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中国理性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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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公民的自由与富足，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勠力追求的梦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蕴。这些崇高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独具中国特色的宪法法律制度的支撑。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是整个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宪法的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对公权力进行合理的规范与配置，确保国家的基本价值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以实现。宪法不能止步于被动的中性规则，在一个即将开启的面向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新时代，宪法更应该在规制权力、形塑社会、构建制度、支持国家崛起、保障权利和自由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多元冲突与共同准则的价值两难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公民个人通常会有对于安全、秩序、平等、自由等价值的追求，这些追求最终都会在宪法上得到体现。宪法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作为基础规范的宪法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价值维度，而要实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任何追求单一价值面象的宪法，最终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单纯追求国家的富强，其结果可能是国家主义压倒一切，严重挤压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单纯追求个人至上、私权神圣的宪法，其结果则是利益集团横行，民主异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样无法得到保证，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宪法所有的价值追求最终都将服务于人类自身这一根本目的，所以宪法首先被看作一部人权法，维护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确保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就成了宪法价值追求的总尺度。以此为前提，又派生出宪法作为限权法的基本要求，即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规范，在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同时，将其侵害性降到最低。在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之际，在国家权力格局不断重组的过程中，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价值多元背景下的核心价值选择与维系，也必然是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个体自由、公民权利、私有财产等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高度尊崇，并相应地形成了具有各自规定性的诸多价值体系。诚如罗尔斯所言，民主社会所表现出的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诸如各种完备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永久性的特征，而非昙花一现的历史过程［1］37。这种永久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于古典一元论的更为多样化的价值元素，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不同价值体系所表现出的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态度。多元价值为人民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但如果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依据，或者缺乏核心价值准则，则会使人们处于价值选择与价值割裂的两难困境之中。也就是说进行价值选择的个体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选择失败的不利后果。针对这种困境，柏林提出一种被称为不可公度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目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目标并非都是可以公度的，相反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2］。在缺乏一个可供参照的共同准则的前提下，便无法为这些各异的价值进行有效排序。如果一定要确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准则，似乎又违背了人作为自主自在的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甚至主导势力会借机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或公众。在缺乏可供交流融合的公开、公正的公共平台的情况下，便导出一种持续的冲突状态，这正是价值冲突的由来。长期的价值冲突的结果，未必是真理的诞生，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断裂和碎片化，社会力量在零和博弈的过程中被白白浪费掉，最后没有一个赢家。这一点在当前西方的社会失序以及美国所倾向的保守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西方非此即彼的宪法观及其道德困境

在西方的价值困境中，作为一个国家基础规范的宪法，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为价值排序提供一个普遍的客观标准的责任，但又该如何来确保这种标准不会妨害个人的自由选择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的论述中。在卢梭的理论中，国家和人民被看作最基本的范畴，特别是人民概念的提出，在极大程度上吸收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主权者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存在，甚至它可以任意行使手中的权力而无需向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人民的一切受到国家支配，任何人不得违反主权者基于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权力，否则主权者就可以强迫违反者“自由”［3］。很显然，卢梭笔下的人民主权无非就是多数人的主权，至于个人的公民权利和选择自由，事实上被主权者和人民包办了。由于卢梭设想的“道德理想国”没有考虑到人们的个体差别，也忽略了对人性的关注，将“公意”神化，并最终被哈贝马斯等人证明为另一种压迫性话语，导致民众经常遭受愚弄和误导，最终带来无穷的恐慌和混乱。而到了康德那里，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冲突模式，则被转换成楚河汉界模式，即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划定一条界限，谁也不要越界。他认为立法权乃是人民的联合意志，因此这种意志不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权力存在的价值在于保护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4］175，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公民的自由。为了避免专制的形成，康德要求权力必须分立，明确人民握有立法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由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机关加以保护，而个人不享有抗拒这种意志的权利，只负有忍受立法权不当行使和滥用的义务［5］。这便是康德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划定的界限。仔细分析会发现，康德的楚河汉界模式最终仍然表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模式。虽然在他的论述里，国家应当服从于人的根本价值，但是国家仍是在与人相对立的层面上存在的。至于当代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民主模式，似乎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公意演变为一种在社会自主的公共领域中，通过人们“理性”的自主讨论形成的平衡了各方利益关系的公共舆论，并进而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最终形成，乃是由于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仍然倾向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立场。虽然他也认为，迄今为止，是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个概念规定了民主国家的规范性自我理解［6］117－122，并由此规定了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法治国家和公民之间，依旧呈现为一种你是你、我是我的状态，二者之间更多地仍然是对立关系。这种楚河汉界的思维模式，即便在当前也没有根本改变，且被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所掩盖的另一种对立关系也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受了国家干预时期的福利主义的浸润，西方的宪法也未能提供一个公平、开放、共享的自由空间。当美国的焚烧国旗案(Texasv．Johnson，491U．S．397．)向世人展示出美国宪法尊重自由的同时，在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加州男子杰夫•奥尔森因为写下了反对银行的字样而被判处监禁，甚至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被法官禁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见在银行的利益面前，连言论自由这块遮羞布也被扯掉了［7］。甚至进一步告诉人们，在美国，银行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美国宪法所捍卫的也并非标榜的民主自由，而是银行家的利益，美国也因此形成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两大对立阶级，即金融资本家和大众。其实也正是这种阶级上的对立，才最终表现为宪法价值选择的彼此对立。即便是被西方推崇备至的财产权，在银行家的金融工具面前也是形同虚设，银行家借助公共政策制造一轮又一轮金融危机，收割美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财富，而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宪法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而就当前而言，美国当局不顾选民的利益悍然发动贸易战，推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是上述价值观的延续。反观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正在寻求一条互惠共赢、和谐共存的理想局面，这一点最终在宪法上得以体现，并得到宪法的确认。

三、追求和谐共融的中国宪法理性

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观念不同，我国包容开放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国家对国家与公民根本利益一致性追求，为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更具典范意义的解决方案，即国家与人民的和谐共融。不可否认，在中国当前的具体语境中，宪法的价值和功能显得更加多元，而目前最需要解决、也是最突出的价值衡量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和公民自由的关系。所谓价值衡量，并非是要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诉求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而是希望能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相辅相成。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可以适当照顾公民的自由，而公民也可以时不时拍拍统治者的老虎屁股。这样一种模式，既兼顾了古典宪法理论的自由主义基石，又体现了现代宪法理论的民生保障诉求，同时也为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和谐的国内氛围。至于寻求“自由”与“有为”相平衡的观点，其实还是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陷阱，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诉求时，就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哥俩好的状态，而不是在对立的双方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的问题。这样一种和谐共融模式的理论基础，恐怕只能从中国的宪法精神和执政理念中去寻找，人民民主和执政为民或者是其真实表达。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上述价值判断的有力诠释，即将国家崛起的历史伟业与人民的美好生活看做一个有机体。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和谐共融模式的追求，总是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建国初期，在实现工业化、建设强大国防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两难的选择。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发展经济为主导和国际战略上的韬光养晦，到底是共同富裕还是打破平均主义，等等，也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围绕这些矛盾所推行的不同战略，最终目的必然是要服务于人，也只有围绕着人这一目的，上述战略的推行才是有意义的，并且是符合宪法价值的。不同时期，对于主要矛盾的不同表述，也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阶段性选择。这种选择最终还是在国家优先与个人优先、国家崛起与个人自由之间进行衡量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这种选择并非是将二者放在对立的层面上，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目的在于实现二者之间更长久的和谐共融。时至今日，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战略选择的一种纠偏，也可以看作是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客观事实是，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国家崛起的历史十字路口，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都迫切需要来自价值层面和宪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持。至此，宪法再也不会以被动的中性规则自居，而应当在保障自由、规制权力、形塑社会、构建制度、支持国家崛起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既是国家和政府的道德责任，也是宪法应当勇于担负的时代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虽说也受到了先验层面理性判断的影响，但更多地却是从历史的、客观的经验层面，依据国情而循序推进的，虽然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不少试错，甚至吃过不少苦头，最后还是摸索出一条与西方思维既有共通又有区别的中国模式。此外，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启动，宪法所确立的政党制度，也都是在西方之外走出的一条不同的宪法道路。正是在这些制度的指引下，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呈现出崛起的态势，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理性的一种彰显。

四、面向国家崛起与公民自由的当代宪法

在当前，宪法的中国理性更多地蕴含在国家崛起与公民自由的关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也必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所要面临的重点问题。说到国家崛起，《大国崛起》中提到一种观点，即认为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角度进行衡量的。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并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构成衡量大国崛起的核心标准。只有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制度创新比物质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并且只有拥有了创新精神的制度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8］。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向外延伸，在国家内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或者即便侥幸成为大国，也不具有可持续性［9］。因此，制度的力量是支撑国家崛起的核心力量。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得到了很好的论证。中国秦汉、隋唐的强大，得益于制度的创新力量，近代早期荷兰、西班牙、英国的相继崛起，也是如此。不过任何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看上去再怎么先进的制度也会慢慢走向僵化，如果不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变革，国家就会走向衰落［8］。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曾经被福山等人欢呼为历史终结的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正是由于其创新精神的丧失，正在不断走向僵化，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合法化危机，并不断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随着中产阶级的退化，分歧正在割裂整个社会，就连福山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互相否决”的存在。相反，如今中国扮演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已经取得仅次于美国的巨大经济成就，更是因为中国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一直坚持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10］，坚持自己的制度特色和制度自信。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承载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梦想，同时，强大的国家、稳定的社会才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战火，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向人们展示出西方式民主背后的巨大陷阱，并一再证明国家崛起同公民自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即国家崛起是公民自由的保证，公民自由则构成了国家崛起与国家建设的实质内核与最终目的。当然，国家崛起仅仅是公民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只有在公民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国家的强大与崛起才具有意义。因此，国家崛起和公民自由的概念在当代中国具有其特定的内在关联，公民自由构成了国家崛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是其决定性因素。或者说国家崛起的过程在实质上是公民自由权利得到不断完善的过程，国家的崛起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公民的自由权利为代价，更不能成为剥夺公民自由的借口。在这一问题上，宪法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其一方面为国家崛起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通过塑造国家的政府政治体制使国家建设能够在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展开，通过法律的修改和解释等途径，赋予现行制度以创新的能力，做到与时俱进、防止僵化，使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崛起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宪法在创立之初便赋予了国家权力以基本规定性，并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确保国家权力围绕这种规定性而展开，这种规定性即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也可以说，建立在理性基因之上的宪法是公民自由的保障，也是国家崛起的保证，宪法通过理性的制度供给实现国家崛起与公民自由的和谐共存，而其自身也在这一过程过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这正是中国宪法的核心价值和道德理性所在。

作者:毋晓蕾 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