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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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意义

[摘要]建国前后(1948-1953年),陈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他在六次劳大报告中提出解放区工会工作任务,标志着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工会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之后,他将工会工作置于国家建设的大局中,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如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重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等,这些思想和主张丰富了建国初期的工运方针,推动了建国前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工作,为新中国工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陈云;工人阶级;工会工作

陈云同志,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1948年10月至1953年5月陈云同志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新中国建立前后,随着解放战场的全面胜利,全国工人运动走向统一,工会工作发生根本转变并蓬勃发展,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陈云同志担任全总主席以后,虽然同时还负责沈阳和中央政府的财经工作。但他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高度重视,并对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论述和指示。陈云同志在此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对确定新中国工人运动的方针,发展工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陈云同志的工人运动思想、经济思想、建党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建立新政权并巩固新政权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贫民百姓,还是依靠其他,党内许多人对此认识不足,思想也不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在全国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1]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在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和指导工人运动过程中,就工人阶级的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推行企业民主化管理等问题多次发表重要论述,为把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落到实处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阐明工人阶级是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陈云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出发,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建立新型人民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建立新型政权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在人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新中国建立前夕,在解放区,陈云同志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已经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具有国家主人翁的气魄。他指出,“解放区的职工运动是在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人阶级已经获得解放,并成为人民政权的领导阶级,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职工们已经是企业的主人。”[2]“工人阶级是一个干大事的阶级,要解放全中国四亿七千万人,要把人类数千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3]同时他还指出,工人阶级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还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二)坚持依靠工人办企业,推行企业管理民主化随着解放战争不断胜利,党要从解放城市转变为管理和建设城市。陈云强调,建设城市,发展生产,为人民办事,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要听取工人的意见。他指出,“工人是工厂里直接劳动的,人数最多,是最重要的。”“工人不仅是工厂的主人,又是国家的主人。”[4]由于刚解放,有一些工厂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工厂的观点还比较模糊,许多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对生产依靠工人的观点还不明确。针对这一情况,陈云高度重视,致函重工业部,“请该部即速彻底查明报告。”[5]为了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陈云提出,要在企业中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逐步改变旧的管理制度,工厂要组织职代会,讨论职工在生产、生活中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定,也要通过工会和职代会贯彻落实。为了贯彻中央“保护工厂,防止破坏”的决定,陈云在签发的重工业部《关于实行紧急检查给各大公司、各独立工厂的指示》中指出,“各级机构必须主动地与党支部及工会取得密切的联系,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及职工代表会讨论贯彻执行。”[6]为此,1949年5月,全总下发了《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同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企业民主管理的法规性文件。1950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指出“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制度,乃是目前改造旧的官僚资本企业为新民主主义人民企业的中心环节。”[7]1952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发出指示,进一步强调进行企业民主化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是推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的中心环节。[8]陈云还要求工人要承担主人翁的责任,积极参加管理工作,大胆提意见。他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特别告诉全体工友,要大胆提意见,凡属对生产有好处的意见,都可以提。”[9]对于职代会,陈云强调要经常开,便于经常把工厂的情况和工人的意见反映上来,改善我们的工作。职代会不仅要求主要领导和工人代表参加,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都要参加。同时陈云强调,“我们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10]由于坚持依靠工人办企业,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工人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超过了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标准。“这就是说,在工厂中并未增加设备,也不是增加开工率,仅仅是由于工矿企业实行了民主改革,提高了工人、技师、职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增产运动中,增加了产量。”[11]到中国工会七大召开前,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全国工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已被采纳实行者达48万9千余件,因而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国家创造和节省了大量财富。”[12]据统计,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8%,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产值占48.6%。[13]

二、关于重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的思想

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倒、解放全中国已为期不远。这种形势下,陈云在1948年8月六次劳大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报告正确分析了解放区和全国解放以后的形势,明确提出了职工运动应当采取完全新的方针和政策。报告提出“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以及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等,使职工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在私营企业中起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术改良和生产合作。”[14]这一工运方针和任务,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当时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同未取得政权条件下的工运方针相比,有着根本区别。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六次劳大提出的方针。他认为,六次劳大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会议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15]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工会必须围绕着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城市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发展生产事业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其他人民群众的生活。[16]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六次劳大的工运路线、方针。1949年5-8月,全国总工会分别在天津召开了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完善六次劳大制定的工运方针,解决全国胜利形势下工会工作的重要问题。陈云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情况和工人运动的任务报告。新中国建立后,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按照六次劳大确定的工运方针,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工会工作的五项具体任务:(1)动员和组织工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2)组织和教育工人以实际行动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3)保护工人阶级利益,改善工人生活;(4)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5)搞好工会自身建设。[17]陈云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主张工会组织在领导工人抓生产,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组织职工提高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加强工会组织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他的这些政策主张丰富了六次劳大确定的工运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工会各项工作的开展,使我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恢复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工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解放初期,国家面临艰巨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工会组织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陈云指出:“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越容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越好。”[18]各级工会组织要发动和组织职工克服困难、抢修机器设备、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全总在《关于纪念“二七”二十六周年的通知》中要求,在新解放地区遭受了破坏的工厂企业中,职工们要努力修复机器,献纳器材,以便早日开工生产。之后,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工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他在会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时指出:解放了,工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工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19]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以后,工会积极组织广大职工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纺六厂6月份产量大大超过5月,棉纺部产量由11700磅增至23021磅、织布部产量由278匹增至759匹。”[20]针对解放前后生产上的困难,陈云要求工会发动工人讨论,如何维持和增加生产,渡过困难。[21]1951年2月,在中财委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陈云指出,党、政、工、团均以提高生产作为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他还要求,工会要积极组织和提倡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在陈云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到1952年,参加竞赛的职工包括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达282万人,占全体职工的80%以上。[22]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具体工作过程中,陈云还十分注意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要求工会从源头上参与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1950年5月,针对工商业的困难,对分配给公私企业的加工订货量进行调整,陈云指出,“加工的原则:第一,按困难大小规定加工量的多少;第二,保证质量。以后的具体分配和保证,由工商局、工商联、同业公会、工会及有关管理部分协商进行,由工商局统一管理。”[23]1950年12月,国家对棉纱棉布实行统购,为使统购价格、工缴费、成品标准等项的规定趋于合理,陈云提出,“由当地政府的工商局主持,工商联、总工会参加,召集国营花纱布公司及公私纱厂共同协商,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实施之。”[24]1951年5月,针对棉花供应不足,造成工厂停工的情况,陈云对全国进行部署,提出了六点办法,要求公私厂方与当地工会立即实施,他说,“以上理由与六点办法,你们有何意见请即告。如无意见,请即与公私厂方及当地工会具体布置。”[25]1951年7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在大、中城市要成立包括总工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的工商工作委员会。[26]1952年6月,针对私营企业在承制国家的加工订货中存在偷工减料和规格不具体,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陈云指出,“我们已令各地财委注意检查,中央贸易部亦准备于最近两月在各大城市分别召开有关各业的规格会议,请工商局、各加工企业、工商联和工会等有关部门来参加,按照各地各业的实际情形商订具体的加工订货规格,作为严守标准。同时,各大城市也准备在工商局领导下,吸收各订货机关、工商联和工会等有关部门,组织加工订货的评议委员会,来处理验收中的争论问题。”[27](二)党政工要分工合作,注意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1949年1月18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在讨论企业中党的工作问题时他指出:党委不应代替行政工作,否则也就取消了党的工作。在政府中,各部、局现在的党委要转为部务会议、局务会议,行政工作问题由部务、局务会议解决,在部务、局务会议中另外组建党组。在工厂中,现在的党委要转为管理委员会,另外重新组建一个党委;党支部要公开活动,设立办公室;凡以工会形式出面更有利者,均应由工会去办,工厂要解决工会的办公用房和经费问题。针对有些同志搞惯了一元化,一进工厂就要求一元化,当厂长的各种权力一把抓的情况,陈云强调,“要提倡分工合作,反对独霸一切。要特别提醒做行政工作的同志,注意发挥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28]1949年7-8月,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强调,工会要主动和行政搞好关系,并取得党委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与支持,同时要求党委和行政方面要帮助工会解决实际问题,是党政工三位一体,共同搞好生产。[29](三)组织工会不应限于体力劳动者,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建立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是工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六次劳大上,陈云就明确提出了要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的观点。他指出,“工会会员的征收,必须本着自愿原则,尽量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30]由于受到“左”倾关门主义影响,工会组织建设缓慢。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共有职工809万人,其中组织起来的职工仅有370万人,仅占45.7%。就是工人运动发展比较快比较早的东北,110多万产业工人中,有组织的工人不过49余万人。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7-8月,全总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工会组织问题。、、等都亲自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批评了工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关门主义”现象,指出“除了破坏分子及资本家之外,一切职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只要改造可能的,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内。”[31]为更广泛地把职工群众都组织到工会中来,陈云认为,必须解决对工会组织的认识问题,并克服组织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把工人阶级队伍各个阶层的群众都作为工会组织发展的对象。1950年4月21日,他在讨论《工会法》时说:“我在江西时期召集过行政会议,这些会议群众性不够,等于是首长讲话。俱乐部会议就很能解决问题,比如吃饭、点灯等许多事情都可以在会上解决,而且可以从这些会议中反映出许多问题来。今天的工会也起到了这种作用。因此,凡在一个企业工作的职工,都应允许其参加该企业的工会。如果有一两个人偏偏不能加入工会,就不大好。”“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职员、干部、公务员也可组成工会,组织工会不限于体力劳动者。”[32]在陈云的积极推动下,工会会员从1949年底的370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1002.3万人,产业工人有90%以上都参加了工会,工会基层组织有20.7万个。[33]他还要求工会要转变工作作风,增强对职工群众的吸引力、凝聚力。他说,“工会须有切实的真正能够解决群众需要的经常工作,同时必须彻底整顿目前工会工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34](四)工会要组织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新中国建立初期,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占职工总数60-80%,在煤矿、矿山、建筑、搬运等行业的职工以及纺织女工中甚至有90%的文盲、半文盲。有些煤矿、建筑工程队的基层干部都是文盲、半文盲。大多数生产工人技术水平较低。在全国300万产业职工中,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仅占约10%。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多次要求工会组织职工进行学习。他指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由行政与工会组织全体工人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学习。”[35]1949年1月,陈云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挑选政治觉悟高、工作好、肯用功、有上进心的工人,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36]他还要求工会组织要多办学习班,提高工人政治觉悟。1950年4月,全总召开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同年6月根据全总的建议,政务院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9月全总和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修正通过了《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草案,推动职工文化教育快速发展。1950年,全国参加各种文化学习的职工为76万人,1951年增加到202.6万人,1952年达到了308.3万人。[37]同时各级工会积极组织技术学习,到中国工会七大召开前,“全国参加业余技术学习的工人有477000人,脱离生产,专门在技术学校学习技术的工人有56000人。”[38]针对工人中党员不多的情况,陈云要求,要大力发展。他说,“现在工人中的党员太少,我们要发展,过去发展的少。铁路八万职工,只有党员四千人。十二万军工,只有党员一千多人。应该大大地发展。”[39](五)重视劳动法令的制定和执行,保护工人利益。新中国建立后,全国总工会除发展壮大工会组织外,还制定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法条、条例和有关文件,为工会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陈云要求多制定几种必要可行的劳动保护法规,尽量覆盖各个方面。他说,关于劳动保护法规,应有单独应用于学徒的适当的规定。这一时期,工会制定和参与制定的劳动法规多达几十部,对这些劳动法规的制定陈云都很关心。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等一些重要的法规陈云都亲自参与讨论,并提出了具体意见。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工会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工会的法律。[40]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实施了由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第一个劳动保险条例。[41]同时他还要求工会组织要监督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保护工人的利益。对于有些资方不执行劳动法令的情况,他认为,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可以考虑,对那些不执行劳动法令的资方进行批评,纠正他们的做法。[42]为此,各级工会组织建立了群众监督制度。同时他还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多次强调要关心困难职工,工会要协助政府帮助他们渡过困难。

三、历史借鉴和现实意义

陈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期间,从全国形势来看,正是新中国破旧立新、百废待兴时期,在城市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依靠什么力量去接收、建设和管理城市问题。陈云关于工人阶级地位和工会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保证了工人阶级在民主建政、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也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一)明确提出了工会组织的建设性特征。新中国建立初期,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巩固新生政权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围绕这一中心任务,陈云提出工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工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明确了工会组织建设性特征。之后,陈云将这一政策主张运用于工运实践中。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会组织的破坏性特性,建设性既是中国工会组织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工会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会的根本特征。强调,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先进性,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组织动员职工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学习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述,对于工会组织牢牢抓住工人运动时代主题,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明确提出了职工代表大会是民主管理与职工当家作主的渠道。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主张企业实行管理民主化,依靠职工办工厂,组织职工代表大会,鼓励职工积极参加工厂管理工作,大胆提意见。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企业民主管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既是职工当家作主的平台和渠道,也是企业实行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基础。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有关思想,对落实中共十八大以来习关于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明确提出了工会组织的群众化。陈云要求工会组织加强作风建设,使工会组织成为职工群众自己的组织。陈云同志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对中国工会性质的准确定位,又对密切工会与广大职工群众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当前有些工会干部还存在“四化”的情况下,学习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述,对于贯彻落实提出的工会组织要增强“三性”、去除“四化”,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四)明确指出工会组织要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在工运实践中,陈云一直强调,工会组织要多组织培训班,组织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技术学习,提高他们政治觉悟与技能水平,以此来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制造”要走向“中国创造”,没有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没有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的先进性作为支撑,就很难实现。因此,学习陈云同志的这一论述,对于工会组织教育引导广大职工群众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最大限度团结职工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人力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绮雯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