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妇女信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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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妇女的传统角色往往是单一的家庭角色，即作为母亲和妻子而存在，而极少有社会角色。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妇女也不例外，她们首先是属于家庭的，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使得仅仅依靠男人的劳动无法维持家庭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纷纷走出家门，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性劳动，以此来满足个人及家庭生存的需要。在妇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信贷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对其家庭的生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妇女信贷活动概况

在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中，有所收入的妇女中有不少都参与到了信贷体系中。她们或作为放贷人，将自己所拥有的金钱、物品、土地借贷给别人，或作为借贷人，从别人那里借贷自己所需之物。其信贷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有息或无息的金钱借贷，这也是所有信贷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其二，抵押贵重物品的典当业，即如果到期后，债务和利息都偿还了，抵押的物品就要归还原主，否则，就归典当商所有。其三，因买卖而产生的信贷关系。在那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在购买物品时能一次性付款并立刻将所购之物带回家，而是达成一个销售协议，将付款日期或物品的送达日期推迟，这样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便产生了信贷关系［1］85－86。金钱的借贷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样一个没有银行可以安全地存放钱财，没有正规的贷款人或以国家为后盾的债约，没有保险公司的社会，尤其是处于16，17世纪早期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钱如果只是简单地存起来，它的购买力就会大大降低。有资料显示，在1500－1619这12个十年之间，只有3个十年在结束的时候比开始时货币的购买力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只有1%;在另3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下降了4%－10%，还有5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流失了14%－20%;在16世纪40年代，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最初价值为10镑的货币购买力下降了38%。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1540年存了10镑，那么到了1550年的时候，只相当于6．2镑了［1］100。因此，在这一时期，向外有息的贷款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并且能从金钱中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妇女所从事的借贷一般是小规模的，只在亲戚、朋友、邻居和熟悉的人中进行，不经常也不专业，所以经常会产生纠纷。例如，1387年伍斯特郡(Worcester)的朱莉安娜•惠勒，在海尔索温庄园法庭为3马克的贷款起诉菲力普•布拉夫和他的担保人。1432年埃姆雷堡(ElmleyCastle)的艾格尼丝•亨迪，为6先令8便士起诉另一个村民。在14，15世纪，由于天主教禁止高利贷活动，因而利息的数额通常是被约定在还债数额中而被隐藏了。例如，借债人借了40先令的债务，在协议的末尾却注明要归还42先令。到16世纪的时候，利息被广泛的公开承认了，特别是在1517年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利息在10%以下的都不属于高利贷行为。债务利息的收取开始走向标准化。15，16世纪的借贷利息一般为5%－7%，有部分妇女因收取过多的利息而被告上法庭。1592年，格瑞斯•斯科特就曾因要求借贷者理查德的妻子支付14%的利息而被起诉为“放高利贷者”。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些乡村中，债务可以用物品或者等价值的劳动来偿还。1580年，碧翠丝•贝尔斯借给托马斯•卡尼的11镑5先令的债务，最终是以2头牛、1头母马和20只母羊的形式偿还的［1］101－102。有时，为了保证债务能被安全收回，借贷双方在签订契约时会约定一个大于实际债务数额的保证金，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还款，就要支付保证金。例如，艾丽斯借了30镑给罗伯特，并通过契约约定在1520年圣诞时归还，还要支付3镑作为利息。同时，艾丽斯还要求罗伯特签署了一份在1521年2月1日借债60镑的契约，并将其附在先前契约的后面，如果罗伯特能按期还清33镑的债务，后面的契约就被废止，否则，先前的契约将被它所替代［3］。

妇女参与金钱的借贷还要受其婚姻状况的影响。对于单身女性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艾米•弗瑞德(AmyFroide)在对1550－1750年间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45位单身妇女的遗嘱和财产清单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她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对外放债，而且作为仆人的单身女性占了很高的比例。这些仆人通常会将自己的工资或储存的现金放贷给他人，以此来为自己将来的婚姻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1598年，罗姆福特(Romford)的一个仆人玛格丽特•皮尔特，将自己作仆人所赚得的工资分成6份对外放贷，其中有4笔是放贷给其他妇女的，金额在2先令到2镑4先令之间［4］。有多余钱的寡妇也是常见的放贷者。1480年左右，约翰•阿西亚就曾向切斯特(Chester)地区的一位名为艾丽斯的寡妇借钱20镑，艾丽斯同意借钱给他，但要求他另外找两个人来见证他们之间的契约。婚姻中的妇女也有可能参与金钱的借贷，但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妻子在丈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放贷，或丈夫以不知情为由追讨妻子向外借贷的钱财。例如，一位名为休•帕克的男子就曾宣称，他的妻子艾丽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给马库斯•贝拉米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价值20镑的钱和钻石，因此他要起诉他们还债［1］105－106。如果已婚妇女的借贷活动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那么她将比其他单身女性具有更多的优势。她不仅可以从丈夫那得到更多的资金，而且当出现债务纠纷时，也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出席法庭。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法制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愿意把钱借给那些拥有良好社会信誉的人，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而对于那些社会信誉比较差，无法从亲戚、朋友那借得金钱，或刚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地区，还没有建立起良好信誉的人来说，典当是唯一的可以快速获得金钱的方式。典当的物品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诸如土地之类的不动产。部分女性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使用权暂时地抵押出去，以获取金钱上的收益。但由于妇女所拥有资源的有限性，多数妇女只能作为借债人而存在，只有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成为典当商。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典当协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典当业并不正规，典当协议的内容仍十分模糊，没有对典当物品的价格做出明确的规定。1480年寡妇玛杰里•拜登同意将30先令借给理查德，仅收取两双鞋子、两件衬衫和他保证偿还债务的承诺作为担保;同时期的另一位寡妇伊丽莎白•拉舍特从威廉姆那借钱，只是用了她的一些齿轮作抵押。但如果典当商怀疑借债人的偿还能力，可以要求价值高于借债的物品作抵押。例如，14世纪早期，一位名为朱莉安娜•库提的女子借了4便士的债务，却被要求用16便士的衣物作为抵押物;1390年，埃塞克斯(Essex)一位制革人的妻子向当地的一位肉商借了8先令，而她所交纳的抵押物价值大致相当于她所借债务的3倍之多［5］。另外，由于典当物与那些即将出售物品界限的模糊不清也会产生法律纠纷。艾丽斯•怀特是一位已婚的独立经营金钱借贷和典当业的女性，她声称1531年约翰•沃尔顿带给她价值5镑的银子和一些其他金属，并委托她将其卖掉，于是，艾丽斯就将这些物品以5镑的价格卖了出去，并将其中的4镑给了沃尔顿。然而，不久沃尔顿便将其告上了法庭，并声称他交付给艾丽斯的金属只是用来作为他借债的抵押物，不是用来出售的，并打算还债时将其取回［1］111。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各种非正式的信贷常常被用于商品的购买与销售中。特别是在13至14世纪之间，如果购买者经常从某个固定的销售商那里购买低价值的商品，那么销售商会允许购买者延期付款，等债务达到一定金额时再偿还。而对于那些富有而又诚信的顾客，店主会允许其赊账更长时间或达到更大金额后再偿还。这一时期人们一般会把账目保存在头脑中，到了15世纪以后，人们更倾向于将其记录下来。记账的方法是将账目刻在一根很细的木棒上，然后把木棒纵分成两部分，双方各保留一半。15世纪80年代中期，格瑞斯•巴蒂经常从琼•哈罗德那里购买面包、麦芽酒和其他食物。当出现纠纷时，琼拿出了用于记录她们之间账目的36根木棒作为卖东西的凭证［6］。在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中，购买者通常会被要求先支付一部分钱，并约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将剩余的欠债都付清，以便为购买者留有充足的时间筹集资金。同样，对于并不能马上兑现所有商品的销售者来说，也可以要求购买者先行支付部分或全部款额，并约定在日后的某个时间将货物送达。另外，部分妇女将自己所拥有的房屋等财产暂时性的出租。出租房屋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的投资方式，虽然房产有被火烧和被故意破坏的危险，但与放贷、做生意相比所承担的风险较小。从公平法庭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16世纪晚期妇女依靠房屋的出租来获取经济效益的现象日益普遍，其中大部分都是寡妇，已婚妇女如果同丈夫一起也经常会参与其中。例如，16世纪70年代，埃塞克斯的一个寡妇凯瑟琳•诺特就将自己庄园的一部分租给约翰•辛姆普森，自己仅保留了一个房间和商店;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凯瑟琳•艾伦和她的丈夫威廉姆把自己家的几间卧室和房间租给了理查德，并每周收取5先令的房租。同时，妇女也可以通过出租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来获取收益。15世纪80年代前期，寡妇约翰•鲁格文就将自己在剑桥郊外市场上所拥有的18个各种各样的货摊出租了出去。她对出租摊位这件事非常谨慎，当她决定把摊位临时出租给约翰•威斯顿的时候，便当着剑桥市长的面把摊位的转让和期限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安妮和皮特•莫瑞是管道方面的专家，拥有从汤姆斯地区向家庭供水的权利，但他们却把这一权利租让了出去［1］115－116。

二、妇女信贷活动的局限性及影响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法律条文以及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厌女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时期妇女的信贷活动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多的局限性。第一，妇女经济资源的局限性。由于法律支持丈夫或父亲控制家里的所有物质资源，包括妇女继承的任何土地、她可能带入婚姻的任何物品，以及她挣到的额外收入，妇女没有享有对家庭集体资源的平等权利［7］，这使得这一时期妇女所从事的信贷活动一般难有大的发展。妇女所从事的信贷活动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低于男性的。从男女参与信贷的比例来看，一份来自瑞特庄园(Writtle)的债务诉讼记录中显示:1382至1490年间，所有记录在案的债权人中只有14%是女性;1397至1406年间拉夫伯勤(Loughborough)地区的所有诉讼中，女性作为原告只占5%，作为被告仅占2%。从男女参与信贷的数额来看，埃塞克斯地区，女性的平均放贷金额为7先令6便士，男性为13先令10便士。而男女的平均借贷数额差距更大，女性为6先令4便士，男性为14先令;拉夫伯勤地区，女性的平均放贷金额和借贷金额分别是3先令6便士、2先令9便士，男性均为12先令1便士［1］96－97。第二，妇女信贷活动的附属性。处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男性家长一般要为所有家庭成员的活动承担公共责任，当妇女的信贷活动卷入法庭诉讼时，常常由男性家长出面为之负责。所以，尽管有大量的妇女从事信贷活动，但多数情况下她们的价值被掩盖了。历史记载中主要是男性土地所有者、男性家长、男性诉讼人，很少出现妇女。被记录的妇女也多是作为“某人的妻子”或“某人的女儿”而被提到。这使得大量活跃在信贷领域中的妇女被推入无名状态。有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将妇女处理信贷业务的方式与男性进行比较，但现存的原始资料限制了史学家们的研究活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通行的法律规定:已婚妇女的债务和信贷都是由其丈夫来负责的，妇女的信贷活动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并且，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丈夫的姓名将作为一方的代表而被记录在案，但妻子的姓名却极少被提及［1］95。因此，单身女性和寡妇的姓名在法律记录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记载双方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的记录中，我们偶尔会发现妻子的姓名附在丈夫名字的后面而被提及到。完全控告妇女的诉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几乎没有资料能够完全真实地揭示妇女参与信贷的实际程度。第三，妇女追回贷款的艰巨性。妇女在要求借贷者支付没有偿还的债务时，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在这方面，已婚妇女要比单身妇女和寡妇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因为她们的信贷活动如果得到了丈夫的认可，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通过法律诉讼追回贷款。但对于单身妇女和寡妇来说，因为没有男人可以代表她们出席法庭，因而很少能通过正规途径追回贷款。因此，她们往往与男性达成协议，通过他们的帮助来收回贷款，并支付一定的报酬。例如，1480年左右，一位伦敦的单身妇女朱莉安，被欠了至少有8镑的外债，于是，她雇佣罗伯特•拜福特来帮助她收回外债，并给予其40先令作为报酬。有时，女性放贷者可能会和欠她钱的男性达成协议以求追回债务。一位名为多罗斯•蒂克的寡妇借给托马斯•艾斯塔40镑的债务，并告诉他，自己有大量外债未能收回，希望能够委托托马斯作为自己的人，来收回以前的借款，同时，托马斯也可以用收回来的钱来抵消自己的债务［1］107。

尽管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妇女的信贷活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她们的活动对于维持其家庭的生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使得仅仅依靠男人的劳动满足不了整个家庭的需要。妇女通过参与信贷活动，不仅补充了家庭经济的需要，而且还活跃了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妇女在经济领域内的贡献，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对妇女给予极有限而索取极多的家庭仍是她们的生命线，与一个家庭的联系能带来社会地位、经济保障、一种自豪感以及子女(会反映他们母亲以及父亲的品德)的可能性;与家庭脱离联系则可能且通常确实意味着不稳定和丧失地位［8］。通过研究发现，在该时期对两性关系进行重新建设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弱化或打破旧有的男权社会，而是对之进行了重新的确认，其目的是使男性能够全面地控制女性，使她们沿着男性设计的道路前行。从法律地位上讲，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妇女并没有获得如同成年男子一样的法律上的“人”的地位。英国的普通法把已婚妇女理解为她们丈夫的法律人格所“隐藏”起来的人［9］。

面对女性在经济领域日益凸现的作用，作为统治者的男性也极为忧虑，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女性从经济活动中排挤出去或者对之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强化“贤妻良母”的妇女形象，号召妇女回归家庭，社会也对参与经济活动的妇女投去鄙视的目光，更有一部分女商人被描绘成贪得无厌的女巫。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和下降。无怪乎当代美国著名的妇女史学家琼•凯莉－加多尔(JoanKelly－Gadol)提出了如此惊人的论断:女性没有什么文艺复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