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与产业构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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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信贷就是“green-creditpolicy”，是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于2007年7月30日联合提出的一项全新的信贷政策《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危害性，希望通过倡导绿色环保、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等途径，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12月国务院同意批准武汉城市圈①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作为后发展的中部地区，如何在加快发展，促进中部崛起过程中，走出一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子？在工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生态承载能力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由于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将负外部性社会成本内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资源滥用；将正外部性社会收益内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达到社会最优的供给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要解决资源和环境外部性问题，最根本的手段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合理的产业布局，而银行信贷杠杆将发挥着不可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将在分析信贷杠杆对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武汉城市圈的资源环境特点和产业结构现状，对“两型社会”建设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看法。

二、“绿色信贷”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信贷的规模和结构影响着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绿色信贷”的推出，是将环保调控手段通过金融杠杆来具体实现。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对限制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对于淘汰类项目，应停止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从源头上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有效地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条，遏制其投资冲动，解决环境问题，也通过信贷发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一）“绿色信贷”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信贷是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信贷的投向投量决定产业结构。与一些行政手段相比，绿色信贷这样的市场经济手段往往非常有效。

1.产业结构的资源效应不同的产业结构状态实质上代表着不同的资源配置状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确定某一区域内可利用的资源总量，并进行分配，根据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将可分配资源在这些产业之间分配，使各产业最终的产出最大。

2.产业结构的环境效应生态环境对产业结构起着制约作用。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索取”和“干扰”不能破坏环境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否则超过承载力的环境将失去对经济的支撑力。经济学中认为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属于经济的外部特征，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使经济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因此，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仅是对己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理，应该把环境目标贯穿于产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二）“绿色信贷”面临着制度性和技术性的障碍虽然绿色信贷能促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但具体实施还面临着不少制度性和技术性的障碍。一方面是因为绿色信贷只是刚刚起步，还面临着认识、基础和信息等多重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护，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因而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一直以来，我国许多企业通过将污染成本外部化来赚取暴利。虽然根据现行法律，环保部门对企业违法排污最高可以予以十万元的罚款，但这样的处罚力度显然不能与其给社会环境带来的巨大负效应相匹配。除了体制原因之外，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进还存在四个技术难题。一是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绿色信贷对这些量大面广的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二是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性有待完善。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企业环境违法信息针对性不强、时效性不够，不能适应银行审查信贷申请的具体需要，影响绿色信贷执行效果。同时，商业银行还不能提供使用环境信息的反馈情况，没有真正做到数据共享；商业银行缺乏绿色信贷的专门人员、机构及制度，信贷工作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政策了解不足，制约了绿色信贷深入；三是“绿色信贷”的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商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降低了“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四是缺少推进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对于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缺少鼓励性经济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银行业支持环保项目。

三、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现状

（一）产业优势

武汉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现已形成汽车、钢铁、石化、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六大产业。武汉城市圈所在的江汉平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和最大的淡水产品生产基地。武汉市的纺织、服装业起步比较早，基础好，现在已经形成了以武汉、鄂州、黄石为主的鄂东服装工业走廊，其服装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武汉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较快尤其是光纤、光缆、数据与设备以及计算机软件等方面。武汉钢铁工业历史悠久，以武钢为龙头的钢铁企业产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在全国钢铁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汽车工业是武汉市的支柱产业之一，东风汽车总部由十堰搬迁到武汉之后，使武汉形成了一个轿车、卡车、轻型汽车、微型汽车和专用车等较为完备的生产体系。光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成为武汉市新兴支柱产业。

（二）城市圈内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三产业结构看，农业所占比重逐渐缩小，工业和建筑业发展较迅速，所占比重呈现增长趋势，而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在50%左右波动，未得到明显提升。从工业内部结构看，轻工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重工业所占比重逐年提高，现今已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近8成，偏“重”的特点突出。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看规模仍然不大，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总量少，且易受洪水侵袭，另外土重金属污染较严重。水资源虽然丰富，但分配不均，山区极度缺水。城市区域人口集中，工业发达，生活废物和工业“三废”排量大，多数地表水体为静水环境，自净能力差，容易导致地表尤其是湖泊污染。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产品种齐全，但缺煤、少油、乏气，能源矿产紧缺。矿产质量贫富不均，贫矿多、富矿少。“十一五”期间，武汉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绩，但环境污染较重的形势仍没有根本转变，人均“三废”排放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环境污染源治理投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圈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间的差距比较明显。这种不平衡不利于圈内的经济总体发展。

四、政策建议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目的在于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增加经济和社会效益。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构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信贷支持节能环保的长效机制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支撑。一套成熟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安排；绿色信贷政策则是建立这个体系迈出的第一步。绿色信贷的导向作用，体现为限制、促进、压缩、退出等多种策略。要充分发挥绿色信贷的杠杆作用，必须建立信贷支持环保的长效机制，多角度拓展节能环保企业的筹资渠道；同时，在为企业或项目提供授信等金融服务时，把审查企业信用报告中的环境信息、企业环境守法情况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依据。

（二）建立全国环保信贷评估标准、充分发挥绿色信贷的杠杆作用现行的技术层面障碍，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环保信贷评估标准、统一银行对排污企业惩戒尺度、建立专门的排污鉴定专家组等方式解决。一是进一步完善环保与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平台等方式，规范信息通报格式，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环保培训。二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指导。充分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环保信贷准则，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污染行业信贷指南，既引导银行投资环境友好的产业和项目，又限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项目的信贷。三是加快环境经济政策制定，与环保信贷政策形成合力。按照建立科学发展的机制要求，继续加快研究环境税、生态补偿、绿色证券、绿色贸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创造绿色信贷“生根发芽”的政策环境。

（三）绿色信贷支持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取向

根据以上对湖北及武汉城市圈资源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湖北及武汉城市圈在建设“两型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圈内建立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按照市场规律，可以在武汉建立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的研究、生产、销售基地，在其他8个城市建立起原材料供应基地，实现产业对接，充分发挥武汉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带动武汉城市圈的整体发展。

第二，产业结构要实现新型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并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向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增长转变。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三，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利用方式要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直线过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的转变。

第四，加强产业结构的规划指导及监督实施。明确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项目。改革排污管理模式，推进环境保护，以长江、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为重点，推进跨区域大江大湖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山脉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建设，建立城市圈生态环境共同保护机制和环境违法行为联防机制。

第五，要素投入要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增长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的转变。利用武汉城市圈劳动力资源优势，致力于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将资源环境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内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达到社会最优的供给水平，实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