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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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宏观调控是保持全社会供求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证。在诸多调控政策中，通过信贷政策对投资的调控往往起到了从源头上调节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效果，是调控投资资金的重要“闸门”。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的特殊原因

中国经济目前仍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信贷增长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来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信贷需求增加。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投资开始加速，物价开始回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资金也开始高增长。近年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正值我国进入资本密集型增长阶段，不仅是传统的重化学工业，而且新兴产业和技术的不断出现，也使得企业和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深化不断推进，创造单位GDP需要的资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资金供给。

第二，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达到1∶1左右，我国直接融资比例长期较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在全部非金融机构的融资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业融资中占90%左右，企业长期资金需求绝大部分通过银行中长期贷款来满足。

第三，政府国债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客观上需要银行配套资金，从而导致信贷资金需求的增长。以国债投资为例，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1.32万亿元，银行配套贷款是长期建设国债的2倍。也就是说，1000亿元的国债投资需要2000亿元的银行配套贷款。

第四，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降低后，信贷扩张具有内在动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加强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和余额持续“双降”的考核，商业银行纷纷采用新增贷款的方式稀释不良贷款。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上市的冲动，也有力地推动了贷款投放。另外，商业银行出于控制信贷风险考虑并受制于投资渠道狭窄，也偏好于发放中长期贷款。而我国目前在商业银行资产运用方面的限制较多，主要限于贷款业务，其他可投资产品较少，因此，银行体系的大量资金也不得不投向中长期贷款。

对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信贷政策引导的必要性

由于投资与货币供给和信贷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我国投资对信贷资金依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投资过热往往伴随着信贷过热。信贷过热之后往往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信贷紧缩，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为了避免投资过热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就需要对信贷政策进行积极引导，促使投资总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当前，致使投资过热的原因很多：一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思路上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地区之间互相攀比，不少地方政府仍然用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指导思想发展地方经济；二是国有企业投资预算的软约束；三是地方政府给予私营和外资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固定资产投资信用贷款的增长在我国目前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银行内控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过快增长。因此，如果不对固定资产投资信用贷款加以政策引导，极易助长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并由此导致不良贷款，引发新的金融风险。这主要表现在：贷款增长过快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投资的低水平扩张，助长了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引发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等经济结构性问题；信贷资金往往流向发达地区，从而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过热行业的放款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过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持续对这些行业集中投入还会导致金融机构出现系统性风险。

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看，由于我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工具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体系还不具备相对完善的“区别对待”的调节机制，还需要信贷政策进行结构调整，以显示“区别对待”。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利率体系充分市场化，金融机构针对不同风险的企业贷款可以确定不同的利率风险溢价，有利于资金实现有效配置。但在我国，目前这些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信贷政策特别是在结构调整方面能够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从长期看，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是抑制过度投资的治本之策，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应通过信贷政策等各种政策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引导，由事后调整变为事前引导和事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