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进军我国信贷业务研究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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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引导外资银行增加东道国的信贷可得性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是目前理论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和国内信贷供给的关系，从市场均衡结果、社会福利、成本效率等几个角度对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的东道国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必然增加一国的总体信贷水平、也并不必然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和整体社会福利，甚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关键词：外资银行信贷可得性中小企业融资社会福利

一、导言

由于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1][2]。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摒弃金融管制或者金融抑制政策的做法，加快对本国金融部门的改革和开放，以促进金融发展。这些努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外资银行进入管制的逐步撤销，从而使得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进入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理论与政策争论。

在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利弊得失的众多争论中，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一国总体信贷水平尤其是对东道国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水平的影响的争议格外引人注目。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银行在这些发展中的东道国信贷市场上不断提高的市场份额所引发的人们的推断，正如表1所示，在2000-2004年外资银行的信贷增长率在除泰国等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以外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保持在高位水平；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道国的中小企业的确在这些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中在发展中国家融资困难恰恰是制约这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障碍，如表2所示，通过对国际金融公司针对80个发展中国家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融资困难在制约各类规模企业成长的11个关键障碍排序中排名都非常靠前，针对中小企业的情况更是如此，其排名仅次于税收和管制因素处于第二位。

支持外资银行进入的人认为，外资银行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监管手段，有助于增进国内银行市场的竞争进而增加信贷的可得性，并能够比国内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风险的分散化[3][4]。而反对者则认为，由于距离等方面的缘故，从经营策略上看，刚刚进入某国的外资银行往往将其经营对象瞄准东道国的三类目标：跨国公司、本土大公司和本土高价值人群，即所谓的“摘樱桃”效应就是对这种经营特点的最好概括[5]。进而，东道国国内的中小企业是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信贷服务的。与此同时，东道国国内银行也不能够弥补这一不足[6]。因为国内银行此时正面临着外资银行的巨大竞争压力，自身正经历着经营成本提高，盈利空间缩小的困境，从而使得这些银行很难抽出精力去给那些经营规模不大、贷款需求零星分散、信用不健全，且抵押品不足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由此，外资银行的进入并没有解决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相反，却有可能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而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外资银行仅仅将其经营对象瞄准高端消费者是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尚无定论[8]。实际上，只要国内银行能够继续贷款给信息更加不透明但获利颇丰的企业，就不会存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损失，并且外资银行的进入将导致一个福利增进型的市场分割格局。而另一方面，如果外资银行进入的结果是将一部分国内银行驱逐出国内信贷市场，导致很多信息不透明企业的融资受到约束，总的信贷总额就有可能下降，能够获利的投资机会将会丧失，社会福利就有可能恶化。

对上述情况做出理论解释正是本文的工作。本文在拓展的Stein[9]和Detragiache等[10]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解释外资银行进入和国内信贷供给水平的模型，从市场均衡结果、社会福利、成本效率等几个角度对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今后的银行部门进一步的开放改革有所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一个信息完全的完全竞争市场上，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进入无疑具有福利增进的效果。这些银行拥有先进的技术、更多的分散风险的机会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因而能够以更加优惠的利率向企业提供信贷并增加整个市场的信贷容量。然而如果银行对借款者质量的信息的了解是不完全的，银行就必须对各个借款者进行甄别和监督。如果外资银行仅仅在监督信息披露较好的借款者方面拥有优势时，外资银行进入对信贷可得性、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就是混同的。

1、理论研究方面。

Stein[9]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用高层管理者和基层信贷员之间的距离约束（包括文化和地理两个方面）对外资银行在信贷决策上的谨慎行为进行了解释，认为正是这种距离约束导致了对信息更加不透明的中小企业的贷款的减少。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的理论模型认为在监督高端借款者上拥有优势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该部分借款者获益，但其进入可能恶化其它借款者的境况并且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降低，另外该模型还表明如果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越大，则该国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就越少。Petersen和Rajan[11]从关系型信贷的角度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总信贷水平的影响，认为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市场竞争会加剧，以往建立起来的关系型融资关系会受到破坏，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会降低，社会的总信贷水平也会下降。但Dell’Ariccia和Marquez[12]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却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认为当国内银行面临着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时，国内银行会通过向建立了关系型借款关系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使得市场的总体信贷水平上升，所有借款者都将从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获益。国内王博[13]根据转型时期我国银行和企业的基本特征，建立了一个包括家庭-企业-银行的三部门两期模型，讨论了单纯的贸易部门开放以及贸易和金融部门的同时开放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同效果，认为允许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总体信贷水平和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

2、实证研究方面。

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信贷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银行信贷影响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国内总信贷水平的影响呈现混同性的特征。一项关于企业家的调查研究表明，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企业的信贷约束水平将会降低[14]。Giannetti和Ongena[15]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同样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所有的企业都会获益，虽然信息透明度较高的大企业的获益更为明显。Papi和Revoltella[16]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信贷主要是提供给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因为对当地私有部门信息的评估非常困难，很多企业缺乏透明性甚至无法得到相关信息，外资银行通过“摘樱桃”行为，挑选最优质的借款人，尤其是来自母国的公司.Clarke等[17]对拉丁美洲国家信贷行为的研究表明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在平均水平上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更少，虽然这在拥有较大外资银行份额的国家并不是事实。Weller和Scher[18]利用BIS的银行业统计资料，对107个发展中国家1985-1997年间的外资银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整理，结果发现，虽然有些国家在外资银行进入后，其国内信贷有所增加，但另一些国家则相反，与外资银行的进入并行的现象是东道国国内信贷的减少。在最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Detragiache、Tressel和Gupta[10]表示在一些贫穷的国家，外资银行参与程度越高，对私人部门的借贷愈少。外资银行渗入愈多的国家，信贷增长愈慢、信贷的可获得性降低。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中存在这种负面效应。其它关于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借贷行为的国别研究包括Bhattacharaya[19]研究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韩国的国内银行市场，结果表明允许外资银行进入能够增加国外资金对国内项目的资金资助。Goldberg，Dages和Kinney[6]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外资银行的信贷资金供给行为(包括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Haber和Musacchio[20]对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验的分析表明，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信贷尤其是私人信贷水平将会下降。Mian[21]通过对巴基斯坦8000多份商业贷款的调查研究表明，国内银行同外资银行相比对信息不透明企业的贷款更多，并且在收回违约债务方面的成功可能性更大。Gormley[22]通过对存在外资银行的地区和不存在外资银行的地区的借贷行为的比较研究发现，处于顶端的10％的企业将会从外资银行的进入中获益，而其它企业将经历大约7.6%的信贷可得性的下降。

本文将发展一个理论模型以解释在监督高端客户方面具有优势的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借贷市场均衡、信息不透明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以及社会福利、成本效率的影响。

三、基本模型分析

1、基本模型构建

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类行为人，一类是银行，另一类是企业，时期仅有两期。并且假设银行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银行拥有充足的资金供给并且资金的供给成本被标准化为1。企业风险中性，并且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拥有好项目的企业，其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hE，另一种类型是仅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sE，第二类是仅有坏项目的企业bE，并且我们假定这三类企业的在全部企业中的占比分别为,,hsbλλλ，则1hsbλλλ++=。同时我们假设企业类型是私有信息，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知道自己的类型，但市场上的其它参与者都不知道，且企业除了能在银行获得融资以外，没有其它的私人融资来源，银行可以提供无限的资金供给。拥有坏项目的企业在第一期拥有一个初始投资为1的项目，该项目在第二期会以概率bE1g>1>π获得收益bRE，假设，同时假设该项目具有负的净价值，即1bR>gRbgR==1bRπ<。由于企业的有限责任性质，则企业为其投资项目积极获得融资就极富吸引力。拥有好项目的企业、bhEsE都能获得收益相同、风险相同且从社会角度来看是有效的投资项目，项目在第一期的初始投资也为1，并且在第二期以概率1获得收益，R。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假设好项目和坏项目在获得成功时的收益相等，即假设①RR，但二者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别。

假设银行存在两种在事前监督企业类型的技术：一种是银行通过检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抵押品等会计信息来识别的硬信息监督技术，此时要花费成本，通过该技术银行可以将企业同企业hEhCbhEsE和企业区分开来，但该技术无法区分企业bEsE和E。为了识别sE和，银行还必须监督诸bE①假设好项目和坏项目的收益相等仅仅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放松该假设不会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如企业家才能等软信息，此时要花费成本sCbλ==ppr，且shCC>11(1)(π+.sEbE。

2、仅有国内银行的均衡分析

在项目开始融资的第一阶段，银行将为其潜在客户提供一系列利率和监督战略的组合契约，例如银行可以提供一个利率和无监督成本的组合契约、一个利率和仅监督硬信息的组合、一个利率和监督软信息的组合契约等等。而各个潜在的借款者可以选择一种银行提高的契约组合或者拒绝借款。此时将形成四种可能的均衡结果。

第一种结果为混同均衡结果。此时没有任何监督并且所有企业都接受这个结果。此时银行为了实现盈亏平衡所要索取的利率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为了让所有的企业都接受这个混同均衡结果，项目的收益必须足够大，即满足条件pRr>。并且没有其它更具吸引力的利率，由于监督企业硬信息比监督企业软信息的成本更低，因此满足该情况的一个充分条件就是：

1hhrc=+>（2）

当监督硬信息的成本相对于由于借款给拥有坏项目的企业所造成的潜在损失足够大时，该条件自动满足。

如果该条件不被满足，混同均衡将不是最终的均衡结果。银行将监督大企业的硬信息来吸引企业，并索取利率。而在企业能够将自己成功的分离出去的情况下，银行既可以通过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hEhEhrsEEhE并仅借款给sE企业，形成第二类均衡结果——分离均衡，也可以通过不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s，形成第三类均衡结果——和混同的准混同均衡。而在项目的收益不弥补银行监督软信息的成本或逆向选择的成本时，形成第四类均衡结果——借贷约束均衡，此时仅有企业获得融资。

当且仅当条件条件.1ssrC=+<sE满足时，银行监督软信息的均衡严格占优于sE和的混同均衡，其中表示银行同时贷款给bE.pr和企业的情况下为维持银行自身盈亏平衡所索取的利率。bE11.(1)(1)psbsbsbrλλλπππλλλλλ==++.++.（3）

对比式（1）和式（3），并且注意到0,10hhsλλλ>..>hE的事实，易证1shshλλλλ+>.，因此混同均衡的利率水平总是小于，因为在非混同均衡下类的企业被甄别出来并且被排除在混同均衡之外，此时银行必然要面对一个更加恶化的借款者的集合。pr.pr四种均衡的结果总结如下：A．混同均衡，如果pr>R且hrr此时为混同均衡，所有的项目都获得了融资，并且没有任何监督成本被支付。>B．分离均衡，如果并且.,hpsrrrr<<sEsrR<，此时均衡便是分离的，银行既监督拥有硬信息的企业又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hE，并且仅为这两类企业提供融资，企业在该情况下无法获得银行贷款。C．准混同均衡，如果，并且.,hpsrrrr<>sEsrR<，此时均衡是准混同的。银行仅仅监督企业并以利率借款给类企业，企业hEhrhE和则以混同利率从银行借款。D．借贷约束均衡，如果，并且,hprrRr<>.min[,]spRrr<，此时均衡为银行仅监督拥有硬信息的并向其提供借款，企业hE和都不能从银行获得任何融资。

3、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信贷市场均衡分析

考虑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假定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在监督拥有硬信息的企业上具有成本优势，用hEhCδ.表示，但由于关系型贷款、地理、文化、习俗等原因而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sE上存在劣势，其成本用''''hCδ+表示，其中0,''''0δδ>>。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当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提供服务方面不存在差异时，企业会选择到本国银行借款。很明显，前面提到的四种均衡结果的结论依然成立，除了在的定义中将银行监督拥有硬信息时所花费的成本替换为hrhChCδ.，相应的其它情况亦是如此。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拥有硬信息的企业以更大的概率被分离出去，混同均衡变得更加不可能。在仅有国内银行的非混同均衡中，由于结果不依赖，因此当这三个可能结果出现时参数取值并不发生任何变化。

下面让我们考虑信贷在本国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配置。如果均衡结果依然是混同均衡，此时没有任何监督成本发生，则外资银行拥有的良好的监督硬信息的技术则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企业将仅从国内银行那里借款，形成国内银行供给所有市场份额，而外资银行不提供任何信贷的结果，此时总的信贷总额为1。而在其它情况下，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由于在外资银行处能够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将在外资银行处借款，而其它企业则在国内银行处借款。在准混同均衡条件下，总的信贷总额为1，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hEhλ；在分离均衡的条件下，总的信贷总额为hλλ+，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而在信贷约束均衡D下，信贷总额为hλ，外资银行所占份额为1。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借贷市场的总体信贷水平呈下降趋势。实际上由于和hEE在各国比例上的异质性，这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至于一个国家究竟处于上述讨论的四种均衡结果的哪一个，则主要取决于监督成本的大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外资银行的份额越大的国家，国内的私人信贷就越少。

四、外资银行进入的成本效率和社会福利分析

1、成本效率与外资银行的进入

如果我们用管理费用（overheadcosts）来表示成本效率的指标，在外资银行的进入导致经济的均衡从混同均衡向其它均衡演化时，管理费用必然上升，然而这种上升却不一定是福利恶化的。考虑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关系，该模型的结果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不同均衡类型下的成本效率与外资银行进入状况的关系可详见表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如果经济的均衡是从准混同均衡向分离均衡演变，则监督成本就会上升。而随着外资银行的份额的不断提高，均衡将由分离均衡向信贷约束均衡演化，相应的监督成本则会出现下降。实际上，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均衡位置的不同，我们无法就成本效率和外资银行进入份额的得出任何一成不变的确定关系。

2、均衡的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初始均衡必然并非社会最优，那么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否减轻市场扭曲，增进社会福利呢？结果是未定的，主要原因是在外资银行进入的情况下，拥有软信息的企业sE的境况不但不会变好，而且有时会变坏。

如果我们将社会福利定义为：社会福利＝总产出－投资成本－监督成本。那么考虑非混同均衡的情况，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监督硬信息的成本由下降到hChEhCδ.，使得混同均衡对于不再具有吸引力，此时均衡结果是非混同的。那么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均衡结果能否发生变化呢，比如从分离均衡变为准混同均衡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当混同均衡被排除掉以后，均衡结果将不再依赖于参数，所有最初的均衡结果是分离均衡的将依然是分离均衡，其它情况亦如此。对于企业hEhCsE和来讲，均衡支付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其支付了更低的利率，因此其境况会变好。所以如果初始均衡不是混同的，则外资银行的进入具有福利增进的效果，但福利收益的分配不是均匀的，它将被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所独吞。

如果最初的均衡结果是混同均衡，且监督企业的成本非常低，则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混同均衡将不再是最终的均衡结果。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hEsE的成本也较低的情况下，均衡将由混同均衡变为分离均衡，此时类企业将不再获得融资，总的信贷水平下降，但其对总的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模糊的。其大小取决于不借款给类企业的收益同监督其它企业所花费的监督成本的大小的比较。其中社会福利会下降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监督成本可能会小于通过较高的成本对类企业的bEbEhEbE补贴。由于成本还包括了监督sEsEE类企业的的成本和考虑到类企业的项目获得成功后的租金所形成的机会成本，在条件下所发生的由混同均衡向分离均衡的变迁如果是社会最优的，那么就必须要求在监督硬信息方面的成本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公务员之家

在监督拥有软信息的企业的监督成本非常大且逆向选择的成本却非常小的条件下，均衡将由混同均衡演变为准混同均衡。此时将sE和类企业相分离将是无利可图的，总的信贷水平不变，而由于增加了额外的监督类企业的成本，致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下降。

在监督软信息的成本和逆向选择的成本相对于项目的总收益R都较大时，均衡结果将由混同均衡演变为信贷约束均衡，此时由于s和类企业都将不再获得融资，总的信贷水平必然下降，然而此时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响却是模糊的。其大小取决于不再为融资所获得的收益同监督的成本以及失去为bEhEsE类企业融资所获得收益的比较。实际上在监督拥有硬信息企业的成本很高时，将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下降。

五、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借款给拥有硬信息的大企业而不是拥有软信息的中小企业[14]。在本文，我们构建了一个解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外资银行在监督硬信息方面具有成本优势，但在监督软信息方面处于劣势，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总的信贷水平、成本效率和社会福利有可能得到改进，但这种结果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一定成立的。对于模型的某些参数而言，外资银行进入的“摘樱桃”效应可能会非常明显，而该效应会减少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增加银行的管理费用并最终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的降低。

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东道国的国内信贷水平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带来信贷紧缩，也可能带来信贷扩张。在信贷紧缩情况下，外资银行进入在促进东道国国内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又很好的抑制了这些银行的盲目投资和信贷，因此，是有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相反，若外资银行的进入仅仅导致更多信贷扩张作用和市场的过度竞争，则外资银行和东道国的国内银行必将一起陷入“扩大贷款—违约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增加”的恶性循环中，使东道国的经济、金融领域出现过热现象，相应的金融体系则走向脆弱。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要解决在金融开放尤其是外资银行进入过程中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不仅要从增强中小企业实力、建立完善的担保和社会征信体系等增强中小企业自身资信水平的方面出发，还要考虑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背景，解决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不能仅仅采取国家信贷政策指导、政府政策鼓励等短期的强制性、半强制性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治本的策略，从解决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的成因入手，通过经济的或半经济的综合手段，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促进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主动向中小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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