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宪法机制探索

导语：经济转型的宪法机制探索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本文作者：陈文华石绍斌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经济转型的涵义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型问题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说法:第一种是把转型理解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第二种是从生产力角度把转型理解为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第三种是指经济体制与社会形态转型的结合;第四种是指从传统社会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即从传统的社会主义阶段回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五种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的转变。在当前正在进行转型的国家里,从表象上看经济转型是人们试图改变过去的正式经济运行规则。然而就转型实质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变革以前缺乏新制度的规范和文化,那就是缺乏对于市场经济改革后社会变化的心理预期,会难以接受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人们的期待和信仰,往往先于制度和规范的形成。人们之所以愿意或者能够接受新的制度,是人们看到新制度能够改变过去的不合理的制度,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民众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个社会就有了变革的基础。因此,转型的实际困难往往在于制度的非正式约束方面。制度的非正式约束、制度替代的路径依赖等特点、体制演变和创新的长期性,使得制度变迁和市场制度的形成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转型国家的新制度安排过程中,最为困难的就是:人们很难迅速接受另一种新制度的价值观念,并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自己已有的价值判断。按照制度是人们对实际游戏规则的共同认可这个概念,制度需要人们共同认可和维护,以使游戏规则能够执行。问题是,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如何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历史的发展证明:当一种模式被人们当作新的习惯广泛地接受时,新的制度才能诞生。制度的变迁,就是要改变人们的期待和信仰;而要使人们的期待和信仰发生改变,则是相当缓慢的过程。[1]且事物发展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综上分析得出,现有的经济转型理论过于依赖表层的假象了,显得十分的单薄。以富强作为经济转型的判断标准之所以大行其道,只不过是迎合了人性中的功利心理。趋利避害本无可厚非,然过于强烈会使得人们丧失自我,失去自信,以致在参照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沦落为边缘的困境。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演绎中的一个轨迹,它的出色表现只不过证明了人类对经济社会生态的阶段契合,因此,市场经济是时代产物,而并非是普适性的产物。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来界定经济转型,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自我否定,充其量不过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拾人牙慧罢了。鉴于此,从形式上看,经济转型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型;而从实质上看,经济转型则表现为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经济生态的契合。

(二)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转型一词比转轨能够更好地描述中国经济的变化。转轨预示着变化过程将达到一种明确的和最终的状态,然而中国的情况则是,经济体制将采取的最终形式仍然是未知的。从历史上看,当在一套既定体制下用以解释行为的获利动机和经济自利思维业已促使赚取更多财富的新体制的设计时候,体制变革就会发生。然而,在中国发生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在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种政府行动,尽管私人的利润动机也在起作用。[2](P2)据此,有学者提出了双重转型的见解。双重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存的状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理解为体制转轨,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指从市场未发达阶段向发达的市场阶段转变,可以理解为发展转型。由于中国经济转轨面对的任务并不单纯,体制转型并非是纯而又纯的体制形态转变,还要受到其他的转变条件的制约,故而转型不可能按照改革方案预先设计的路线前进,必须将发展指标与改革指标结合起来衡量经济体制转换的进程。[3]从解放初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虽几经调整,但一直未脱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消灭的路线,总的经济政策是,一切资源实行国家统一调配,而且大部分时间排斥市场、拒绝交换,因此经济形式最终还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1978年后,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就开始伴随着一系列经济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具体来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宏观经济体制转型、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体制的发展转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运行形态转型、社会发展形态转型等。但在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会迅速地也不可能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双轨制经济运行形态,这也就意味着同时具有了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随着改革层面的扩大和深入,这种矛盾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经济技术形态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正在经历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转换,即从原有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全面的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相应变革。这场改革是极其深刻的,但它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构,是社会主义社会建构模式的转换。这种模式转换虽然不涉及社会形态本身的改变,亦即不改变社会的基本类型,但它却涉及社会形态内部的社会具体类型的改变,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由一种具体类型转变为另一种具体类型。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转型预示着现行社会正在经历另一种意义的社会转型,这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并进而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所谓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亦即社会现代化,主要就是指这一过程。当然,经典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但如今工业社会又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所以学者们提出了两次现代化的观点: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进一步走向信息社会。[4]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仍是继续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同时也现实地面临着抓住机遇、大力吸收信息革命成果的问题。所谓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型亦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应从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特征的相应变化去把握;而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便构成社会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反映了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从性质上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两种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社会基本类型的转变,是一种十分深刻的社会转型。

二、经济转型的宪法效应

(一)经济转型中的近代宪法。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工业生产已开始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农业生产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赢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农场,资本主义生产已渗入一切经济领域,彻底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改造的自然法学派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后经培根、霍布斯、洛克以及法国启蒙学者和重农学派的进一步完善和修订,创造出力图摆脱国家和神权束缚的社会契约论、理性主义、原子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及自然秩序论等,从而为经济自由主义取代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由原始积累形式向资本积累形式的过渡,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拱手出让了其主导地位;又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已经或开始夺取政权,以古典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取代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以及用政治自由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蓬勃发展,以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并茁壮成长。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突破了原来的自然经济的老式框架,逐渐发展成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一种经济形态。[5](P8)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只有遵循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经济规律,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生产和消费。然而,要实现等价交换还取决于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是否平等,一切登记、特权以及维护这种等级特权的社会制度都与商品经济不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必然催生了平等观念。另一方面,自由竞争要求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这一点只有当劳动力和生产原料在市场中能够自由买卖时才能做到。因此,商品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自由观念的产生。只有在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平等自由的观念才会普及并为全社会所接受,也只有当商品经济已处于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时,伴随商品经济的平等、自由观念才会成为时代精神。近代宪法正是以平等自由为思想基础和价值追求的,所以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近代宪法产生的经济条件。因此,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亚当#斯密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只需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不要去干预自由市场的运行和社会经济生活。经过近代市民革命而出现的近代宪法,将一切国民作为不可侵犯之人权的所有者,且在法律上有平等的价值,否定了特权和等级体制;又通过保障作为人权的财产权和引进国民主权,否定了封建所有制和君主主权。权力的目的已发生转化,只有保障国民的人权,才是权力、政治,以及执政者的目的,唯有如此,权力才具有合法性,近代宪法建构了一种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体制,这是一种只要不侵犯他人的人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人权,而且还可以通过契约限制他人人权的私的自治的体制。政府为确保这种人权保障体制,要求起到夜警的作用。它是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作为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Theleastgovernmentisthebestgovernment)的宪法体制。(二)经济转型中的现代宪法。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在工业上的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不仅加快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且促使企业尤其是股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致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里,到二十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集中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垄断逐渐取代了自由竞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就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了。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6](P7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于是得以产生,即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力量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相结合。鉴于此,1926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5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6一书,公开摒弃了自由放任原则,力促借助于国家对货币流通和信贷的调节,来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失业和经济危机。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所产生问题的累积,终于导致了从1929年到1933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的空前严重性和持久性,宣告了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理论的破产。1933年弗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他抛弃了传统的国家不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宣布实行新政。所谓新政,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克服危机。在大危机之后,1936年凯恩斯又以新政为先导,发表了他的代表作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6,提出了系统的就业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从而同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彻底决裂。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促使了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向国家干预的经济体制转型。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种试图克服近代宪法局限的大规模的尝试。面对着这种事态,资本方面将如何回避以资本主义体制为赌注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实现体制内化,如何确保个别资本追求稳定的利润,这些均须采取迫切的回应。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着资本主义体制,另一方面则紧锣密鼓地对近代宪法进行修正,现代宪法于是得以产生。[7](P113)为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体制内化而进行的尝试,欧洲已经从19世纪后半时就开始了。但是,在宪法阶段进行尝试,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是现代宪法产生的一个标志。现代宪法一般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引进社会国家(福利国家)的理念,追求保障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国民过着真正人的生活。这种理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引进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

三、经济转型中的宪法体制

(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经济转型中的冲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原有社会机制的整合功能必然急剧下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经济转型意味着利益的重新配置,既得利益者与即将分享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必然随着转型的深入而愈来愈激烈。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也因转型的普适性而存在于各个国家,它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独有社会现象。十七世纪形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思潮里,个人是社会的本原,其权利的正当性乃是先定的。虽然它赋予了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存在以意义和价值,但国家的存在及其权力运行归根到底是保障和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权力既可以成为个人自由的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又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者乃至损害者,为了防止后者,国家权力的范围应当比照个人自由的范围来界定,其行使要严格依法,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个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能做的事或成为他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这种认识在资本主义早期导致了法治和宪政的观念与实践以严格的限权为主旨,国家权力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以充分尊重社会生活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政府就像一个守夜人,为社会提供外部安全和秩序,以致于一个具有守法意识的公民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不会意识到政府的存在。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带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又引发了政治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广泛不平等,社会矛盾渐趋尖锐激烈,人类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危机,这使得人们开始认真严肃地反思启蒙时期以来的自由主义权利观。作为反思的结果,社群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本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开始熟悉并接受一种新的国家观,即:国家应当在推动经济、保障公民生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方面担当起积极责任,如提高和增强汲取资源和缓和乃至消除社会冲突的责任能力;主动参与防止市场失灵、协调经济和政治平衡的行动等等。立足于限制国家权力以保证个人自由权利充分实现的严格法治主义和宪政观念就逐渐让位于一种积极的法治观念和新宪政思想,即:一个有效的政府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而且要积极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应具备的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以及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8](P114)由于这种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强有力支持,作为对社会生活全方位干预的典型表现,国家权力的扩张在本世纪后期得以迅猛发展。在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是近代以来一直持续的诉求,然而看似轻易的工业化掩盖了厚重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自此中国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路径。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予中国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机会,而恰恰是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排斥和掠夺,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和社会危机的爆发;正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成为了另一个现代化的替代方案。[9]为发展现代化而建立的新中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发展之上,这是民族国家一旦建立就无法违抗的天命。由于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新中国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而为国家炼钢炼铁的主人翁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得以完成,迎来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后,工人不单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也成了资本放逐的对象。当经济转型要求为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提供不同的制度性理念基础时,社会伦理正当性的论据负担对我国国家体制来说是超负荷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构型的社会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而在这一深刻变化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也会如影随形。(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经济转型中的协调。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矛盾冲突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现象,尤其是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分属不同的权力(利)系统并遵循不同的发展逻辑,二者在行使主体、法律地位、运行方式、社会功能乃至目标函数和行为指向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或明显的差异,而差异本身就是矛盾。一般而言,二者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冲突双方为谋求特定利益或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进行的竞争、博弈甚至对抗。[1]当冲突发生时,如果采用对抗的方式解决冲突,在社会权利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力量向其中任何一方的倾斜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公民权利过重,政府权力畸轻,那么,在公民权利过分张扬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将会导致社会崩溃;反之,则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过分集中甚至被滥用,进而排斥民主和法治,形成专制社会。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证明,采用妥协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有鉴于此,妥协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现代妥协理论认为,在冲突各方对立的情况下,要制定一个让各方都完全满意的方案来解决冲突是不现实的。相反,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制定出各方虽不完全满意但至少都能接受的方案,既有利于冲突的解决,又能降低社会成本。科恩强调,这种兼顾冲突各方利益,权衡冲突各方争议,从而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的过程便是妥协的过程。妥协也是一种公共理性的智慧表达。妥协之所以能够成为冲突解决机制,是因为妥协浸透着平等、宽容、合作、尊重的公共理性精神,体现了人类解决自身矛盾的理性自觉。妥协理性崇尚现实主义,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达尔和阿克顿勋爵赞叹妥协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张力是必然的,但二者呈对立或对抗状态则不是也不应该是必然的。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二元结构中,单向度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过分强调国家干预,会损害公民权利并扼杀公民社会的活力;而过分强调公民的自由经济权利,又可能抑制国家活力并弱化国家的社会调控能力。实践证明,干预过度的全能主义国家与失去控制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败。对于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引入西方的有限政府论,强调限制政府权力,在转型的一定阶段对于打破全能主义政府体制、结束计划经济,的确具有一种启蒙性的积极意义。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国内压力,都不允许片面强调限制国家经济权力。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而是如何规范国家权力,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使各级政府在法制框架内依法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职能,确保社会转型的稳定、有序,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的。二者完全有可能并行不悖地均衡发展,从而避免零和博弈的陷阱。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张政府权力,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因而从发展趋势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逐渐趋向均衡的。这里所说的均衡,是特指权利)权力资源配置和运用中的均衡,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更不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而是强调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动态的张力平衡。这种均衡意味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在理性引导下,形成一种相互妥协、和谐发展的关系结构,实现了正和博弈。在均衡机制调解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表达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而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层面上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总之,市场经济只存在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合理化、规范化的均衡关系中。因此,建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合一均衡的关系模式,实现二者的和谐运行和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足以使当时的人感到社会丰盛而不是贫困,那么当世界大势、现代化的潮流已经打破知足常乐、民风淳厚的农业社会时,就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经济、刺激需求、确保公平的新社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生存数据、享受数据和发展数据,都能获得个人充分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是现代化的应有主题,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和衡量其自身文明程度和先进水平的标准。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地实现了这种转变,高瞻远瞩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由伦理本位向生产力本位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作为现实反映的宪法,也就必然对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进行崭新的诠释,从而为转型中的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