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构造及效率与经济提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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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戈德史密斯之前，经济学家主要围绕货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1969年，戈德史密斯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从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马科•帕加诺为代表的金融理论家引入内生金融中介体和内生金融市场，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运用各种模型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的重要结论。莱文和吉罗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信贷资源的分配效果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信贷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贝克、莱文和罗雅扎认为金融中介规模的发展不仅促进资本的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彼特•卢赛尔和肖升认为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卢卡•德达和巴森•法托认为从银行导向的金融系统改变为市场与银行导向共存的金融结构体系可能影响经济长期发展，银行与证券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

随着国际经济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兴起与中国金融业发展及经济起飞，中国的经济金融学研究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也逐渐兴起。谈儒勇认为中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广众、陈平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而与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之间则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周好文、钟永红研究了1988～2002年间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和因果关系。赵振全、谢丰慧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梁琪、滕建州分析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银行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范学俊、罗伯特•伦辛克、杰•雅克伯认为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以流通股的市值衡量）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股票市场对GDP的影响力明显强于银行部门对GDP的影响力。

二、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一）变量选取与衡量指标

1.经济增长指标

本文以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LNRJ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

2.信贷结构指标

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麦金农用一国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然而，由于我国相关统计资料的欠缺，我国学者往往以近似的指标衡量我国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杨德勇、吕素香、汪增群和张鹏提出用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来表示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王虎、范从来认为，中国存在一个明显的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所以金融机构信贷存量占GDP的比重不仅能反映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中国金融深化的程度。由此，他们以金融机构信贷比率（金融机构信贷存量与GDP的比率）代替M2/GDP衡量中国金融深化的程度。由于1985年以前M2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相关比率（FIRD）、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相关比率（FIRL）代表信贷结构。其中，全部金融机构存款相关比率=全部金融机构存款/GDP，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相关比率=全部金融机构贷款/GDP。

3.信贷效率指标

本文假定竞争提供效率，并采用反映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额占GDP的比率的信贷市场化率（FMR）衡量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即信贷市场化率反映信贷结构与效率。信贷市场化率（FMR）=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IR）-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OFIR）=非国有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其中，全部金融相关比率（TFIR）=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GDP，国有金融相关比率（SOFIR）=国有金融机构存贷款/GDP。

（二）数据来源

GDP与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和贷款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年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和各项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1952-1996)》、《中国金融年鉴》、国家银行信贷收支报表、银行财务报表。

三、计量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研究中涉及到的都是时间变量，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从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非平稳，LNRJGDP、FIRD、FIRL、FMR、的一阶差分平稳，即变量一阶单整。因此，通过协整的方法可对这些经济变量进行分析。

（二）协整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伪回归，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andGranger，1987）针对该问题提出协整检验方法。其思想为：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因此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是平稳序列。而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简称JJ检验，其前提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单整，即为I（1）过程。这一方法对系统中所有独立协整关系做总体分析，不事先假定系统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个变量作规范。本文将运用JJ检验分析各种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根据似然率和AIC、SC准则确定协整方程的结构。由单位根检验可知，LNRJGDP、FIRD、FIRL、FMR四变量都I（1），满足协整条件。下面采用JJ检验分析金融发展指标FIRD、FIRL、FMR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由此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一致地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1个协整向量，无论是从信贷结构、信贷效率变化来考察，中国银行信贷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相关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

由JJ多变量协整检验可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其关系并不明了。因此，还须对协整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进一步检验，以此说明变量间的具体关系。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1）经济增长(lnrjgdp)与信贷结构(fird、firl)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作用于信贷结构，信贷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且信贷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经济增长对信贷结构更显著；（2）信贷效率（fmr）与经济增长（lnrjgd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1978-2011年间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JJ协整检验表明，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整体效果较好，表明中国信贷结构、信贷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2）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信贷结构的改善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继续推进银行业改革，更好地发挥银行业的信用中介作用，保证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畅通。

（3）分析还表明，信贷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并无明显关系，信贷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较低，经济的发展还主要依赖于信贷规模的扩张，与信贷主体结构关系不大。今后，我国还需大力推进金融中介体系改革，优化金融业主体结构，提高银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水平，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