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行政垄断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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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企垄断地位的形成

经济学认为形成市场垄断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一是由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与服务的独行性，使资源所有者拥有排他性控制权，如龙井茶、刘欢的歌；二是专利发明与商业秘密，在政府提供的保护期内，企业具有排它性控制权；三是竞争中的胜出者凭借实力与策略在一段时期内拥有排他性控制权，如IBM在硬件市场、微软公司在软件市场淘汰了竞争对手而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四是在“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在位者也具有排他性控制权，如电解铝、汽车制造等行业，因为新竞争者要支付巨大的初始投资而在成本上居于劣势就会面临很高的“进入壁垒”；五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清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控制权，这种强制性势力，可以是高度非制度化的势力，如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往往是局部的，如某些地区建筑市场中出现的沙霸、砖霸等，而且当情况十分严重时，政府也会出面干预甚至取蒂。

以上从垄断的成因来对垄断类型的划分是简单的，但在现实中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垄断的成因往往还是变化的。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国企获得垄断地位更主要的可以是高度制度化的势力，如政府管制或由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一般而言，由于政府介入，行政性垄断的影响是全局的，使经济效率受到的损失也是最严重的，这也是当前国企垄断倍受关注的原因之所在。

比如美国AT&T公司，早年是因为发明电话这一创新带来了垄断，后来是因为在全国铺建电话网络而形成了自然垄断，而1926年以后就通过法律确立了电话市场独占权，从而享有强制性垄断。又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反垄断案，就是因为控方指出微软公司创新的垄断可能伴有其它“不正当手段妨碍了竞争”，也就是限制了其他公司参与竞争。

市场经济遵循的一般原则是鼓励竞争反对垄断，然而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垄断，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垄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鉴产权保护理论加以分析。

二、产权的保护性分析

以上关于产生垄断的五种原因，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保护产权所产生的垄断，二是侵犯他人产权所产生的垄断。

先看由资源独特性产生的垄断。仅靠资源独特性能否永久性控制价格而获取垄断利润呢？不能。因为绝大多数独特资源而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都可能存在替代品。比如龙井茶的替代品有碧螺春、黄山毛尖等，刘欢的歌的替代品有香港四大天王的演唱等。如果独特产品漫无边际要价，就等于为替代品提供市场，因此这类产权产生者垄断是不可能被保护的，因为市场规律在起作用。

再看创新的垄断。政府应该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创新专利，但不能永久性保护，因为这样就会剥夺其他人创新的权利。何况当某个厂商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时，将会刺激其他很多厂商加快发明替代，而这个厂商的垄断地位也不会长久，除非他不断创新。因此，对创新权利及其结果的有期限的保护，将会推动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的本质就是不断发现或发明替代，使竞争更有活力和效率。

其次再看竞争胜利者的垄断。当竞争中的赢家淘汰了竞争对手以后，通常会以减少产量提高价格的手段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动输家卷土重来或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也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赢家。这类事情由市场去运作，政府一般不应该去管。

最后来看“自然垄断”。对这种垄断的态度比较复杂。传统经济学认为，巨大投资而形成的沉没成本提高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从而构成在位者的垄断优势。如果进入壁垒真正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政府要做的事情就只是监督在位者，不让其用不正当手段阻止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以及用质次价高的新产品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技术创新寻求替代品或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的竞争活动就不会停顿，在位者受到潜在竞争力的作用，其垄断行为将受到约束。但是，实际中进入壁垒有时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现阶段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入者，往往是由政府选择的，出现自然垄断不自然的局面，其主要弊端是限制了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

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以上四种垄断都是从“产权排他性”派生出来的垄断。产权就是排他性的专用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政府依法保护产权则是维护现代经济秩序最重要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保护产权这种排他性权利，也就保护了一些垄断。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保护产权必须遵循一个主要的普遍性原则，那就是当保护一部分产权主体的产权时，不能妨碍另一部分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应该看到，这一原则的意义还在它鼓励了技术创新和竞争，使得垄断和竞争互为因果关系，提高了经济效率。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再来看强制性垄断，就能明显看到这种垄断是一种外生的很强的排他性权利。因为这种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是政府有意安排一部分产权主体或利益主体进入某些产业，而限制甚至禁止其他产权主体进入产业，所以这种强制性垄断严重侵犯了其他产权主体的产权，从而扼杀了创新和竞争，使经济失去活力效率低下。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由经济内生的一些垄断，只要不妨碍竞争和损害消费者权益，作为产权就应该保护或不干预；对于强制性尤其行政性垄断必须限制和反对。

三、开放市场才能打破国企垄断

国企垄断也就是行政垄断或政府垄断，其主要特征是封闭市场和政企不分。现阶段，我国的政府垄断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部门或者说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铁路等。正因为是命脉部门，事关国计民生，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应该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打破行政垄断；二是认为这些部门对国防和广义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这些部门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其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因此必须实行政府垄断。我赞成第一种观点。大量实证研究已表明政府垄断存在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此处不再赘述。只就这些部门能否开放市场谈谈看法。为此，来看看美国的经验。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竞争法治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经历了政府管制过多而窒息经济的过程。到1975年，美国联邦与州设立的诸如海运委员会、民用航空委员会、铁路局、能源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管制机构多达一百几十个，而受管制行业的产值占到全部GDP的四分之一。过多的政府管制直接干预市场进入和企业定价等经营活动，使经济效率受到很大损害，引起政府和许多经济学家的反思和质疑。连在罗斯福新政时代为创建美国式管制体制做出重大贡献的兰迪斯也开始指责管制体制的僵化与无能，他说“拖沓已经成为联邦管制的标志”。继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提出“管制者是被管制行业和企业的俘虏”的著名论断之后，由于一些奉行中间政治路线的经济学家加盟，于是掀起了“管制改革”的思想解放研究热潮。从20世纪30至70年代美国管制实践中发掘出来的大量资料证明，“管制失灵”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所谓“市场失灵”更加严重。在操作层面，前康乃尔大学教授卡恩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民航局长。卡恩在事事要靠行政审批的民航业引进竞争，由市场代替原来民航局作决策的五个委员会，直至解散民航局。后来被称为“开放天空”的卡恩改革的结果，是民航票价大幅度下降，民航服务的市场需求量急剧上升；在优胜劣汰中一些航空公司出局而另一些航空公司则做大做强；在竞争压力下还创造了“枢纽港模式”这一新的运营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卡恩改革开了美国“解除管理”之先河。随后，铁路与货车运输、电信、金融、电力等部门纷纷解除“管制下的垄断”体制，按照行业技术特性引进市场竞争。当然，解除管制并非政府什么都不管，而是政府从最不适宜的领域和环节退出，以便于在需要政府管理的环节加强管理。比如联邦民航局撤消后又成立了联邦航空安全局，依法专司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之职。30多年来，美国政府开放了命脉部门的市场，并没有对国防和国家安全产生威胁，也并没有因为政府没有投资这些产业就萎缩了。所以，对命脉部门开放市场的种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在我国已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后，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也卷入了这一潮流。如电信等部门的由独家经营改为几个寡头经营，像民航等部门的定价也开始反映供求变化。但是，政府垄断并未得到根本改革，有些部门的垄断仍然霸气十足。比如中国石油市场主要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对内拥有几乎全部油气资源，对外则垄断石油进口。在炼油领域连同属央企的中海油也不许插足，民营企业更是靠边站。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想当国际石油市场剧烈波动时由它们来稳定国内市场，但事与愿违。如2005年7月开始在广东出现成品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两个寡头本来有能力缓解油荒但却不承担责任。有业内人士坦陈，此次油荒实际上是两大集团造局，试图以社会恐慌要挟政府，使其提高成品油售价。由此看出，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政府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能否彻底进行，能否真正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打破垄断。日前国防科工委表示，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品研究（武汉晚报24版：中国新闻2007.3.2.），军品研制不再是国有“铁板一块”的消息已传出，这预示着国企行政垄断的危害性已经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打破行政垄断的改革已拉开帷幕。当然，命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也确非易事，首先需要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