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渠道选择及制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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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深化加速并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户家庭信贷需求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生产经营的多元化导致农户开始转向农业之外的生产与投资,其信贷资金需求也愈加强烈。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显示,1986~2009年间农户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年均增长9•74%,农户生活性借款总额大于生产性借款总额,其占比保持在55%~65%之间,农户信贷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来满足,正规金融机构能力有限(肖海霞,2004),农信社难以承担全部的供给任务(朱守银,2003),农村金融市场二元性特征明显(迈因特,1978)。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与繁荣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一种结果(史清华和卓建伟,2003),两者并存的二元化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朱信凯,2009)。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离不开对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探究影响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因素,从农村金融需求角度设计出金融服务“三农”的最佳路径和最优模式,无疑对农村金融理论发展乃至我国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涉及全国12个省市的农村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相关文献评述

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因信息不对称而在筛选、监督和合约实施成本等方面的差异(Hoff和Stiglitz,1990)。Kochar(1997)、Mohieldin等(2000)分别对印度和埃及农村的研究证实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经验上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金融结构中,非正规金融已经成为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而且对农户经济福利的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Bell(1993)的研究表明,尽管印度政府尽力通过官方渠道去拓展农村信贷,但村庄放贷者仍然占有24•3%的市场份额。在尼日利亚,只有7•5%的贷款来自正规金融部门(Udry,1990)。在我国,1995~1999年间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在农户借款总额中占20%~25%,私人借款占到70%左右(曹力群,2000),这与李锐和李宁辉(2004)研究发现农户借款数额中有72•8%来自各种非正规渠道以及韩俊(2007)研究发现非正规借款占农户所有借款的60%以上的结论相一致。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农户贷款覆盖面偏低等客观条件对农户信贷需求的约束仍然比较严重,并制约了农户家庭的生产(Khandker和Faruqee,2001)和人力资本投资(Carneiro和Heckman,2002),削弱了其平抑收入风险和消费波动的能力(朱信凯,2005)。这进一步验证了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资源供给不足而导致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户获取贷款资源的重要替代途径(叶敬忠等,2004)。

发展中国家农村的二元金融结构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很少有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的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而实际上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下,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农户对融资渠道的偏好(Komicha,2007)、农户个体信息(Kochar,1997)、农户的声誉(赵丙奇,2008)以及农户借款用途等(Duong和Izu-mida,2002),同时,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交易成本优势使之具有较强的竞争力(Kochar,1997;Mushinski,1999)。在我国,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保险性需求以及利率水平等是农户偏好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主要因素(马晓青等,2010),农户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其信贷渠道选择的特殊性。叶敬忠等(2004)从社会学视角对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源主要流向了那些相对富裕的或者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及其优越的社会网络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而普通农户,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人力资本不足的农户则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朱守银(2003)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选择借款渠道有一定影响。尽管总体上说农户借贷资金大多数都来源于亲友邻居,但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向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和高息借款者借款的比例要高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而向亲友邻居借款的比例则要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收入越高,这一趋势就越明显。张新民等(2001)还研究了农户借贷渠道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渠道借款与投资有明显正相关关系(1996~1997年,相关系数达到0•7左右),而非正式渠道借款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则相对较弱,相关系数即使在最高的年份也不过0•3,而且呈现越来越低的态势。上述成果为理解中国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但是,这些针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研究不够全面,尤其是使用大规模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更为少见。鉴于农户信贷行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涉及全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实地抽样调查获得数据,通过Probit模型考察二元金融结构下的农户分层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通过分析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农户居住地的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我们希望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家庭哪个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渠道或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除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这些变量,我们还将考察金融生态环境能否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模型设定

农户对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信贷选择行为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信贷参与的过程,即农户家庭只有两种选择,借款还是不借款。由于因变量“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是一个离散变量,如果建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就会产生异方差性的现象,所以本文利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

2•变量设定及说明

对于因变量(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本文分别用Y1和Y2表示是否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和是否选择非正规金融渠道。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和本次调查问卷为基础,本文选取了四大因素12个变量作为解释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见表1)。3•数据来源与说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涉及全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实地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①,内容涉及农户的基本信息、生产、生活及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市场信贷等多方面的信息,最终有效样本为3051户农户。本次调查数据为实证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第一,样本数量多,信息丰富,足以支持本文的经验研究;第二,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现状。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农户信贷渠道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即以农村信用社和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渠道和以私人信贷为主的非正规金融渠道,并对未发生信贷行为的农户样本予以剔除,得到实际有效样本为1006户,占总样本的32•97%,就有效样本中的被调查者的年龄来看,平均年龄为42•44岁,其中年龄最小的为18岁,最大的为78岁。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相当于初中水平。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方面看,样本农户都是能够真实表达自己行为的个体,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对于本研究有重要帮助。在样本中,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得到贷款的农户有421户,占比为13•8%;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得到贷款的农户有948户,占比为31•1%;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得到贷款的农户有363户,占比为11•9%。这说明样本农户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这与温铁军(2001)、史清华(2002,2004)和韩俊(2009)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与质量,尤其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困难程度影响了农户选择正规金融渠道的决策行为,从而间接促进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农村非正规金融渠道信贷手续简便、现金供应及时等特点与农户生产规模较小、多兼业相适应。在调查样本农户中,农户各种信贷用途中均有超过90%以上的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信贷(见表2)。借鉴Boucher(2005)和Petrick(2004)的研究方法,基于对“您家没有从银行或者信用社获得足够的贷款的原因(可多选)”的调查情况(见图1),可以对农户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原因进行识别和判断,有31•2%的农户认为是“贷款利率高”,有33•3%的农户认为主要原因是“向私人借钱更方便”,有20•1%的农户认为是“没有合适的担保”,有22•3%农户认为是“没有关系”,有13•6%的农户认为是“手续烦琐、审批时间太长”。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目前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还不能充分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三、模型的参数估计与结果分析在对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由于受样本量的限制,本文根据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把样本数据分为两组:一组为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其年毛收入在20000元以内,共有样本农户家庭567户;另一组为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其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共有样本农户家庭439户。根据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组样本数据,按照上述研究思路,运用STATA10•0对Probit模型进行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