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管理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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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系产权理论产生的体制背景

本文提到的建立关系产权来换取地方政府的保护和获得稳定的资源来源问题,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存在的,但在我国发生的更多,情况也更为复杂｡这是与我国的体制背景所决定的｡政治上,我国没有实行西方那种议会式的民主制,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政体使得我国是一种“权威主义”｡与之相应的,我国在过去20多年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市场秩序就不是一种完全放任自由的新古典式的市场机制,而是一种由政府调控(governedmarket)的市场机制,政府的经济功能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应功能要强｡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只是斯密所说的“守夜人”,而是一个市场机制的组织者｡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发展理念创新,创造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25年的高经济增长奇迹[4]｡

中国政府功能创新与新权威主义的建立,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平新乔(2005)把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创新性的作用总结为:主动引导市场激励机制或支持自发的市场机制发展,决定发展与改革的优先秩序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有序性,组织公民资本与社会资本降低了现代企业形成的交易成本,成为下岗职工的信赖基础化解改革矛盾,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积极的功能等｡

正是由于经济增长是政府主导性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也使得我国银行信贷实务对关系产权有更深的理解和认可[5],在我们的信贷实践中就有了以下更具特色的现象｡

二､传统产权理论面对一些经济现象的困惑和关系产权概念的提出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产权是指人们对于资产的剩余控制权(Hart1995)[1]它包括:(1)资产使用的剩余决定权;(2)资产所得收入的支配权;(3)资产所有的转移权｡从这个意义上,“权利产权”的分配形成相应的激励机制｡科奈尔对社会主义企业公有制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批评即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同时得出结论:产权不明晰就是不合理的､低效率的,最终会被更为具有竞争力的明晰产权替而代之｡

但现实生活中“权力产权”的不明晰现象处处可见,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此,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更是如此｡比如,在银行信贷管理中,对政府提出的投资项目贷款,当地银行心照不宣地通过企业给予大力支持｡江苏常熟的“铁本”就是这样的一家受贷条件优厚的企业｡这个事件反映出,由于政府对投资项目的青睐而造成企业资产的使用决定权在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在企业手中,而在由地方政府的规划部门行使｡另外,企业资产所有的转移权也非企业严格支配的例子也很多,比如企业兼并重组,如果有当地政府､关联企业､控股股东的参与,事情办理就顺利的多｡虽然权力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明晰化有助于效率经济,但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是权力产权所赋予的权力支配模糊不清,权力产权本身的界限也不清晰｡产权常常是模糊的､象征性的,而且可能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界定(张静2003[2];张小军2004[3])｡

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的权力产权理论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周雪光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社会经济与制度变迁”学术讨论会(2003,波士顿)等会议上就提出了“关系产权”的概念｡关系产权是相对于传统产权理论的基本命题:“产权是一束权利”而言的,认为产权是一束“关系”｡基本观点是,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形式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以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因此,关系产权是一个组织应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机制｡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理论逻辑出发,提出关系产权的概念就为解释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有关的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分析角度｡

三､关系产权理论对银行信贷管理中一些现象的解释

对一些产权模糊现象,关系产权理论强调了企业对其所处环境特别是非经济环境的依赖,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家看来是“产权残缺”的现象,在关系产权理论看来恰恰表现出了企业的理性行为,是适应环境的战略选择｡关系产权的结构形式正是企业适应其特定环境的战略对策的结果｡一些企业正是用产权(资产使用的剩余决定权,收入支配权,资产使用的决定权)的模糊性来换取地方政府的保护､发展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获得稳定的资源来源｡通过在产权上某种形式的妥协､分享或出让等策略以便建构一个稳定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一些银行信贷管理中所认可的一些经济现象,从权力产权理论看来是不合理的,但从关系产权理论角度上看,可以有一个合理解释｡

(一)背离账面可支配资产,争相为具有各种关系､各种背景的公司提供贷款｡文中提到的“铁本”,还有垮掉的“德隆”,都是各家银行争相提供信贷,以至于远高于按权力产权计算的企业可支配资产几十倍的极端例子｡如果考虑到关系产权的因素,计算上这些公司利用关系产权而实际可动用的资源,就可以理解各家银行并没有集体发疯｡当司法体系无法保证金融契约得到有效的履行时,“关系”提供给了“铁本”等企业类似于权力产权的保障,成为一种重要的私人履约机制｡具有更多关系产权的企业,银行相信其有能力最终履行债务契约,至于权力产权的多少反倒成为贷款资格审查的参考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了｡

(二)对象征性产权的认可｡象征性产权是指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起名义上的产权参与关系,但是名义上的产权并不参与实际的决策过程｡一段时期通过“戴红帽子”私营化国营,又有一段时期通过“摘红帽子”国营化私营､“挂靠”某机关单位､与原挂靠单位“脱钩”､假合资等看似乱乱纷纷的经济现象都是象征性产权的例子｡这些名义上的产权参与组织､机构可能不在企业运作中发生实质性作用,但产权结构中所表现的关系纽带有着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建立了企业与环境的一种特殊关系,为组织存在和运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些象征性产权纷纷建立的本身就说明了象征性产权能为企业带来实惠｡体现在信贷上就是贷款条件的要求降低｡

(三)隐性产权的作用｡会计学中“会计主体”的概念非常清晰的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空间范围,划清了企业可支配的产权界限｡但是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一些企业组织的产权,它为当事人心照不宣地熟知和认同,但是这种产权归属从来没有被公开表述过,也无法在法庭上得到确认｡比如具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的家族企业间或者集团公司与子(孙)公司间,往往存在界限不清晰的权力产权｡企业相互拥有隐性产权,企业以模糊权利产权为妥协方式来换取与重要资源持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纽带,从而建构一个稳定有利的生存环境｡在银行信贷中表现为家族企业间､关联企业间的相互担保,反映的是银行在对这种隐性产权的认可｡

四､利用关系产权理论对银行信贷管理中一些做法的重新审视

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在政府主导下,我们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先易后难､渐进的创新性的改革策略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腐败､资源浪费､增长方式粗放等等问题｡反映在产权领域,关系产权成为普遍现象,并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实际上,这正是企业适应经济环境理性选择的结果｡一个企业在一个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中所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通过效率生产取得市场竞争优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得到生存必需的资源和商机｡这些资源可能不是通过价格来配置的,这些商机可能并不是出现在市场上的｡在这个背景下,关系产权在一个企业与重要资源的持有者或地方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为企业获得资源和政治保护提供了渠道｡

与此相适应,在信贷管理领域,表现为对权力产权模糊的认可､对关系产权的认可｡这样做也是银行家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对贷款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不仅是财务报表反映的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不仅是独立的专业机构签发的资产评估报告,也不仅是代保管多少企业的他项权利证书｡银行家们还需要对企业所处的金融环境进行考察,关系产权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对拥有更多关系产权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就不仅体现在事前签约上,还体现在事中的监督与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约执行上,不仅体现在贷款量上也影响到贷款期限结构[6]｡个别银行走向极端的表现就是出现了轻权力产权重关系产权的现象｡表现在信贷决策中就是把关系产权的存在作为支持信贷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与权力产权相比,信贷决策中认可企业拥有的关系产权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关系产权的鲜明特点,应反思我们在信贷决策中的一些做法｡

第一,应清醒认识到,拥有关系产权的各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是不一致的｡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比如在偿债能力上,虽然陷于困境的这类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救济,但是也应看到,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有时会受到社会目标或官员自身利益的影响而违背公司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目标,进而影响到信贷资金的安全｡

第二,关系产权难以量化考核｡与界限分明的权力产权相比,关系产权的资产决定权､收入支配权等都难以量化,信贷决策上难免出现主观决策｡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信贷市场,很多骗贷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贷款申请人以夸大自己拥有的关系､人脉资源等手段蒙蔽很多急于争取客户资源的银行经理们｡忽视贷款资格审查､不顾贷款审批手续､凭主观判断的银行工作人员往往有意无意间成为骗贷案犯的帮手｡

第三,也是对企业的信贷监管中比较突出的现象,就像任何实力雄厚的银行都难以抵御“挤兑”狂潮的冲击一样,对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企业一时陷入困难就催债逼债,我们可以称之为“银行对贷款企业不理智的挤兑”｡债务要求权的本质决定了与股东要求分红权利相比,银行债权的要求权更强,因为红利可以累积给付,而延期偿付的债务可能因过期作废而一笔勾销｡股东可以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而银行不是企业剩余收入的要求者,未来盈利能力､企业的持续经营都不是银行利益最大化的全部｡于是,与股东相比,在同样干预成本的条件下,银行干预意识更强,为达到目的甚至可以破坏企业的价值,例如,清算生产性资产,切断具有未来盈利的投资项目的资金供给[7]｡但是,毕竟公司还受着“有限责任”的法律保护[8],最后的损失承受者还是银行｡这就要在采取取消原定信贷额度､账面存款直接扣除等非常手段前,具体分析:贷前决策所看重的企业关系产权是否还存在,是否还能为企业带来价值｡贷前决策过于看重企业关系产权已经走上一个极端了,贷后监管又仅以清晰的权力产权(到这个时候,相对于企业受贷额,明晰可量化的权力产权已很有限了)为行动决策的惟一考虑因素,则是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良好的金融环境不仅是为有为银行的,也是为企业服务的｡可能这样才是对周小川同志提出的“建立良好的金融环境”的一个较全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Hart,Oliver.1995.Firms,ContractsandFinancialStructur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2]张静.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3]张小军.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2004,(3).

[4]平新乔.发展理念创新:解读中国的崛起[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稿,2005,(10).

[5]潘立志.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从麦金农的“中国之密”谈起[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4).

[6]潘立志.3.7亿粮食贷款被挤占挪用的制度根源[J].金融经济,2005,(10).

[7]Hart,Oliver,2001,“FinancialContracting”,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39:1079-1100.

[8]潘立志.公司法人人格滥用与银行债权安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