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行政协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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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在实践中行政协议案件裁判方式并没有统一规定。文章通过一些案例分析行政协议的性质、行政协议行为对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影响，提出审查行政协议案件使用的7种裁判类型思维体系。

[关键词]行政协议性质；行政协议行为；裁判方式类型化思维体系

2015年5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审理行政协议的裁判方式，即“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但在新法出台之前，行政协议纠纷是通过行政诉讼抑或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在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中存在争议，致使各级法院审理行政协议做法不统一，裁判方式也有所不同。同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批复答复也没有给予完全一致的解释，造成审理行政协议普遍存在困惑。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审理行政协议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之前，笔者通过对一些案例裁判方式进行分析，研究行政协议的性质、行政协议案件中审查对象与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行政协议裁判类型化思维体系提出一些建议。

一、部分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的裁判方式与分析

通过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输入“行政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二审判决书”等词组进行检索，对137份裁判文书引用的法律及判决方式进行分类。经过整理、比对、排除，归纳分析部分法院审查行政协议案件的裁判方式和适用法律规范。具体分析如下：（一）行政协议的文书裁判方式从文书裁判方式看，在这137份裁判文书中，排除不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件14件，各类系列案共79件，折算后符合统计要求的一共有54件案件。其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15件，占27.78%；对行政合同的效力及合同的履行进行审理的案件一共有37件，占68.52%；其他审查为2件，占3.7%。从上面的数据看，虽然《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列入行政案件受理范围，但是在行政审判中大部分审理行政协议的办案思路是按照审理民事合同的思维方式进行审理，即强调围绕原告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以合同约定条款、双方履约情况作为审查行政协议的主要依据，强调缔约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以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公主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特许经营协议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为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公主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范家屯供水项目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在签订协议前履行了法定的各项程序，应属无效协议，自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亦认为涉案的《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范家屯供水项目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二）裁判文书对民事法律规范的引用从裁判文书中是否直接引用民事法律规范看，这54个案件中有22个案件没有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这22个案件主要涉及受案范围的界定、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认定等程序类问题，占40.74%；有32个案件在文书中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包括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占59.26%。从这些数据看，在行政审判实务中，多数行政协议案件在采用民事审判思维模式进行审理的前提下，导致审理结果也直接适用民事法律法规。比如王某某、陈某某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征迁行政协议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陈某某其在杭州市余杭区无常住户口，但其属于王某某户内王某芳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可以计入安置人口。良渚街道拒绝将陈某某列入安置人口，不符合上述规定，依法应予纠正。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将良渚街道与王某某户签订协议第六条第1项中确定的安置人口6人变更为7人，安置面积480平方米相应变更为560平方米。

二、行政协议本质、审查对象之争对裁判方式的影响

通过上述归纳分析，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受案范围，但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对行政协议案件的审查思路是延续使用审查民事合同的思维，在行政判决中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说理分析及作出实体判决的案件数量占了一半以上。笔者认为行政协议案件裁判方式民法化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目前行政审判中对行政协议本质属私法领域还是公法领域存有分歧，而行政协议的本质影响案件审理思路的方向及判决方式的法律适用。第二，行政协议案件的审查对象不明晰，导致在行政协议纠纷中对审理对象的理解不统一，即是审查行政行为还是审查合同本身存在争议，造成裁判方式多样化。第三，行政协议之诉属何种诉并未明确，造成一个文书中作出的裁判方式出现了行政行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共同存在的奇怪现象。因此有必要探究行政协议的本质和审查对象对行政裁判方式的影响，从而构建相对应的裁判思维体系。（一）行政协议性质的公、私法理论争鸣对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影响。行政协议，又称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①在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前，行政法学界的学者们与民法界的学者们对行政协议（民法称为行政合同）的本质存在争议。行政法学界的学者认为行政协议是为了解决现代行政管理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手段。伴随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发展，强调以法律约束政府，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应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而单一的行政命令、行政强制等行政管理手段往往效果不理想。因此，在行政管理领域借鉴私法中契约理论，行政机关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与行政相对人充分协商，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与行政相对人签订协议，以此达到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由于行政协议存在行政主体特定，目的在于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公益目标，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优益权的行政法上的特征，行政法学界认为行政协议为公法合同；虽源于民事合同，但已独立于民事合同，因其具备行政性而为行政法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而民法学者认为，不存在独立于民事合同的行政协议（行政合同）。理由是行政合同具备合同双方或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平等协商一致的特点，仍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理论上对行政协议本质之争也影响到审判实践当中。法院对行政机关依职权签订的合同性质是行政法范畴还是合同法范畴并没有统一。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规定为民事案件；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竞得人签署成交确认书行为的性质问题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91号]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竞得人签署成交确认书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于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导致处理该类纠纷的思路和方式不一致，不利于纠纷的妥善化解。（二）行政协议性质的实证歧路对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影响。如前所述，由于行政协议的本质在理论与实践上长期存在争议，致使实务中审理方向产生分歧，导致行政协议裁判方式也不尽相同。而本文第一部分列举的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公主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特许经营协议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中法院依据《合同法》认定特许经营协议属无效合同；王某某、陈某某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征迁行政协议案中法院同时适用《合同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则是实践当中对行政协议裁判方式存有分歧的表现。即使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部分行政协议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行政审判内部也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行政协议本质为公法意义上的契约，那么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对行政机关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对应的行政裁判方式也应遵循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裁判方式。理由是：1.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将行政协议明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是肯定了行政协议属独立的行政法上概念，不再隶属于民事合同，因而需通过行政诉讼途径予以解决。2.《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诉讼。同时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审查客体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在审理行政协议过程中，应遵循行政诉讼法特有的规定，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是跳出行政诉讼法规定，直接适用《合同法》审查行政协议的法律关系。3.既然立法已经将行政协议列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行政协议属于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如果仍以私法的理论以及按照审理行政协议合同纠纷的思路去审查行政协议，那么在公私法对立的情况下，行政协议的本质违背了传统行政法学思想（即一个生活关系尽量统一在一个法律关系中），这将造成法律内部逻辑的混乱。4.审判实践中长期将行政协议归类为民事合同，淡化了行政协议在行政法上的特殊性，以致人们对行政协议的惯性认知限于私法领域，认为行政协议等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行为，其裁判方式也应遵循市场交易规则。将行政协议列入行政法范畴，有助于突出行政协议本质特征，使用行政裁判方式更有利于强化其行政法的本质，也有利于改变人们以往的观念。如果行政协议的审判模式依旧遵循《合同法》的规定，那将行政协议列入《行政诉讼法》显得多此一举。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协议属民事合同的一种，即使列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仍应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审查行政合同效力及双方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并按照协议的约定及《合同法》的规定作出实体裁判。理由是：1.行政协议为私法意义上的合同，强调缔约双方意思自治，缔约自由。2.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即《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要求在实践当中，依法成立的有效行政协议，除当事人同意或者有特殊的法律原因外，不容当事人反悔或者解除、撤销；债权人有权请求相对人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3.在一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况下，守约方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这有助于保护交易安全，符合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也是诚信政府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特许经营行政协议当中，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首先，行政协议签订双方地位并非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平等主体，行政协议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往往不对等。其次，行政协议往往涉及公共利益，如果完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去处理行政协议，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最后，《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不一定能解决行政协议引起的一些争议。比如在行政协议中对行政机关设定不允许行政机关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在政策、行政法律法规变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无法履行行政协议，相对方仍要求行政机关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如果按照违约责任去裁判，不能实质化解争议。虽然《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协议的独立地位，也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但是行政协议在立法上的概念，行政协议具备哪些法律特征、审查方式的体系化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明确。（三）行政协议审查对象对行政协议裁判思维的影响。行政协议审查对象是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前提。由于行政协议为公法合同，只能按照行政诉讼程序监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协议行为是否依法行使职权，即行政协议案件的审查对象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书面协议是审查合法性的途径。民法上的合同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民事合同的审查对象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强调不告不理原则。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审查对象不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行政协议纠纷中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时，规定原告只能择一提起诉讼，不能同时或混淆两种不同的民事责任。而在行政协议纠纷中，是否也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的规定择一起诉呢？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协议行为纠纷只能是侵权诉讼，而不是行政协议合同纠纷。因此，行政协议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只能提起侵权之诉，不能提起违约之诉。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所适用的规则和审理思维是不相同的，两者不能在同一诉讼中并存，所以行政协议的裁判方式不能直接适用或混淆使用合同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而我国多年行政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了以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实行行政裁判方式类型化的行政诉讼审理模式。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模式，使得行政判决方式类型更加完善，各类裁判方式的法定适用条件更清晰，也规范法官选择判决方式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实现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诉讼目的。因此，针对目前审理行政协议的思路不明确、裁判方式类型没有统一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类型化的行政协议裁判思维模式。

三、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类型化思维模式的建构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至七十八条规定，行政诉讼判决类型一共有7类，包括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撤销或撤销重作判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判决；给付判决；确认违法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变更判决。行政协议案件裁判方式也适用上述7类方式，不存在独立的行政协议案件裁判方式。以下结合具体审查对象，分析7类裁判方式在行政协议中适用情形及相关问题。（一）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适用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行政协议案件中适用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情形有：第一，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第二，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协议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给付义务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第三，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律规定、行政协议约定的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不成立的；第四，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原告请求依据原行政协议约定判决被告限期履行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不成立的。在实践中存在行政协议约定行政机关不得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情况，法院对此不应支持，理由是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享有优益权。当然，行政机关只有在协议订立后出现了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或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由此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以补偿。（二）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的适用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行政协议适用撤销判决的情形有：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6.明显不当的。以上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也是判决行政协议行为是否违法的法定条件。但在审判实践中，原告提请撤销之诉往往是按照《合同法》中合同效力的思维模式表达诉请的。如《合同法》规定了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1.因重大误解成立的合同；2.显失公平的合同；3.因欺诈成立的合同；4.因胁迫成立的合同；5.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据此原告也是按照《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情形作为申请理由。但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性审查是全面审查，不受原告诉讼请求和理由的限制，审理思路和裁判类型需跳出当事人架设的民事思维。比如重大误解的行政协议行为，属于行政协议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显失公平的行政协议行为属于明显不当的情形；行政协议行为存在欺诈，属超越职权的情形；胁迫和乘人之危的行政协议行为则属滥用职权的情形。法院可以审查行政协议行为所对应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作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协议行为的判决。关于撤销行政协议行为后是否判决行政机关重作的问题。法院认为行政机关需要按照行政协议约定继续履行的，应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同时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行政协议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如果行政机关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法院撤销之后认为需要按照行政协议约定继续履行义务，则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三）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判决的适用情形。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可知，该条的适用条件是行政机关存在逾期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所谓“逾期”是指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双方约定的，行政机关向相对人单方承诺的履行相关法定职责的最后期限。②“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拖延履行、不完全履行、不恰当履行。③因此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行为中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未按约定履行法定职责的，法院可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未按约定履行法定职责的，造成原告实际损失，应当判决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而不是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行政协议的违约责任。（四）给付判决的适用情形。《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给付判决往往针对的是行政机关不履行金钱给付、财物交付义务的情形。但在行政协议中，法院要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给付义务，需要查明行政机关负有法律、法规或者合法有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有效行政决定承诺，或者有效行政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比如，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某行政协议应当经有关政府或者部门批准后生效的，判决时未经批准的，法院不能将该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作为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给付义务的根据。（五）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情形。《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两款确认违法的情形，该条同样适用于行政协议案件中对确认行政协议行为违法的判决。即行政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1.行政协议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2.行政协议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1.行政协议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2.行政机关改变原违法行政协议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协议行为违法的；3.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虽然这两款都规定了确认违法的适用情形，但两款确认违法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第一款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保留了行政协议行为的法律效力，其后续行政行为的权利来源是合法的。第二前沿聚焦款确认违法后被诉的行政协议行为不保留法律效力，其后续行政行为合法性被予以否定。在行政协议纠纷案件中往往会出现确认违法判决和撤销判决的优先适用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是全面审查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但并非只要出现违法行政协议行为就一律予以撤销。因为在实践当中，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行为的背后往往涉及各级政府、多个行政主管审批部门，一些大型的经济投资和城市规划建设还需要地方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并与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等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撤销则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所以根据行政法上合法行政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符合判决确认违法条件的，应优先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甚至保留行政协议的效力，以维护政府公信力及公共管理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交易安全，不能判决撤销，以此确保行政协议行为的实际履行。（六）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情形。《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判决确认无效的情形，因此适用于确认行政协议行为无效的前提是必须是“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表现有：1.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2.没有依据，包括行政协议中约定增加义务或减损权利缺乏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依据；3.行政协议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际履行。确认无效的行政协议行为不仅包括订立行政协议行为，也包括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确认无效判决适用于最严重的明显违法情形，符合无效判决适用条件的，应优先适用无效判决，而不是撤销判决。如果判决确认无效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应优先适用确认违法但保留行政协议法律效力的判决。此外，法院判决行政协议行为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以前文所举的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公主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特许经营协议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为例。假设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缺少法律依据，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确认行政机关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行政行为无效。在审判实践中，行政协议相对人会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作为请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法院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合同无效的情形可以从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角度考虑所对应的行政裁判方式，但不宜在裁判文书中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条款，以避免在同一份判决中出现侵权与违约之诉的“混搭”。比如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适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撤销判决或确认无效判决。如果行政协议约定的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也符合合同无效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但应判决确认行政协议行为无效而不是判决行政协议无效。（七）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变更判决适用如下情形：1.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或迟延履行行政协议义务，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2.行政协议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3.行政协议被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后，对赔偿或补偿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变更判决审查的对象依然是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性，与《合同法》上合同变更并非同一个概念和适用相同情形。行政协议的变更判决适用上述三种情形，如果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就行政协议其他内容的变更，比如变更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应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其他六种裁判方式。以前文所举的王某某、陈某某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征迁行政协议案为例，假设法院查明陈某某其在杭州市余杭区无常住户口，但其属于王某某户内王某芳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可以计入安置人口。而良渚街道拒绝将陈某某列入安置人口，不符合上述规定。这种情况不属于行政裁判类型当中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因此，可以考虑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良渚街道作出行政协议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撤销良渚街道与王某某户签订的征迁协议，并判决良渚街道与王某某户重新签订征迁协议。

四、结语

受行政协议的性质和审查对象的影响，行政协议的裁判方式应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裁判方式一脉相承，不宜突破现有规定。但由于各地法院审查行政协议案件适用的裁判方式各有不同，迫切需要建构统一行政协议的裁判类型化思维模式，以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维护司法权威。

作者:封宇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