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治理突破形态动员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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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与滥觞；党群管理到党群治理的转型；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的内在契合；社会资本对于党群治理的意义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资本最初是用以描述与土地和劳动相对应的一种物质的生产要素、过促进地方组织的转型而不是依靠国家制度来加强公民社会、党群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型的理念变迁、党群管理的特征也就更多体现为政党的领导和指令以及群众的服从和执行、权力运作的双向度、多中心治理和权力双向运作容易导致治理效率的下降、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而党群治理是一种过程、社会资本强调的集体行动和党群治理中强调的权力双向运作是一致的、社会资本中强调的非正式网络与党群治理中强调的多中心是一致的、社会资本中的资源属性与党群治理中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又紧密联系、社会资本强调非正式网络的联结作用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而党群治理是一种过程，然而，在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实质中却存在诸多契合和相通之处。根本而言，两个概念的提出都是对现代性和整体主义的一种解构和重构。社会资本对于党群治理的意义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非正式网络可以给未来党群治理增加更多生活政治的成分，二是非正式规范使得未来党群治理可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动员的模式。

关键词：社会资本党群治理生活政治非正式网络非正式规范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与滥觞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资本最初是用以描述与土地和劳动相对应的一种物质的生产要素。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通过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将资本的外延扩展为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最早系统表述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布尔迪厄的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

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S．Coleman)。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表现形式是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科尔曼还界定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和保持的因素，如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意识形态和官方认可的富裕及需要的满足等。将社会资本理论推向讨论高潮的是美国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rPutnam)。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将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民主联系起来。他的结论是，关心民主和发展问题的人，应该通过促进地方组织的转型而不是依靠国家制度来加强公民社会。

“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成为讨论的热点之后，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亚历詹德罗·波茨(Al~androPortes)、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和美籍华裔学者林南(NanKn)等也纷纷加入讨论。波茨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波茨的贡献主要在于首次对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区别，并指出群体结构的封闭性是消极社会资本产生的原因。福山更多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促进社会信任的社会规范，“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otSJ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根据学者们的已有定义，我们可以对社会资本做出更加清晰的界定，社会资本是一种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为目的、以关系网络和文化规范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这一定义包括四个要素：(1)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可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2)集体行动。社会资本的价值是创造人们的集体行动，并通过集体行动解决问题；(3)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关系网络；(4)文化规范。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和互惠的文化规范。

二、党群管理到党群治理的转型

党群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型的理念变迁，即从传统党群管理到新型党群治理的模式转型。传统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是党群管理。党群管理是指政党通过对支持其活动的群众以及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政党夺取、参与或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目标的过程。其核心涵义是管理，而管理“强调由强有力的中心机构通过制定预算和购买规则的办法来实施对资源的预先控制。管理主要是中心机构的职能，其他机构和人员必须遵循中心机构的指令行事”。ll。。党群管理的特征也就更多体现为政党的领导和指令以及群众的服从和执行，带有强烈的权威色彩和等级观念。党群管理更多注重效率，较少关注民主。

而党群治理则是一种新型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在中西方学术界的勃兴和滥觞。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或统治而言的。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总结，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根据治理的内涵，我们可以给出党群治理的概念。党群治理是政党与群众为参与政治而合作、协商并逐步确立认同的集体行动过程。党群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党群治理的主体并非一定是政党，也可以是群众个体或群众社团。2．权力运作的双向度。党群管理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政党依据其权威制定政策和发号施令，对群众实行单向度的管理。而党群治理的权力运作方向则是上下互动的，政党和群众通过合作和协商的方式双向度地对党群事务进行处理。3．行动结果的认同性。政党与群众的集体行动结果并非是政党用强制或压力的方式施加给群众的，而是政党与群众自觉自愿地通过讨论认同性地确定下来。要实践新型的党群治理，则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透明性。党群治理的过程要公开和透明。群众了解党组织在领导和决策过程中的情况，才能更加理解、接受和认可党的政策决定，同时透明性也可以增加群众对治理过程和结果的可预期程度。2．参与性。群众要充分参与党群治理的过程，通过参与才能更加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参与的过程也是加深理解和构建认同的过程。3．程序性。程序可以用工具理性约束人的非理性。党群之间要形成相对固定的互动程序，这样可以避免政党对群众利益的侵犯，也可以保证群众在参与时的有序性。4．平等性。尽管政党在党群治理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政党要用更加平等的态度来看待群众和群众组织，同时也要为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话语诉求和利益表达创造机会和资源上的平等。5．包容性。这包括政党对一些异质性或独立性的草根群众社团的包容，也包括不同群众社团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理解。多元存在和承认差异是党群和谐的基础。6．责任性。这意味着一方面政党要明确其在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可适当地推行党领导问责制，另一方面作为治理多中心主体之一的群众及其社团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去参与政党治理。7．有效性。多中心治理和权力双向运作容易导致治理效率的下降，这样治理有效性的价值就凸显出来。这一点要求在扩大群众参与的同时也要考虑治理结果和治理方式的成本。稳定性。扩大群众参与的同时也隐含着动员失控的问题，所以保持参与过程的有序性和治理状态的稳定性也是党群治理要强调的问题。前六点原则是新型党群治理模式中内含的逻辑，后两点原则是对新型治理模式中潜在不足的平衡。

三、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的内在契合

粗略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而党群治理是一种过程，两者并无太多关联。但深入考察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实质，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却存在诸多契合与相通之处。

首先，社会资本强调的集体行动和党群治理中强调的权力双向运作是一致的。人类的集体行动一直存在困境，即完全理性的个人会做出对集体非理性的行为，经典的公共事务困境模型就是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试图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方式是一种更为现代的集体行动模式。在这种行动模式中，行动各方是相对平等的，这样认同性的合作更容易实现。实际上，集体行动的内涵中也更多包含了平等协商的成分。而传统管理模式中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与其说是一种集体行动，倒不如说是一种领导行动。

其次，社会资本中强调的非正式网络与党群治理中强调的多中心是一致的。根据肯尼斯·纽顿的理解，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这些非正式网络的特征是松散建构、经常变动和非组织化。与那些正式组织明显不同，这些非正式网络往往不存在稳定的单～中心，而这一点恰恰同党群治理中的多中心主体相一致。传统的党群管理是以政党为单一主体的管理过程，通过政党的正式组织和与其紧密联系的附属社会组织将群众集聚在政党周围。而党群治理则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吉登斯的能动性政治成分，¨将群众的被动动员转变为主动参与，给予群众和群众社团更大的自治性和独立性。

再次，作为社会资本构件之一的信任与党群治理中的透明性、包容性和责任性原则紧密相关。根据福山的定义，“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对合作行为的期待”与合作过程的透明性紧密联系。合作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越频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弱，双方对合作未来的结果越有确定性。“彼此常态”则更多意味着合作双方的相互包容，而且在包容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同拥有的规范”。福山所言的“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则体现了一种基于成员身份和认同的责任性。在党群治理中，政党只有保持治理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对独立性强的群众社团进行包容和理解，明确自己在治理中的责任并鼓励群众社团以更为负责任的态度参与政党治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才能巩固。

继而．社会资本的互惠规范与党群治理中的参与性、程序性和平等性原则相互契合。互惠规范的形成与治理网络中成员参与的密集程度有关。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因为背信使博弈双方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而多次重复博弈则使得博弈双方采取“一报还一报”战略。如果个体之间反复地进行互动，“短期利他、长期利己”的互惠规范就会产生。在互动的早期阶段，程序特别是制度化的契约，可以保证互动的顺利进行。交易双方的地位平等则是任何交易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党群互动的过程中，一定的制度化规则可以帮助党群之间的经常性互动可以持续。通过党群之间平等且频繁的长期互动，互惠规范逐渐沉淀为双方的互动法则。

最后，社会资本中的资源属性与党群治理中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又紧密联系。从前面的定义梳理可以发现，布尔迪厄和林南尤其强调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都把社会资本看作具有一定功能、可被获取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既然是一种可获取的社会资源，那么有效性便是衡量社会资本在解决问题时绩效的标准之一。而社会资本也不同于其他资源，它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这类资源的产生需要社会的重复多次博弈才能形成，也很难再生和复制，这就意味着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维持社会资本的重要外部生态。在党群治理中，要把党群联结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看待。一方面要尊重和合理利用党群联结的网络，另一方面要对党群联结网络进行投资和可持续开发。

总之，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并非是两个孤立的概念，两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和整体主义的一种解构和重构。社会资本强调公民联系等非正式网络和信任互惠等非正式规范的作用，这本身是对现代性中的整体主义架构诸如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构性努力。当然，社会资本理论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反叛和批判，帕特南和福山的分析则反映了其试图建构社会资本、民主发展与经济绩效三者相关性的努力。党群治理强调多中心主体、双向权力运作和认同性接受，这也都是对传统现代性中的单一权威主体、单向权力运作和强制性接受的批评和反制。党群治理也并非完全是一种反叛式的乌托邦理想，在整合了程序性、责任性、有效性、稳定性等现代性的规则之后，试图重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这两种理论的原初涵义是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但并未止于解构，而是又在保留批判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了现代性的某些特质，重构为一种在当代生活中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者理论都可以划归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理论的范畴。

四、社会资本对于党群治理的意义

社会资本强调非正式网络的联结作用，这一点与传统的党群管理中对正式组织的强调有所不同。非正式网络可以成为党群治理中的一个新领域。从宽泛的范畴来看，非正式网络与正式网络都属于社会资本。譬如，美国学者克里希纳将正式网络定义为制度性社会资本，其形式为规则、程序和组织。但正式网络更多是一种垂直的、科层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联系，而这种垂直联系并非是社会资本概念中的内核，如帕特南所言，“密集但是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仅会维持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而不利于形成全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帕特南所希望强调的是一种呈现出开放性特点的水平联系。用肯尼斯·纽顿的描述是，“这些人偶尔随便聚到一起来玩掷飞镖，谈论一部小说，探讨宗教，提高觉悟，组织一个街道晚会或邻里监护机构，组织保姆圈或汽车队，组织一个资助组或简单地在酒吧中喝酒”。这种非正式网络并非排斥组织，譬如在帕特南语境中的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和体育俱乐部也是非正式网络中的一部分，只是组织是相对松散和开放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是内生的和自发的。联系者的地位和权力分配也是相对平等的。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容易对正式的整体主义参与机制产生厌倦和疲劳，因此，生活化的、非正式的、自发的参与网络越来越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在党群治理领域，要开发党群联结的非正式网络。党要充分利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关系网络。在这种非正式网络中，党需要采取形式多样且生活化的沟通方式，譬如将公共娱乐或餐饮场所作为党群沟通的地点。也可以将一些同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商品价格、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环境治理等作为非正式网络中交流的内容。在当前信息化的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譬如网上论坛、个人博客、电子邮件和QQ或MSN群等，也应该成为党群沟通的新领域。非正式网络的党群沟通要突出人本精神。人与组织的沟通往往是缺乏温度和热情的，人与人的沟通才会凝结为深厚的友谊和同志般的信任，所以党员干部要用个人的精神气质和诚恳态度去打动群众。

传统的党群管理强调政党意识形态的动员作用。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架构，以某种核心观念为中心，将同社会联系的各个方面都整合进这一观念的秩序之中。意识形态的动员在革命时期是最为有力的。对于致力于夺取政权或赢得竞选胜利的政党而言，意识形态在社会群众中的传播和放大往往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但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化的表达，所以其缺点是容易制造社会分裂。意识形态可以快速和稳固地制造信任，但这一信任是基于某一群体内部的，其本质特征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很难扩散到全体社会。特殊主义信任在某些情境下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但其缺点是明显的。特殊主义的信任削弱了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而且常常给后者带来负的外部性。如福山所描述的，“在东亚的中国和拉美的许多地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一个相当狭小的私人朋友圈里……

这为腐败铺设了文化的温床”。社会资本所强调的互惠和信任等非正式规范，更多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这种非正式规范可以扩大信任的范围。这类规范的实质是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它是民众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是一种自发秩序。这种规范更多是在上面谈及的非正式网络的社会互动中逐步生长出来的。公共参与的经验、相互联结的网络、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集体行动的成功，可以逐步拓展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发展为群我意识，培育参与者的对公共利益的观念和兴趣如奥斯特罗姆指出的，对于小规模的公共资源，“当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以后，会形成许多共同的互惠规范和模式，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利用这一资本，他们能够建立起制度难以解决公共资源使用中出现的困境”。¨虽然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很难通过外力来创造，但国家和执政党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譬如加强公民教育和推动公民社团发展。公民教育能够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而提供水平联系的公民社团则是非正式规范产生的最佳场域。

在党群治理领域，非正式规范意味着党群之间的一种自发的、内生的、平和的行为规则。具体而言，非正式规范的构建有两方面内容：其一，构建党群之间的自发信任，这一点需要在党群治理的参与性、透明性和责任性上努力。这一点与党群治理的原则相契合。首先要鼓励群众对党内事务的参与，要逐步向关心党工作的群众开放。可以在党的内部会议邀请普通群众参与，并逐步尝试允许群众发表看法和主张。其次要通过增加党组织的透明性和开放性来缩短党同群众之间的距离。群众对组织信息的获取有较高的安全感和可预测性，这样的长期行为互动会增加群众对组织的信任。再次，增加群众对党领导机构责任感的认同。以往重大事故问责的对象往往指向政府首脑，但是由于党在现代化建设中领导地位的观念深入人心，采取一定程度的地方党委问责制可以形成群众关于责任政党的认识，从而使群众对党产生一种稳定的预期和信任感。其二，构建党群之间的利他互惠，这一点则需要在党群治理的内容上努力，也就是执政党要致力于民生问题的解决上。执政党唯有供给充足有效的公共物品，群众才会用支持和信任回报执政党。如此长期博弈，破除“囚徒困境”的合作也就会产生。而且，这种互惠规则一旦形成之后，会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存在。利他互惠不同于市场交换互惠。在市场交换中，货物的交换是同时进行的，买卖双方随时关注交换比率。而利他互惠是时间错位的，施惠的一方不期望立刻得到回报或分毫不差的补偿。如果党群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利他互惠，那就意味着即使执政党在一些公共政策上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群众仍会用长期的信任来包容和支持执政党，而不会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总之，社会资本与党群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社会资本所强调的非正式网络和非正式规范是传统政党动员模式中相对忽视的内容。将社会资本引入党群治理分析的意义在于，非正式网络可以给未来党群治理增加更多生活政治的成分，非正式规范使得未来党群治理可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动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