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象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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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整治的重点，公安部门不断惩治、打击，但收效甚微，专项行动过后，性服务业又“蓬勃”发展。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对现象进行思考。在现阶段的中国，现象还包括以为中心内容的其他伴生物，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供给不同需求的颇具规模的“地下性产业”。从不同于社会常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灵肉分离”，人们对的态度取决于对待灵肉分离的态度。而处在这种现象之中的“从业者”，即者的身份和性质，是与一般的雇佣劳动者毫无异处的。因此，在理性分析后，对者，我们不该采取深恶痛绝的打击方式，试图彻底根除它，当务之急是要宽容地对待她(他)们，不要损害她(他)们的尊严,防止扩大打击面,更加合理有效地查获和处理者.

[关键词]现象的实质者现象的治理与控制

现象，在我国已不能用“死灰复燃”来形容了，众所周知它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发展。所以我们所采取的“扫黄”政策也不仅仅就这一单一行为，还涉及到“三陪”、“制黄贩黄”等伴生产物。现象，在现阶段的中国，它虽然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但它的违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它是否具有实际存在的社会危害性，却是值得商榷的事。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丑陋的。要想合理、有效地预防、制止、打击这种现象，需要对现象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有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对的从业者本身有正确的认识。这不仅仅要求我们理性地认识，更要求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

一、的实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循规蹈矩地生活在既定的性秩序中，先爱后婚，在家庭中进行合法的性生活，再进行生育和传宗接代，这几乎是生活的定式。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冲击着以往一切被人们认为是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包括推崇和寻求爱情、自尊、人格完整这样一些精神事物。经过这样的冲击，“今天再也没有人怀疑‘性’能否脱离‘爱’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1）。这里的“性”“爱”分离用“灵肉分离”则更为贴切。“强奸”是一种灵肉分离，“性贿赂”是一种灵肉分离，“”也同样如此。在西方中世纪大行其道的肉体禁欲主义，它也可以证明“人其实完全可以做到灵肉分离，而且只要不强迫别人，那么就对社会无害”（2）。问题在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所怀疑的，实际上是爱与性相脱离的合法与合理问题”（3）。归根到底，的实质是这种活动过程中所必须的或必然产生的灵肉分离。而人们是否接受性与钱的交换，取决于人们对侍“灵肉分离”的态度。

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态度的来源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极度尖端的领域，潘绥铭教授也承认这里的障碍在于缺乏一种适用的研究方法（4）。

但不是思考就这样终止了，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才刚刚开始。

二、全面考察、分析现象

就其定义而言，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不特定男女双方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行为是行为的行为构成要件（5）。依照这个定义，“三陪”，色情服务业制黄、贩黄及组织、容留、引诱、强迫妇女就不能列入到其中。但是作为“社会丑恶现象”、作为“扫黄”的对象，这种现象只是所有相关现象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如果不把其它相关现象纳入到考察、分析的视野中来，就难以对现象做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一）者的数量

据公安部门统计，1984年全国查处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1991年突破20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1年，累计查处62万人次。到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1993年是24．6万人次（6）。1995年1——5月，全国共查处11．3万人次；在1996年4月开始的“严打”中，查获14．2万人次（7）。如果从1994年到1997年的全年查处人次持平，仍然是每年25万人次的话，那么从1984到1997年，全国就累计查处过212万人次（8）。

据?扫黄·神圣的使命?这样具有权威性的书分析，1991年前后的“查处率”是25％——30％之间。而据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的问卷调查，有过行为的人，至少会在官方数字的10倍以上（9）。

我们可以从数字上看出，决非是“沉渣泛起”，而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二）现象的层次分流

在整个现象系统中已经形成了分流和不同的层次。从女的角度看，已有二奶（与纳妾、傍大款或事实婚姻不同）、包娼、“出台”的陪女、“叮咚小姐”（指自己租住宾馆，通过电话拉客的女）、“发廊妹”、“街女”、“住工棚的女人”七种分类和由顶至底的排列层次。处于不同层次的女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存在着想逐层上升的特点,但有时遇到市场不景气也会出现向下降的情况。

从取向上看，也形成了不同的层次，针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由最初的直接性服务扩展到性服务的所有方位，包括“三陪”、桑拿浴、按摩、脱衣舞表演和洗脚等等。而且分层后的模式，基本上都可以巩固而形成固定的模式。但到近一、二年来，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和分流：除了“二奶”仍是顶层外，按摩女已上升至中上层，她们主要提供性的行为“服务”和一些性的人际关系。而仅仅出售性交机会和性器官的女，就成为了最底层。还有一点特殊的就是仅仅从事“三陪”的女性，则转向专门的“陪伴服务”，反而从直接的中解脱出来。

从组织者控制哪个层次女数量和拥有的资金和“关系”上看，也有“大户”与“散户”之分。在最初的发展中，散户占有优势，但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两头是散户，中间是大户”的局面。上述的三种层次状况，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嫖客的需求，可以预想今后可能出现的再次分流。而下面的层次状况则取决于老板。无疑，从业者是要受老板剥削的，问题在于方法不同，强迫程度不同。

从对女的控制程度上，也可以分为运用直接的人身、精神强制手段，运用“经济强制”手段和并不直接组织、也不强迫这样三种情况。

最后，业的真正的利益集团是那些或明或暗的老板们，而这也呈现着“强龙”和“地头蛇”之间从合作走向斗争的特色，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某种社会力量，甚至出现一些隐蔽的政治斗争（10），这是应该更着重注意的地方。

对以上状况的表述和分析，我们得出现象从根本上说是钱推动着一切，如此大的规模和现状，从经济学角度讲，已完全具有产业化特征，只不过与正规的产业相比，它只是“地下”而已。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处在这个产业中的者呢？

三、理性认识者的身份和性质

这个问题中隐含着对原因的分析。因为只有对者的身份和性质有正确地认识，才能探究她（他）们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身份和性质，进而阐明这一特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在以虔诚著称的十二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兰第市场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11)这里马克思已把妓女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马克思还写道：“任何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治家吗？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无代价的。为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就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12）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当妓女是老板的雇佣劳动者时，她们是生产劳动者。而且所有的服务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会转化为雇佣劳动，服务者也转化为雇佣工人，在性质上与工人是相同的。因此他说：“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规律的支配。”（13）

马克思已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和确定了妓女的雇用劳动者的性质和身份，并把妓女称为像计件工资劳动者那样出卖肉体的女人。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

“一语惊醒梦中人”，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足以说明和解释现象的原因。

四、现象的治理与控制

在我们全面考察、分析现象和理性认识其原因后，不难得出这样的推断，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现象才会彻底根除，这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应该认识到的。

而我们如今在“扫黄”专项斗争中，在旗帜鲜明的“禁娼”中，是否在指导思想上有些“”呢？但是上面的推断并不代表在中国的现阶段对现象就无法治理和控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当前与长远目标相结合。

那么，我们当前需要怎样做呢？早在1892年12月22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领导人倍倍尔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他们不致遭受贫困。”他认为：“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在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完全停止对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14）

这不是告诉我们怎样去做了吗？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方向正确，我们就可以对现存的现象进行治理和控制。

（一）防止过分扩大打击面

由于思想及思维上的定势，造成了过分扩大打击面，这已经在有关法规中表现出来了，主要有以下几种：

1、除恶务尽的急躁思想导致扩大打击面。如《广东省公、检、法司关于违法犯罪问题的若干意见》（1992、10、19）中规定：“在……街道、公路旁……等公共场所招嫖，招娼，本人不供认，但有现场查获纪录等证据基本证实的，均以论处。”这里的招嫖，招娼以论处，事实上是对违法行为定义本身的不当扩大，即只是根据行为双方有这样的意愿，就认为已经进行了。按这样的思维极易将“思嫖”、“思娼”也纳入到这个定义中来，这是与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则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处罚应根据行为本身发展过程来做预备、中止、未遂、既遂的区分，而不应简单用“以论处”来规定。

还有上述规定在具体操作时，根据什么判断“招娼”呢？更进一步讲，有什么证据证明一个人是“娼”呢，尤其是在具体的行为未发生时。若根据被招者意愿而定，那还是上一个问题；如果以被召者曾经卖过淫而确定，就是明显是以身份定罪，这可是危险导向。规定的本身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能使定性更加随意。

2、防微杜渐思维方式引起的打击面扩大。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61号）中，明令禁止在公共娱乐场所中的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活动“。但这里显然没有加注定语，也没有解释清楚什么叫“陪侍”，什么样的“陪侍”才是禁止的？如果残疾人雇人用轮椅推他到公共娱乐场所去玩，岂不是应该禁止的？这其实已经是以治安法规去禁止某种营利活动了。当务之急是将“色情的“定语加进去，并在职能部门具体执行时加以严格规定，而不应任意扩大。

（二）衡量扫黄投入与产出

犯罪经济学早已指出，我们必须摒弃只讲必要，不讲可能的做法。犯罪率不是愈低愈好，在付出高额代价后得到较低的犯罪率并不划算。威廉?克里福法的著名比喻说：“汽车是排污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停止汽车行驶的代价去整治环境污染。犯罪问题也是如此。”同样，对于扫黄问题，成本有多大，社会和民众能否和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花费吗？扫黄之后又产生了多大的收益？潘绥铭教授经过实地考察，估算出证据确凿的抓获一个者，平均需要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7．5小时，那么按其94年对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进行调查后的统计，约有12万人参与过，这需要公安要工作近90万个人工时，才有可能基本抓完，即需要450个专职“风化警察”全力以赴地在全年中去抓，按当年的平均工资水平，这样的一个城市，国家至少拿出600万元，才能支付这种专职警察的工资，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和设备费用。（15）除此之外，实际上我们还动用了联防队、保安和其他人员。然而我们投入了大量金钱却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金钱被用于地下“性产业”的消费，而且全不缴税，在国家体制外流通和循环；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却又不得不支出大量费用来禁娼，而且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被迫转稼到其他方面，加剧了经济资源的消耗。（16）可是人们对禁娼的信心就增强了吗？

况且，从社会成本上，我们也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政策上越是提出“根除”或“肃清”，执法人员越疲于奔命，而群众也越不相信它能成功，越不愿去管闲事，最后削弱了群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进而对社会失望。

（三）合理地改变对者的处理

现在对的处理方式是罚款和收容教育以及劳动教养。这样的处理方式起到了促使者“幡然醒悟”的作用了吗？

在当初制定此类处罚时，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依据。在计划经济年代，在阶级斗争理论占主流的年代，罚款和劳动会起到较好的效果。但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国情里，人们最怕的却是“失业”。罚款，往往只能使人更加拼命地捞钱。对于女来说，这只能让她在被罚之后更加玩命地，以攒出下次被抓时的费用，又可以使组织者更有效地控制者。而对于嫖客，5000元的罚款又怎能使有钱有势或有权有势的人“痛改前非”，永不涉足色情呢？

而现实中的妇女收容教育或劳动教养，在女心目中，只不过是“被抓”，是从事这项职业所不可避免的一种风险。

在许多人赞成禁娼并列举建国初期彻底消灭娼妓制度时，让我们再深深思索一下当时所采用的方法吧：帮助妓女转业或结婚的方式，并且当时的贫下中农没有把妓女当做敌对者来看待。这恰恰是我们现在可以采纳的处理现象的绝好办法。

中国发展到今天，观念已有了迥然的变化，对待这一社会现象，更应该放弃那些陷于空谈，对解决问题根本毫无益处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发展是硬道理”。

（1）张翼.《冲突：性、婚姻和家庭的分离与统一》，引自《中国社会现象分析》187页，[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

（2）潘绥铭，《生存与体验》360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张翼.《冲突：性、婚姻和家庭的分离与统一》，引自《中国社会现象分析》187页，[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

（4）潘绥铭，《生存与体验》362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公复字［1995］6号《公安部关于地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

世纪之泣》载《南方周末》，[N]1996．9．6第五版

（7）《社会蓝皮书，1996——1997》，289页，1998，北京：人大出版社。

（8）潘绥铭，《存在与荒谬》13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潘绥铭，《存在与荒谬》15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潘绥铭，《存在与荒谬》37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102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1册，160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9卷，103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550－551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潘绥铭，《存在与荒谬》19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6）潘绥铭，《存在与荒谬》21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