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自治权冲突诉讼救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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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原因分析；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解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村民自治绝对不是完全由农村村民自发并自理的“自治”、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农村的反映、尽快完善目前用于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和调整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相关法律、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即不得超越法律对其范围的限制、必须从立法以及司法上加强保护等，具体请详见。

0引言

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总体看来,它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延续,又是社会变迁的一个必然结果。很多学者作了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推动与完善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然而这个制度,并没有帮我们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于是好多人开始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合理性,一些学者将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以及村民素质低下或农村家族势力强盛、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约[1],但笔者认为其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还是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所致,要想真正发挥其预期的价值,如何去调整好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乃是重中之重。本文将主要从这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

一、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表现形式

本文采纳徐勇教授的观点,即自治主体是村民,目的是使广大村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2]因此可以说村民委员会就是自治组织的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力-利益主体。”[3]这是诠释村民自治的核心。因此,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自治权狭义地理解为四项内容:即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自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既然法律规定其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那么自治权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其自治权却受到了国家行政权的干预和限制,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实践中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党村关系和乡村关系的无法理顺而致的紧张关系。

这种冲突说白了即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附属行政化”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冲突因“过度自治化”导致的观点[4]。但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相关报道来看,后者的几率很小,而且除非家族势力控制了村委会,否则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当然,学者们的未雨绸缪也是值得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生冲突呢?

二、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原因分析

有人分析说,这是我国的宏观体制,即强势政治体制及其衍生的行政冲动所致,所以必须有赖于我国整个宏观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可使村民自治摆脱困境。

(一)从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质及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政权在农村基层的作用来看,村民自治绝对不是完全由农村村民自发并自理的“自治”,它实质上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加强行政权对广大农村社会的控制,以形成国家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高度集中资源的要求的反映。中国农村历史上就有着“自治”的传统,但古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自治是“社会自治”,是国家政权顾及不到广阔的农村而采取的一种放任的治理方式,是“乡绅之治”[5]。

(二)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看村民自治,它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农村的反映。在国家没有出现以前,那时的自治是真正的社会自治。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国家时,表明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已经不能再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解决了,这以后,社会是国家“统治”的。只要国家存在,自治就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自治”。基层上所表现出来的也并不完全是许多权利上相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6]。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的产生其实是国家现代化以及村民自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解决其冲突更加实际的做法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和协调。

三、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解决

(一)尽快完善目前用于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和调整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冲突的相关法律,尤其是《村委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由于其规定的太原则化和有漏洞,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明确它们之间的范围和界限。

第一,完善村民民主选举制度。因此在完善《村组法》过程中必须明确村委会选举的程序。同时,应确立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及差额选举原则[7],以保证选举民主有序进行。

第二,应对《村组法》规定的乡政与村治的“指导”关系加以明确,凡是涉及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即法律授权的事项,乡镇就有权要求村委会执行,而对涉及村民自己的公共事务以及法律未授权的为自治范围,对此可以采用列举法加以明确。

(二)对于行政权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运作来说,必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即不得超越法律对其范围的限制。行政权主体必须从意识上尊重村委会在自治范围内的自主地位以及自治权利。

(三)对于村民自治权来说,必须从立法以及司法上加强保护。目前冲突的主要表现是行政权的过分干预。

因此,要真正协调冲突,必须加强自治权对抗行政权的能力,从法律上使其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使它们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必须将村民自治权纳入到司法救济的轨道[8]。所谓有权利必有救济,缺乏权利受损救济机制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村民自治权既为法定之权利,司法机关就应该给予司法救济。因此,完善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诉讼救济机制,是实现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对国家机关违法干预,侵越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使村民自治权冲突都能通过诉讼这道最后防线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史啸虎。建设新农村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EB/OL]中国选举与治理网./exoterica1200612/2467_5.html

[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

[3]程为敏。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5,(3):126-133

[4]胡振亚,任中平。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6-78

[5]潘嘉伟,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0.

[8]王禹。我国村民自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6

[9]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1,(3):129-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