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高职宪法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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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廖原工作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1995年司法部提出要根据法律职业岗位要求合理调整办学层次，积极发展高等法律职业教育。1999年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合出台了《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由此引发了对于法学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定位、如何运行，迈向何方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讨。本文涉及的问题是：作为法学核心与基础课程的宪法学在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背景及环境之下，应如何来寻找自身的定位。笔者认为，要找准这个定位，需要结合宪法学在法律职业教育中的功能来进行。

一、法律高职教育的特点为宪法学的教学确定了基调

高职法律教育是有别于普通本科与大专法学教育的一个特定层次。它是将原先法学专科层次的教育模式进行转化，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对于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社会需求的人才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人才———学术型、科研型人才；一类是将客观规律的原理应用于实践从而转变为工程、产品等物化状态，并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人才———应用型、实用型人才。”［1］以法学、法律人才来看，也可以根据此标准大致分为：一理论研究型；二法律实践型。从教育层次将理论研究型划归普通高等教育，将法律实践型划归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是顺理成章的。但制度层面则复杂得多，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将本科以上层次定位为普通高等教育，把原先的大专中的相当一部分专业和教育机构转化为高职专业和高职类院校。作为法律实践类的职业从传统意义上划分主要集中于法院、检察院、律师、公证等部门和业务类别。这些业务类别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等职业岗位有着严格的准入标准的限制，使得将作为培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为职责的高等法学职业教育反而不具备直接向这些传统法律职业岗位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能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高等法学职业教育处于尴尬的“戴着脚镣跳舞”的状态，不仅要跳还要跳好，以适应现实的要求，于是乎，高等法学职业教育受困于制度和自身教育层次的因素，将其培养的人才目标定位在了法律职业辅助型人才之上。尽管层次下移，但是作为法律职业辅助人才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技能。这种现实的状况实际上将法学职业教育与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做了概念式的分野，法学职业教育包涵了所有层次的高等法学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因素，而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仅指高职高专类的法律专业教育。虽然在教育体制上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受到了法学职业准入制度的较大制约，但其却具有较强的弹性和制度回旋性。因为，尽管处于高等法律教育的最低层次，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也具有其发展的空间，一则是毕业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从事辅助性法律职业工作；二是基于各种专升本的制度存在，使得法律高职教育有着一定的过渡性质，从实际状况来看，很多法律高职类学生会选择在毕业之后继续进行本科学习，甚至在校期间就参加法学或其他专业的本科自学考试。这就要求法律高等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单向度的只能成为法律辅助型人才，其可塑性极强。因此，关键是如何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好高职教育自身的制度空间，把握好其衔接性和兼容性。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不管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目前都难以能真正地将学习专业与就业完全贯通。数量不菲的法科学子毕业后难以真正到法律职业部门去就业，这个问题是存在于普通法学教育与职业法学教育两者之间的共同问题。以上的因素会影响和制约到法律高等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但问题的出路还需要在强化法学教育教学功能的基础之上寻求破解。发挥基础课程的职业教育功能则事关重要。因此如何结合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来做好《宪法学》的教学工作，则是需要认真探索的课题。这涉及如何针对教学层次和教育方向的定位来把控《宪法学》包括教材的选用、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式的采用等教育教学中存在着的重点问题。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宪法学》的教学来服务于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宪法学是什么，学者们众说纷纭。概括而言，宪法学通常在三个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一门学问；二是作为一个学科；三是作为一门课程。这三个意义上的宪法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三者都依赖宪法，关注宪法现象与宪法问题；作为学问的宪法学是作为课程与学科的宪法学之基础，作为课程与学科的宪法学都重在传播作为学问的宪法学。”［2］《宪法学》课程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定位是法学专业14门主干课程之一，是法科学生的必修课。这个定位立足于法律高职教育的整体出发，确立了两个基调：一是宪法学是主干课程；二是法科学生必修。既然是法科学生必修，法律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开设宪法学课程是毋庸置疑的，但课程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设计，使其更准确的适应于法律高职教育的特点和其培养的辅助性法律职业人才的需要，并对学生走向社会工作或继续进行法学深造打下一定的基础。这客观上要求法律高职教育中开设的《宪法学》必须要与普通法学教育本科的教学定位相区分。目前存在着的情况是，整个法学教育的规模扩大了，但教学的分类性与针对性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上存在着趋同性，导致目前不仅法律高职教育难以和本科教育相区分，很多法律高职专业教师原本从事的是普通法学教育。在高职教育提出之前，法学大学专科和本科也并没有很严格的教学区分，即如在既开设有本科又开设有专科的法学院校，基于节约教育资源和成本的目的，专科和本科同堂教学，从课本到教学内容完全一致。现在已开设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院校或专门成立的法律高职院校，基本是从原先的普通专科或成人院校转制而来的，在教育教学内容上，大多照搬原先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导致《宪法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没有能凸显法律职业教育的针对性。正是基于如此的状况，笔者认为，必须要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在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中《宪法学》课程的定位问题。

二、宪法学教学的功能是把握宪法学课程定位的基准

宪法学是围绕着宪法规范及宪法实践中所存在的现象及问题而展开的一门学科，宪法学课程也是以宪法学作为依托的，因此宪法学教学应当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来展开。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要开设宪法学这门课程，换言之，宪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必修课程，其对于法学专业本身而言有何重要意义？基于宪法本身在一国制度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均以宪法作为其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并以此证明国家及政权的合法性。新中国成立伊始，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就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制定出一部宪法来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说明了这一点。这也使得学习宪法不仅仅是法科学生的专利，其他学科以及各个层次的学校教育均会涉及宪法教育的问题，当然非法学学科的教育程度只限于制度框架和基本规范，不会涉及宪法更为深层的专业领域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宪法自身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宪法的根本法属性。“宪法关系主要是指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一般而言，宪法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关系：（1）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2）国家与各民族、各团体之间的关系；（3）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4）国家机关内部的关系。”［3］宪法的四大基本关系中，国家成为了恒定一方，而这里的国家并不是抽象的政治理论概念，而是以国家机关的面貌出现。宪法关系中最基本的主体是国家与公民，因此，从某种意义来看，每一个公民都有学习宪法、应用宪法和遵守宪法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的至高性与其最根本性的逻辑基石就是人权的保障。法律本来就是为了调整和保护公民与社会各主体的权益而制定的行为规则，人权更是各种权益中的基础性权益，这也是法学学科应当将宪法学作为必学科目的重要原因。在法学教育当中如何来定位宪法学，各院校既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如有的学校将宪法学的教学课程定位于使学生初步掌握我国宪法的总体轮廓，为今后从事宪法法治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有的院校将《宪法学》课程主要定位在，是为培养高品格、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宪政意识提供支撑和服务。课程的具体目标是培养大学生初步的宪法意识和宪法思维，尤其是运用宪法分析现实问题和指导国家立法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宪政观念和法治意识，为学习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奠定基础知识和价值观指导。［4］当然这些定位并不是针对于高等职业法律教育的，但有相通之处，高职类法律教育必须坚持对于学生法律素养的培养、法治理念的树立以及法律思维的训练，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可以降低一些，但是理论素养的培训却不能放弃。宪法学对于以上的教育需求都能够一一的回应，所以宪法学能够成为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人权的保障规范对于我国法制的实施和法治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人民网曾经报道过一则事件，北京63岁老人黄振沄在崇文区人民政府要对他的房子实行强制拆迁时手拿宪法进行维权。2004年4月1日上午，当强制搬迁的人员来到他家，黄振沄拿着一本《宪法》进行抵制，使得这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暂时保留了下来。据称，这是修宪后北京市第一例抵制强制搬迁的事件。这本新《宪法》中有一页被老黄特意折起一个角，又用蓝色圆珠笔划出这样一些字句：“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老黄说，修改后的《宪法》单行本刚刚发行，他就专门跑到书店去买了一本。［5］该实例说明了，非法律专业的普通公民，主动利用宪法来维权，而且类似的例子其实并不罕见，反而是受过法律专业训练与学习过必修课《宪法学》的法学专业人士直接拿起宪法维权或替他人维权的事例较为罕见，其原因何在？其实质就在于宪法学在教育教学中出现了偏差，没有能真正培养出具有法律素养和宪法意识的法律职业人才，专业教育反而成为了专业桎梏。

三、社会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是宪法学课程的方向

法治发达国家中宪法的适用性是很强的，因此其法律职业者需要有较强的宪法素养和宪法知识。不仅仅如此，即如美国学者所描述的在美国，“今天，在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都被宪法所渗透。不管是在人力资源管理、社会服务、基层（‘street－level’）行政、公共教育、心理健康，还是在行政决定、行政区划、环境管制等各个方面都包含了宪法知识。不仅是人、消费者、合同订立人、财产所有者、公共雇员、被监禁的人和大众心理疾病患者（publicmentalhealthpatients）形成的公共行政关系，而且也包括那些从事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个人，都一定程度上受到宪法的制约。”［6］由此可见，在美国，宪法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的行政也被视为落实宪法的过程，其行为也时时会被公众质疑是否有违宪之可能。大家都知道，法学是实践性学科，实用是其生命力所在，在我国的法学教育领域中，之所以诸如刑法学、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较为具有吸引力，就是基于其法适用性。宪法一度被视为与法理学、法制史等学科一样并入基础理论型学科当中，也就是因其在我国差强人意的适用性所致，以至于曾有人戏称我国宪法为“闲法”。但实际上，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宪法是有较大期许的，尤其是在私有财产权保护和人权保障等条款入宪之后，在中国各地都出现了手持宪法维护自身私有财产权的事例。最为典型的公民依据宪法维权的事例莫过于，2003年因孙志刚案件引发的北京大学3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到2009年北京大学5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违宪性审查。这两次维权活动虽然并未直接引起宪法的直接适用，但是最终都促成了作为这些行政法规的订立者的国务院对这些倍具争议的法规予以撤销，并重新颁布新法规来取代。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性和其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最低保障性在现实中引发了诸多困惑与学术纷争。而我国法学教育的较大问题就是对于现实的困境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尽管这种状态在近年来有所改观，在推动宪法实施中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实际上，民众对于宪法的期待是很大的，作为专门从事法学职业教育的高职类院校而言，绝对不能因为自身的层次不高而放弃对于宪法意识的培养。那么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应如何来给宪法学课程定位呢？首先应把握好宪法自身的基础定位———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在设计高职宪法学课程时，必须将宪法学与法理等理论基础类课程相区别，以功能教育为主，立足于宪法的终极目标，教学的方向把握好保障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角度。这个命题是法治社会对于宪法的期待和追求，既然是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就必须抓住法律职业的基础———对法的理解。这要求对于宪法学课程的讲解不能脱离法规范本身，而过多地去强调它的理论性，这是因为宪法学一般是作为初入大学校门的法科学生第一门部门法课程。如果将宪法学课程设计好了会极大地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和对法学的学习兴趣。最能吸引初入法学学生的教学方法就是以案例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仅是听案例听故事，而是通过对于发生于国内和国外的案例事例，深入浅出的描述，适当引入学生讨论，从而培养学生的对于法治实践的初步认识。宪法在我国的弱适用性恰恰是激发学生思考和深入学习宪法的一个问题导引，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宪法学课程定位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理论素养，因为作为几乎是新入门学生的第一门法学专业课，过于期待它的理论功能是不现实的，宪法学的理论功能与素养基本上是研究生阶段需要解决的功课。所以宪法学课程应定位于引发学生对法学的兴趣以及诱导学生的法律行为意识之上，树立起法学是实践学科的观念。而宪法实施的困境是我国各阶层对宪法的实践性认识不足，应用观念不强所致，法律职业人才比普通公民更应树立起运用宪法来进行法律职业的信心。这也是符合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注重职业能力培养的大方向，通过宪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的学习，最终树立起法律职业人才的法实践性，与法律职业思维能力。就此而言，宪法学作为基础性课程并非基于其理论性，而是基于其实践性的考虑，这又恰好是过去我国大多数院校在进行宪法学课程定位时被忽略掉的重要一面。

四、宪法学课程实践性定位的实现

宪法学课程是树立法律职业高等教育学生法的实践性观念的基础性课程，但是其实践性不能与民法、刑法与诉讼法的实践模式等同。这里所说的实践性，以其说是在实践中教学，不如说是引入实践的观念和思维定势，为学生今后的法律职业奠定知识和意识的基础。我们之所以不提中国宪法学而是宪法学，是有意扩充其内涵，因为研习外国的宪法制度更能有效地让学生能感受到其浓郁的实践理性。宪法学的实践性不仅是操作性，其实践的观念与思维在教学培养中更为重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宪法的实践性不能只靠宪法学教学来提供能力和知识储备，它必须与其他课程结合起来。而就宪法学课程来看，不仅仅是通过观摩选举，了解立法等活动来进行实践性教学的，更重要的是以宪法事例的学习，来指引法律职业人才今后开拓出更宽广的法律职业道路。从宪法学的功能来看，其起的作用往往是先学而后悟的。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