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风险社会的决策科学与民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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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与重大决策程序

在传统的行政法治框架下，行政程序主要源于制定法规范的明确要求。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行政程序制度，将行政过程纳入民主化、理性化的轨道，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使命，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1］3而且现代行政法治所要求的行政程序，应当是体现政府守法、民主参与、理性决策、公开公正之精神的“现代行政程序”，而不是行政系统内部用于层级控制、请示汇报的办事规则和行政手册。［1］3在此意义上，作为体现现代法治精神之行政程序，并不只是作为行政权运行载体的时序、步骤、方法，而更是基于法规范要求，体现民主参与、沟通理性等现代价值的法定程序。(一)重大决策的形式与程序规范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我国，重大决策主要通过各级政府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作出，重大决策程序因此也主要体现为行政程序。①尽管《意见》已经明确了重大决策的五道必经程序，但《意见》毕竟不具有直接的法规范效力，其对于重大决策的制定也只能依据行政系统的上下级命令而具有事实上的指导效力。在风险评估程序未为各领域的实体法和行为法转化以前，风险评估只是行政机关实现决策理性的一种自我规制程序，不能产生具有对外效力的法规范效果。重大决策并非一个性质明确的法律概念。对于何为重大决策，学理上和实务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各地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具体办法，对于何为重大决策，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内容大同小异。②从“重大决策”的内涵来看，其主要是从决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判定，而非决策的具体形式。而行政程序，通常是以行为的具体形式作为规范对象，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重大决策既可能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呈现，亦有可能以行政处分的方式作出(如重大项目的审批、许可等)。对于规范性文件，不少地方出台了专门的程序规范。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各地已在不同层面制定了形式各异的行政程序规定。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山东行政程序规定》、《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要求，在地方层面的制度规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对于行政处分，有实体法领域的相关规范和行为法上的程序要求予以专门规范。这些领域的规范尚未专门规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要求。在实体法领域，例如，2007年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了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的制度。①但其针对的对象是“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既非针对某一特定的行政处理决定，亦非针对规范性文件。因此，尽管《意见》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的一项必经程序，但由于重大决策形式的多样性，统一程序规范的欠缺和实体法领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的欠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项行政程序，在不同的实体法领域、在不同地域、在以不同形式作出的情景下，皆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对于其效力和地位，亦不可一概而论，应根据重大决策作出的具体形式、具体的行政领域、具体的地域具体判断。(二)重大决策程序与政策形成自由基于统一行政程序法的欠缺和重大行政决策形式的多样性，实践中绝大多数重大决策的作出并无统一的法定的程序规范。各地基于维稳、控权等要求开展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主要体现为一种裁量程序。程序裁量，即在法律法规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有权选择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种类与形式，自主确定行政过程的内容。［2］程序裁量的意义，就在于法律未对程序作出特别规定时，赋予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以行政过程的形成自由。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戴维斯教授明确提出:“裁量并不局限于实体性的选择，而且还扩展到程序、方法、形式、时限、重要程度以及其他附属性因素。”［3］《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10条规定:“如果没有关于程序形式的特别法律规定，行政程序不受确定形式的拘束。行政程序应当简单合乎目的和迅速地进行。”［4］虽然法律未对程序的形式和种类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在行使程序裁量权时，仍应遵守符合法定目的。正如日本学者所言:“行政有义务关于手续执行与手续形成之决定，以规范拘束力，手续目的为方向，并且所有宪法上及法律上有关行政手续目的规定，特别是相关行政事务之最佳决定与最佳履行，包括国民权利之保护与实现。”［2］(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种裁量程序的局限如前所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目前在地方政治实践中，主要作为重大决策的一种裁量程序装置而存在，欠缺制定法的程序构造与制度理性。尽管有行政问责和层级监督等行政化的监督机制，但由于社会稳定风险的扩散性和后果的无法估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一种裁量程序自然无法承担起其应有的功能期待。特别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主要是一种行政程序，但行政程序无法承担起扩散至整个体制层面的风险控制任务，其超出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掌控能力和信息负担能力。为了避免社会稳定风险酿成总体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还需要在整个体制的范围内进行规范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为此，通过中央或地方层面的立法，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由裁量程序转化为法定程序，并将程序正义的理念和制度纳入其中，就成为未来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理性的必有之路。

风险社会下行政决策合法性的两个基本路径

(一)风险社会中传统管制模式面临的难题近代以来西方法治国家规范行政决策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民意机关的立法指令来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其要旨是借助立法权的正当性来为行政权及其活动提供合法化资源，从而带有很强的形式主义色彩。并且，依传统模式作出决策的前提是要有明确的事实认定、得到较为确凿的证据支撑、有较为确定的规则依据、在裁量范围内不作出通常有理智的人绝不可能作出的行动、为秩序的安定性提供信赖保护或合理期待、甚至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应该进行比较精确的成本———效益计算以达到合比例要求，等等。［5］3可是，在风险社会的重大决策中，传统的行政法规制模式很难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其一，知识上“不确定性”风险(uncertainty)。例如，建设垃圾焚烧场，从选址建设时起，就存在风险是否存在、风险有多大和风险是否可控等讨论，而这些问题都与该决策是否具有合法性有关，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便是专家也未必能给出一个较确定的答复，这必然导致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规则无法做到明晰、确定;其二，民众认知上的风险。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很容易造成民众认知上的恐慌，对于一个建立在身边的垃圾焚烧场，民众先天地就存在一种反感，科学上的争论只会加剧民众的不安全感，从而给决策增添压力。①所以对于此类重大项目在决策时存在我们的法治模式无法提供规范的例外的情形(即风险)，因而一般情形下采用的通过民意机关的授权来为行政权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证成是不可行的，指望民意机关通过制定详细、严密的规范或标准来为行政机关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决策活动提供坚实的依据则是愈发的困难。(二)以风险评估为核心的专家理性模式在现阶段形式法治无法证成的前提下，重大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所证成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民主与科学，即公众参与和专家意见。但是这二者之间也是存在张力的。在如何缓和、化解此类工程所带来的风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一种是科学理性模式。即既然代议机关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则用以规避风险，那么就对行政机关进行宽泛和模糊的授权，以便行政机关在理性的支配下(即专家的指导下)有充足的权力去进行决断。行政决策在行政法治中的普遍出现，本身就是现代行政专业化和复杂化的体现。面对现代行政，仅仅依靠法律的形式规则显然难以有效回应相关需求，大量的行政任务需要以政策的形式来完成，其中法律规则仅仅能够提供程序指引，而很难或不适宜提供具体的实质内容指引———依法行政在这一意义上被相对化为法定程序下的“合理行政”。这一路径依赖的主要制度是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通过政府自有机构、政府合同委托机构、民间独立机构以及大学内部机构等多系统运转，将政治权力对知识的强制可能性降至最低，通过知识来源和竞争机制的多元化化解知识垄断，从而为具体的行政决策提供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支撑。风险概念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和无知的结合”，人们一方面在既有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又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或行动。因此，普通民众需要依赖专家，因为技术风险没有专门知识予以应对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专家本身又是知识和无知的结合体，经常会对同一个问题持不同或相反的意见;专家也可能同时受雇于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被相关利益团体“俘获”，影响专业判断的客观性;在现代社会，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和社会复杂性的加剧，科学领域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工业及环境风险的危机下，早前合法地称为科学的技术领域突然发现了自身的不可靠性。从前的科学是真善的保证的理念已经成为历史。”［6］因此，当技术专家建议决策者应当如何设计制度安排以控制风险的时候，他们不再是协助公共治理控制风险，而实际上是在生产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跨越了技术科学的功能边界。［7］技术专家的功能在于为决策者提供各种方案技术风险的精细分析，而不应代替决策者作出政策选择。因此，即使在技术性的风险决策中，无论是通过风险评估，抑或通过专家论证获得的专家意见，都不能成为绝对的真理，成为拒绝公开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理由。(三)以公开和参与为核心的公众参与模式另一种模式则是引入直接民主模式(或公众参与模式)，既然科学知识上存在不可解释的“不确定”性，那么就将此问题交付民众裁决，以此获取决策的广泛的可接受性。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共事务由“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非政府主体，通过或者直接参与行政活动，传统上被认为是“私人”的非政府主体成为了风险规制这一“公共”管理活动的决定者之一。［8］在风险规制中，所有受到风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与相关的风险决策。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削减政府风险规制所面临的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进行风险规制。布雷耶法官也注意到风险认知价值偏好的存在，他也评价了专家和公众之间风险认知的差异，但是他认为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差异是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弥补的。第一，现代社会里的风险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Douglas)和维尔达沃斯基(A．Wildavsky)所主张的，风险是关于未来的知识与对于最期望的未来所持共识的共同产物，是一种认知或理解的形式。风险的严重性并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风险的附着对象。［9］就未来尚未到来的当下而言，什么是风险取决于人类作为社群的主观认知，就是说，风险同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治理需要以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风险交流为前提。无视这一点的风险规制活动，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挑战和质疑。［10］第二，风险评估的过程无法完全脱离民众而存在。在技术性风险评估的框架中，风险评估是一种分析过程，运用有关某一物质的成分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可得科学信息，就暴露于该物质环境产生危害的可能性作出评估。风险评估本身是由四项不同的分析步骤组成:风险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界定。这些过程都无法脱离民众而单独展开。如典型情况下，风险识别依赖于如下四种信息中的一种或多种:(1)受控的人体试验;(2)流行病学研究;(3)动物试验;(4)化学结构、放射性、突变性、DNA损害及修复等的研究。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样本选择。这种选择也不能完全由科学专家通过内部程度封闭决定。第三，风险决策必须是在民众广泛参与基础上作出的风险分配。风险评估被认为主要地———虽然并非排他地———基于科学证据和科学分析。而风险决策是规制机构在充分考虑政治、社会、经济、工程中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以开发、分析和比较各种规制选项并选择适当规制方案回应潜在的长期健康危害后，做出的决定。风险决策不可避免地要求对诸如风险的可接受性和控制成本的合理性等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科学永远不能单独成为风险决策的充分基础。因此，规制机关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作出风险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不同利益诉求，从而做出不同的风险分配。在此过程中，公众参与具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当然在实践的决策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可能做到完全不考虑公众的意见或专家的意见，只是在不同类型决策中，二者所占的分量不同而已。因此，如何通过程序的设计来规制行政权力的恣意和专断，并且在程序中充分引入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两种制度，从而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策时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成为制度建构必须面临的难题。

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保障———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

在风险社会中，行政决策必须具备科学基础。这种科学基础主要通过以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专家咨询制度得以呈现。我国当下在地方普遍推行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就是旨在通过增强决策过程的风险意识，来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理性。本部分即以此为例，分析风险决策科学性的制度保障。(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如何可能如前所述，域外风险治理框架下的风险评估，主要指向食品、药品、能源、环境等领域的技术性风险，是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综合已发生的大量案例的详细资料，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在此种语境下，风险评估主要是一种科学性评估。其应当严格区别于后续的风险决策过程。然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不完全等同于上述语境下的技术性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性质:1、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次生风险。与技术性风险主要是基于某一元素、某一技术在科学领域的未知性及置身于复杂情景下的应变产生的风险不同，社会稳定风险通常并非基于决策本身的问题，而是基于其他前置性要素存在的未知风险而产生。如在各地因PX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其社会稳定风险源就并非基于该决策本身，而是PX技术可能存在的环境污染风险。在各地因垃圾焚烧场的设置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其风险更多并非基于选址本身的问题，而是垃圾焚烧作为一种垃圾处理技术可能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与技术性风险的单一性相比，社会稳定风险通常是一种次生风险，是基于其他技术性或社会性风险而引发。因此，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既要考虑风险管理决策作为公共决策所面临的风险，更需要考察其前置的技术性或社会性风险。2、社会稳定风险作为一种综合性风险。与技术性风险主要面对的是某一元素、技术等存在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同，重大决策事项中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元素可能是多元化的，即包括某一技术、某一政策本身在科学性上的不确定性，亦有可能因为利益相关人对相关政策不知情、不了解等引发，亦有可能基于对政府的监管不信任而产生。因此，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是一种综合性的风险，其可能包括技术性、社会性、自然性、财政性等多个方面的要素。重大决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存在的风险，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风险源，如果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问题。3、社会稳定风险作为一种社会性风险。与技术性风险主要是一种科学性问题不同，社会稳定风险尽管亦有可能基于技术性风险而产生，但其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风险，是基于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与决策主体之间的诉求冲突而产生。因此，技术性风险评估通常借助于理论假设、环境模拟、动物试验等多种方法而进行。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因其影响因子难以量化、数据样本的有限等因素，难以完全比照技术性风险评估而进行。通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则需要更多地借助于社会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和意见交换来解决。(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正是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次生性、综合性、社会性特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构不宜完全照搬技术性风险评估。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类似之处。域外风险治理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理论框架和制度建构，其足以为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完善提供可资借鉴之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公权力主体行使公共权力的一个过程，尽管其结果并不当然对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之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影响，也应遵循法治的基本框架。当下以行政措施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并不完全适应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为此，需要尽快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制建构。特别是需要完善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提升风险评估程序的法律地位，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必经程序”提升为“法定程序”。作为一种必经程序，其仅仅是决策主体决策权限范围内的一种裁量程序，无法经由行政复议和诉讼接受完整的合法性检测。要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理性，必须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上升为一种法定程序。未履行此法定程序，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撤销重大决策或确认违法的法定理由。2、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尽管重大决策主要依据决策对当事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确定，对其内涵难以做出精确界定。但目前实践中普遍采取的“定义+列举+排除+清单”的立法例，已能相对精确地勾勒出重大决策的范围。唯有将其范围法定化，方能排除行政部门的选择性适用，增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适用效力。3、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的适度分离。决策主体的责任在于以风险评估报告为基础，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要求，审慎做出风险管理决策。而评估主体的责任，主要从科学性、社会性的角度，对评估事项所存在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和评测。如果由决策主体直接来承担评估责任，则其极有可能将其政治考虑(意欲推动该决策的实施或阻碍该决策的出台)裹挟于风险评估的议程设定和评估过程，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11］4、科学区分重大决策的风险类型，构建多元、复合的评估机制。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次生性、综合性、社会性，对其进行评估难以通过单一的程序、方式实现。要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有效性，必须对其所涉风险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采取不同性质的评估机制。即:如子风险主要体现为技术性风险，那么应当以科学专家为主，通过理论假设、科学实验等方式来进行风险预测和分析;如果子风险主要体现为社会性风险，则应以社会管理和利益相关人为主，通过公平、开放的信息披露与意见交换程序进行。5、专家的利益声明与回避制度。为防止专家为利益集团所俘获，应当建立专家的利益申明与回避制度。专家在应邀参与风险评估时，如果与所评估的事项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关联，应当提前提出并进行回避。但是这一点并非绝对，如果其回避可能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如该专家是某一技术领域的绝对权威，其回避可能严重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即使其与所评估事项存在利益冲突，也可不予回避，但应作出利益声明，防止其利益关联影响风险评估的科学性。6、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及可审查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无论是否作为后续监管决策的过程性行为，其都属于决策主体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除了法定的免于公开的理由外，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公开。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开，不仅有助于利益相关人和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其对于实现对评估者的监督、提升评估过程的审慎，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决策者的风险评估报告，并不存在免于审查的法定理由。无论其是作为后续风险决策的基础，还是单独作为一个风险报告而存在，只要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其就应接受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审查。复议机关和法院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深入审查。

重大决策中民主价值的程序建构

(一)风险决策中民主参与的可能与空间强调风险规制中的民主价值可能会面临诸多质疑。如“无知的”民众对风险规制的参与有实际意义吗?将风险治理的决定权交给因“无知”而无法理性应对风险的民众，是否会将人类置于更为危险的境地?毕竟，在一般意义上，现代社会的风险是源于科学技术，而具有专门知识经过专业训练的专家对风险问题无疑会有更深的认知。现代人不再能够依赖于直接经验来辨识风险，而必须依赖专门“知识”。但是，专家和公众在风险认知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12］美国心理学家保罗•斯洛威克(PaulSlovic)也认为，在评估风险时，专家倾向于注意数字，遭受危险影响的整个生命或寿命的年限数字，但公众更为敏锐，他们关注一些更定性的变量。［13］据此，公众关于风险的基本概念比专家要丰富得多，并反映了常常会被专家评估风险时所忽略的因素。在AmericanPetroleumInstitutev．OSHA一案中，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撤销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关于苯的标准，认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没有就降低容许暴露限值可以获得的收益，提供一份由实质性证据支持的评估报告。该案后来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5:4维持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但马歇尔大法官出具了反对意见，认为多数法官的意见是“异乎寻常的傲慢自大和异乎寻常的不公平”，因为多数法官实际上是在进行重新审查。［5］168因此，即使是在技术性的风险评估领域，专家也不宜成为唯一的行动者。［14］(1)专家只是在极为狭窄的特定专业领域具备专业知识，超出其特定领域，专家和普通公众一样无知;(2)专家所固有的保守、固执与偏见。专家容易为既有知识框架和体系所束缚，会格外倾向于保护本学科不受挑战，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难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3)专家容易被俘获。在现代社会，专家经常会受雇于一些经济主体、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机构，专家在提供专业咨询时，会或多或少地将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意见裹挟于其专业意见中，造成专家被企业、被政府“俘虏”的现象;(4)事实和价值的交织，也会影响专家对于样本采集、实验方法的选择，从而影响科学判断的客观公正性。“尽管对于每一个科学家个人来说他们是在建立数据，但是对于科学家和其他翻译家的群体来说是他们在通过整合数据来确定事实的……那些观点能最终从相互矛盾的信息中生存下来，一方面取决于什么是真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那些采集特定数据并愿意相信它们的人的持续的权力。”［15］在风险规制中专家所遭遇的信任危机，表明通过专家理性模式实现的决策合法化模式具有内在缺陷，必须辅之以充分的公众参与模式。首先，公众参与的协商和民主决策有利于信息的充分交流，如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充分利用多元主体所掌握的分散知识及知识互补性。其次，公众参与可以为风险评估提供更为充分的数据样本和数据选择，增强风险评估的科学理性。再次，在决定如何应对特定风险的知识尚不存在的情况下，民众参与能够克服专家理性的缺陷，通过决策的公共化实现决策正当。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不再有专家，没有任何人能声称自己“有知”，也就是，没人任何人能够声称自己的决定比“一般民众”的决定更合乎“理性”。于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做出“正确的”或者说“符合科学理性”的风险决定，而是基于知识的有限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而通过民主决策实现风险的公平分配。其所欲实现的，并非“科学的”决策，而是利益相关人和公众“可接受的”决策。［10］(二)风险规制中民主参与的程序建构1、风险评估建议权与回复机制。风险评估程序的启动，不能仅仅由决策主体垄断。利益相关人和公众基于自身利益诉求或公益需要，亦存在提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议的空间。对公众建议评估的重大决策，如果确有必要进行评估，就应及时纳入评估计划甚至进行应急评估;不予评估或难以评估的，应说明原因和依据;对已有评估结论的，应予以告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对不同价值偏好的同等对待，弥补国家中心主义监管模式的不足或疏漏，尽可能保证评估议程和优先次序的合理性。［14］2、风险评估过程的透明与参与机制。基于专家理性存在的不足，风险评估过程不宜由专家完全垄断。为了确保风险评估结论的可靠性，风险评估过程必须是透明和开放的。在AFL－CIOv．Marshall一案中，贝兹伦法官(Bazelon)就明确提出，司法审查应当把目标定位于确保不同团体都获得富有意义的参与机会，更重要的是确保最后的行政决策是商谈的产物:法院的作用是……监督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行政机关应当站在专家和政治争论之外，确保所有问题都得到彻底的公开讨论。为此，他关注可以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行政程序，而不是关注分析方法。3、风险评估结果的说明理由。风险评估有效性主要体现于其理性，无论是对于决策者，还是对于公众，充分的说理不仅能够展现风险评估报告的科学理性，更是后续风险决策和监督审查的基础。在美国，以风险评估报告欠缺充分的说理而被撤销的个案屡见不鲜。在PortlandCementAs-sociationv．Ruckeshaus一案中，Leventhal法官就明确指出，根据并不充分的资料、数据颁布规则，或者根据关键部分只有该行政机关知晓的资料、数据颁布规则，与规则制定程序的目的是相悖的。因此，法院的司法审查任务就是探究行政机关分析说理的质量。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行政案卷必须详细载明决策所依据的方法以及相关联的说理。［5］1444、同行评审。风险评估是否按照当下科学共同体公认的适当方法和标准得出科学上可靠结论的问题，普通公众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是很难对此进行实质性的评判。而由同一领域内专家对风险评估及其初步结论进行匿名评审，有助于从专业角度发现评估结果可能存在的瑕疵与错误，能够更好地确保评估结论的可靠性。当然，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上，同行评审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在对食品风险评估的问题上，可先由某些具备资质的实验室或技术机构进行初评，然后由国家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进行复审。5、风险评估结果的救济机制。决策者的风险评估报告，并不存在免于审查的法定理由。无论其是作为后续风险决策的基础，还是单独作为一个风险报告而存在，只要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其就应接受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审查。在域外，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的司法审查，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①阿兰•劳尔(AlanRaul)也明确提出，在风险评估的司法审查中适用多伯特原则，能促进行政机关将所有潜在原则、假定和事实公开，迫使行政机关全盘交代其科学决定的根据。劳尔相信更严格的司法监督将促使行政机关更多地向法院和公众公开。［16］

在现代风险社会，行政决策的做出必须具有科学根据。通过风险评估等程序引入专家知识，能够提升行政决策的事实基础，增强行政决策的理性。但专家理性具有内在的不足，风险规制过程不可能完全由专家主宰，即使在技术性的风险规制中，科学(风险评估结论)也并非成为风险决策的唯一根据。专家和民众在风险认知方面的差异，使得过于偏重任何一方的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在实践中奏效。民众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决策过程中，都具备参与的正当性基础和空间。完善的风险规制，应当根据风险的不同性质，科学分配专家理性模式和公众参与模式的作用方式和空间，在充实风险决策的科学根据和民主价值的基础上，做出合法正当的风险决策。风险决策的专家理性模式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如下制度条件:(1)风险评估范围的法定化，避免风险评估的选择性适用;(2)评估主体与决策主体的适度分离，避免风险评估的偏见;(3)风险的类型化，将风险评估的范围局限于科学问题;(4)利益申报与回避制度，在确保风险评估科学性的基础上避免利益冲突;(5)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便于同行和公众的监督;(6)同行评审程序，通过同行的专业评审减少或避免可能存在的评估缺陷;(7)风险评估结论的可审查性，通过复议和诉讼实现监督和救济。风险决策的民主价值，则需要通过如下程序予以实现:(1)风险评估的建议权和回复机制;(2)透明的评估程序和参与机制;(3)风险评估结果的说理;(4)同行评审;(5)评估结果的监督和救济机制。当然，风险规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除了上述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程序之外，还需要其他机制和制度的配合。如广泛和充分的风险交流，如决策之后的风险补偿机制等。

本文作者：成协中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