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创新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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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的纽带)的划分，贫困群体(含中小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在此，“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互动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因信誉同样作为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其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只有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表明，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及其分析应全面审视——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恰是助推贫困群体成长的关键性内容。

二、构建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看来，倚重甚至迷信这种基于“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失之偏颇。毕竟从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的乡土社会，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现代契约社会过渡，或者说，从单重隐性的契约(信誉等)的社会向更重显性的契约的社会转型，虽然必历经陈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但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这样的“道德悖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格局极有创意和深度的说法)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这个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非常脆弱。这根本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监督、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显然，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对应的规定性。就格莱珉模式来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而只是一种风险转移——五人小组机制的相互监督与激励的“双刃剑”，在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外化为求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同时，银行也由此实现了成本转移，即将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这种个人风险向团队风险的转移，虽减少了信贷审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违约。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据此，解决小额信贷难题，寄希望于一种法则、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格莱珉模式也不可复制。以“供应链一信贷链一融资链”联动机制构建的共生融资模式表明，融资链作为连接企业和信贷机构的中间组织，可以以信誉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为基础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鉴于信贷组织要调查和掌握中小企业的隐蔽信息(指中小企业通常存在的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较强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需投入相当成本，可依赖融资链的信誉行事而不必太费时费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资链的相应合同条款，起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担保的作用。因融资链上游的大企业，通常在与多家信贷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关系型融资体系，并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融资机制，从而会产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誉和合同等显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效应。

对此，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借GB模式的样本效应，通过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一种使小额信贷走出困境的全新维度和可行路径清晰呈现。基于“供应链一融资链”的完善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一个信贷资信等级很高的大企业为核心，凡与这个核心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同样受到信贷机构关注的中小企业，可持与该核心企业的业务票据到信贷机构申贷。这就构成了信用链条的复合式结构，即“1+N”模式——作为“1”的核心企业与作为“N”的中小企业群的有机组合：而“1+N”实质是中小企业群与大企业的互动共生。要通过培育合格的共生单元(培育大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赋予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并举)，加快共生秩序建设(破除垄断与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并行)，催生内生媒介和外生媒介的发育与成熟，逐步建立起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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