乏的尴尬。有些条管部门因为不受本级政府的直接领导而拒绝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块管部门虽然进驻中心，却通常把重要的和有“寻租”空间的审批事项留在本部门，对派驻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的授权则空化，导致行政服务中心普遍存在原单位对窗口授权不充分的现象。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层能否把握更多的权力在于主管领导的政治权威，一旦领导更迭或工作重心转移，各进驻部门便与管理层展开博弈，权力的诱惑和既得利益使进驻部门想方设法少下方权力或将权力收回。原单位不愿交出手中的审批权以及能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是预料当中之事，加上行政官僚可能藉行政审批权而行“寻租”之实，因此人们对行政服务中心演变成“收发室”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从行政服务中心递入的申请最终人拿回原单位由领导“拍板”，形成“体外恶行循环”，行政服务中心面临着权力匮乏的尴尬。只有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根本调整，机构设置原则进行重大变革，行政审批制度对审批主体与权限作详尽规定，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与原单位之间的权限之争才能见得分晓，这也是行政服务中心发展至今权力难以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挑战二：管理途径

1.人员“双重管理”的困境。学者们普遍关于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双重管理”提出了质疑。行政服务中心对各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只有监督与检查的权力，有些地方还配套了相应的奖惩措施，如奖金方面的奖惩等，大部分行政服务中心也将窗口工作人员的党团关系迁入中心，并成立了党组织，但窗口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还归属原单位管理，其工资和职位升迁等与工作人员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却都不是行政服务中心所能提供的，长期以往，势必会挫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随着行政服务中心面临无法解决的体制障碍，原单位有逐渐收回下放权力，将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作为“花架子”，并有把其作为本单位能力不强或受到排挤的人员安置地的倾向，导致窗口工作人员与行政服务中心貌合神离。而对窗口工作人员工作绩效的管理也存在困难。即使解决了绩效管理的技术难题，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安排而难以为继。对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监督也往往限于管理层的监督和内部人员的互相监督，真正与行政服务中心服务质量相关的公民和企业法人却很少参与到监督当中，缺少话语权。

2.电子政务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将电子政府的建设放在较重要的位置，但是电子政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行政服务中心的办公自动化程度较高，但是网上行政审批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行政服务中心的网站还处于提供静态的政务信息阶段，动态的政务处理和与公民、企业法人的交流互动则很少见，中心的电子政务建设也没有被纳入到本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统一规划中，离网上审批和网上监督的最高阶段更是遥远。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已成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要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依赖于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但目前我国的行政伦理存在失范的现象，需要从人员、体制、监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失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所谓的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以创造必要文化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根本任务，创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现代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还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行政伦理的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国运治乱和国家兴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关系到行政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可以认为是关于行政伦理规范基本内容的准确、深刻的概括：第一，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忠于祖国、一心为民，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发扬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第四，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国家和人民夙兴夜寐地勤奋工作。

二、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体现公共民主发展的要求

在政府职能改革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厘定行政职能的边界，退出本应由市场和社会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坚决杜绝与民争利的现象存在，并且应基于民众的利益大力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公共民主的实质公共利益，公共民主的目的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同时也是公共民主应有之义。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不仅是指狭义上的参与权，而且也指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等，这些权力的行使需要一定的制度加以保障，需要一定的制度来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提供这样的保障和条件。比如在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方面，政府的决策过程日益开放化和透明化，更多地发挥了民众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又比如，在公共预算体制的改革方面，中国的一些地方已实行了参与式预算改革，从而使预算资金的分配真正成为公共选择的过程。2006年3—12月，国家财政部划拨专款，在哈尔滨和无锡进行参与式预算试点。所谓参与式预算，就政府拿出一部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资金，让受益地区的社会公众参与项目决策过程。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着眼于为民众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民主需要公共服务加以落实，民众的基本权利也需要公共服务加以保障。因此，使民众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民主的一个必然要求，相应地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应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范围上的含义，即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有哪些公共服务类型。基本公共服务涉及到民众的基本权利，其外溢性显著，效益溢出的范围广泛，属于典型的纯公共产品。比如，教育总体而言是一种具有外溢的公共产品，但高等教育就不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基础教育则是一种纯公共产品，是一种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层是在质量上的含义，即基本公共服务应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应满足于民众在公共服务上的最低消费，民众在消费这种公共服务后不再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明显的紧张感。满足不了民众的最低消费就意味着这种公共服务并没有达到“基本”的标准，反之超出民众最低消费水平的公共服务也不具备基本的含义，但却是建立在“基本”之上的。当然，随着环境的变化，基本公共服务在范围和质量上也发生着调整，比如，在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到了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就已经在质量上难以达到基本的要求，而无法满足民众在该公共服务上的最低消费。“均等化”则要求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它主要强调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相对经济地位如何，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但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危害社会公平的不和谐因素，产生了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体现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积极促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应将职能的重心放在为民众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上，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平正义的维护和促进上。其次，积极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途径和方式。政府引入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主体，应有效借鉴其他组织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近年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中国政府在农村的职能从“汲取”到“给予”和“服务”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农业税的取消上，体现在乡镇机构的改革上，也体现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等多个方面。经过这种职能的转变，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维护。总的来看，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中国而言仍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中国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依然艰巨，但中国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化等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希望，让我们对公共民主的发展也更坚定了信心。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避免损害政府的权威

这里的权威指的是主体影响客体的能力，它是主体的职权、客体对主体的支持度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政府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具有相应的权威。我们提倡有限的政府，但有限政府并不等同于弱势的政府和缺乏权威性的政府，政府的有限性与政府的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府的职能和活动领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只要存在着国家和需要政府处理的公共事务，政府的权威就是必要的，并且这种权威是不应受到损害的。权威对应着集中，集中与民主具有统一性，因此政府的权威是维护公共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政府具有了相应的权威，才能理更好地集中起民众的意志，才能更好地使这种意志得到执行与落实。如果一个政府毫无权威，既不能集中民众的意志又不能执行民众的意志，那又何谈政府公共性与代表性？又何谈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必然陷入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下的民主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民主，一种不顾全大局、不顾长远的民主，一种易于导致集体不理性的民主。这种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是一种真正内涵着“公共性”的民主，是基于公共利益不断增进的民主。因此，加强政府的权威，对于公共民主的促进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当前，中国政府的权威客观上存在着加强的必要性。首先，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威有待加强，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大搞选择性执行和扭曲性执行，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然顶风行事，致使中央意图得不到实现、全局的利益得不到维护。其次，政府对于社会的权威有待加强。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已成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民众因此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种不支持、不合作的冷漠态度，致使政府的政策在执行中时常遇到阻滞现象，即使是出于增进公共利益目的的政策也难以产生增进公共利益的效果。政府权威的加强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第一，构建合理的政府权责体系。权力是权威的一个重要来源，没有权力为基础的权威缺乏足够的规范性、稳定性与合法性。但权力边界的模糊同样是对政府权威的一种破坏。它是易于导致权力行使主体的随意性，而随意性却是对权力作用的客体无所适从，因为权力作用的客体对权力行使主体的行为缺乏一个稳定的预期。因此，政府权威的加强要求构建合理的政府权责体系，不仅要合理确定政府同市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而且要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责边界。第二，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绩效。能力和绩效同样是权威的重要来源，政府只有具备良好的行政能力和行政绩效，才会真正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上级政府只有具备良好的行政能力和服从。一个能力低下和绩效不良的政府必定是一个弱势政府，而一个弱势的政府必定是不可能有什么权威的可言的。无论是构建合理的政府权责体系也好，还是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绩效也好，都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很大的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能合理确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应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绩效。因此，成功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不会破坏政府的权威，而且还会加强政府的权威，以更好地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当然，这需要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树立一个正确的导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是要使政府无所作为，而是要使政府更好地有所作为。

摘要：工商所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基层的执法机构，是直接面向社会的重要窗口，执行着党和国家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工商所规范化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整个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水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望。

南通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坚持高点定位，构建服务T商”的思想指导，把构建服务工商作为规范性服务的着力点，打造“优质高效、贴心满意”服务工商的品牌，不断创新举措，努力做优做强服务，积极做好做实服务，始终把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工商工作的第一追求，把服务对象的需求作为工商工作的第一信号，把服务群众作为T商工作的第一要责。近年来，该局对工商所规范化服务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是在努力实现基层服务的规范化上狠下苦功。首先是端正思想认识，正确处理好规范化优质服务与加强执法监管的关系。过去有些执法人员片面地理解这两者的关系，或只谈服务不讲执法，或以优质服务为由放松监管执法。处理好服务与执法的关系十分重要，一方面通过规范化服务，提升水平，优化环境，尽心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牢记职责，不辱使命，尽职尽责加强监管，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在具体做法上坚持做到“四个不”。第一，问不烦。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耐心细致地回答群众咨询。做到百问不厌，百问不烦，做到“一口清、一次明”；第二，难不倒。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拓宽知识面，力求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为办事者答疑解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第三。气不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规范自身言行举止，养成良好职业道德习惯；第四，情不偏。坚持公平公正，做到生人熟人一个样、大小项目一个样、本外地人一个样，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热情接待，笑脸相迎。

三是在四个方面狠下功夫。首先，在准确把握前置审批事项上下功夫。其次，在提高当场办结率上下功夫。建立了科学协调、高效运转的登记注册体制，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做到当场受理、当场办结；开辟了窗口绿色通道，使行政审批进一步提速。第三，在增强工作透明度上下功夫。通过各种形式，公开了行政许可事项的内容、范围、程序、期限和收费标准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印发了分局《注册登记窗口办事指南》，为申请人提供准确可靠的导向；公开了意见簿和监督举报箱、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监督，使行政权力在公平公正、阳光透明、规范有序的轨道上高效运行。第四，在落实登记责任追究制度上狠下功夫。坚持依法行政，推行行政问责制，加大行政监察和责任追究力度，大力营造公正、公平、公开、有序的市场准人环境。近年来，共办理企业设立登记近万家，变更登记8000余家，接待各类办事人员2万多人次，从未发生一起群众投诉举报事件，登记准确率达100％。公务员之家

四是在服务举措上实现了“三个率先”。第一，率先提出了“只说怎么办，不说不好办”、“只设路标，不设路障”的服务口号。分局在企业改制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为企业量身定做改制方案，指导企业完善相关材料；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立足经济发展大局，努力营造投资软环境，促进了开发区个私经济的大发展；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及时公布国家的产业指导目录，积极为招商引资提供咨询。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坚持“只说怎么办、不说不好办”，指导企业办理审批的路径。第二，率先推行了“上门服务、预约服务、跟踪服务、全程服务”等特色服务举措。千方百计地方便企业、方便群众，树立了“务实高效、勤政为民”的工商新形象。在服务中心设置了自动触摸屏，方便了企业的查阅。全面推行了“政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急事急办制”、“延时服务制”等服务制度。2009年，又推行了服务质量现场评议制，由前来办事的人员对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效率、质量、态度进行现场评价，进一步提升了窗口服务质量，群众满意率达100％。第三，率先实施了“四个不让、八项规范”。“四个不让”即不让上级的政令在窗口受阻，不让重大的项目在窗口耽搁，不让办事的人员在窗口为难，不让违规的行为在窗口发生；“八项规范”即注册大厅规范、行为举止规范、优质服务规范、工作纪律规范、文明用语规范、廉政建设规范、服务承诺规范、报送材料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