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价值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具有极为紧密的关系，除了传统的“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外，宪法确立和彰显的价值有利于制约刑事诉讼法肆意妄为，有利于保障人权。西方国家普遍重视在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宪法价值，建立刑事程序法治。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体现宪法价值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在修宪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在完善刑事程序法治、保障人权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关键词：宪法刑事诉讼法关系体现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概论

要研究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就必须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法学理论看来，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常常处于冲突状态。惩罚犯罪带有强烈的国家强制的色彩，而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不当侵害的威胁。此时，宪法的价值就得以彰显。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最高法的形式设置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可以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底限，从而约束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有深入的认识。

二、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域外经验

内容提要：以宪法概念思维以发现问题和解决纠纷为取向，既是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也是实施宪法、解决宪法问题的客观需要。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宪法思维就是法官在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的规范涵摄过程，其目的是在宪法纠纷和疑难案件中确立价值，发现规范，在个案中实现正义，因而宪法思维也是一个新规范的证立过程。以宪法概念思维，可以增进法律人对各种宪法规范属性的认识，提高对宪法规范的诠释和理解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宪法，进而通往沟通与理解之路。

关键词：宪法概念，宪法思维，宪法规范，宪法事实，规范发现，宪法解释

一、引言：谁思维？法律思维还是法学思维？

欲使宪法摆脱昔日人们心目中作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那种形象，其途径之一就是增进宪法的科学化，这就需要加强对宪法问题的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是一个以宪法概念为起点和工具，对特定宪法事实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在于对宪法事实形成一个新的陈述。在形式逻辑上，这一新陈述既可以是全称判断，也可以是一个假言判断；既可以是肯定判断，也可以是否定判断。在司法实践上，这一新陈述就是一个新规范。

那么，宪法思维和宪法学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吗？这须探究法律思维与法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或者更正人们原来对某一事实的错误认识，并用文字形式将这一事实描述出来。这也是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学科的由来。所谓描述性，指的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亦可称为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所谓规范性，指具有评价性，评价需要标准，标准带有规范性质，涉及价值判断，可称为规范陈述。“自然科学、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以及经验性的语言通常被理解为描写性（描述性）科学，而诸如法律或者伦理则被称为规范性科学。”[1]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科学并非总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世界观、自然观、生活态度、科学目的等均作用于科学发现过程，这使得即使是科学研究，也总是在一定价值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法律研究，法律思维无非是以法律概念为工具对一个法律事实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的和结果是发现一个规范。广义上的法律思维主体是法律人，包括立法者、律师、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实践者，狭义上的法律人仅指法官。如果将法学视为一门科学，则法学就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这就是发现。只是法学思维主体是法学家，而不是法律实践工作者，法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法律问题，而非法律规范。由于法学研究不仅是对司法实践中各种方法的评说，法律问题的发现还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蕴涵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程序创设新规范的可能性。这使得法律思维和法学思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也是为什么英美法学传统并不甚区别“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原因。

一本美国作者所著的《法律研究过程》（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也被翻译为《法律研究方法》，[2]翻开来，通篇所讲的是“什么是首要法源？”（primaryauthority）“什么是次要法源？”（secondarysources）及法律语言、法律术语、怎样使用法律词典、为什么要研究判例？程序规则是什么？法律道德如何等。台湾学者所著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名为“法学方法论”，其全部内容是对充满法官中心的法律、法律类推、类推适用、解释方法等的评说。[3]这样的内容曾经引起我的困惑。我就想，这是谁的方法？这不是法律家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所关心的事吗？作为学者或者法学研究难道与作为纯粹实践意义上的法律家的工作没有区别吗？翻开欧陆法学家的著作，可以看到，欧陆法学家在充分认识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和法律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差异的前提下，在撰文过程中通常将两者等同起来使用。例如，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在谈到法律方法问题时就认为，关于法律方法并非只涉及到甚至也不是主要涉及到“法学”。在权力分立的国家，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首先的问题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在实践中适用法律规范。这是因为，法学除了教育的功能外还有一个任务，即立法中支持立法者、在法律适用包括法官造法中时支持法院。它也支持着方法规则的发展以及对方法规则适用的批评。并说道：“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在实践中使用的、司法与行政的法律方法就是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批判的重要对象。”[4]因此，从方法思考的主要目的看来，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学方法论”，而是真正相互竞争的法律实践的方法。正因为此，司法实践中法官所适用的包括程序在内的各种规则、解释方法就既是法律实践中的方法论，也构成法学研究的对象，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意义上被既作为一种工具，也作为一种术语使用着。只是在此需要注意这一问题，既然实践意义上的法律方法被法学家作为对象研究着，在此意义上两者合一，那也需要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法律方法除服务于实践中的规范发现之外，作为研究对象，它还是学者对法院裁决使用方法的说明与批判，或者批评性讨论。[5]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工具的法律方法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方法并无实质区别。同时，在区分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以识别出判例法和大陆法两种法学传统的差异，及两大法系分别注重法学家和法官对法律解释和法律形成影响的特征。此外，英美法研究传统一直注重服从实践中问题的需要，无论是分析、研究，还是推理和判断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少有大陆法传统那样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抽象与思辨。这或许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英美法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英美法传统中的体现。此处便不难理解霍姆斯那一著名的“普通法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的法律论断所体现的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判例法基础，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即英美理性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经验理性和个案理性，大陆理性传统则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理性和普遍理性。

一、行政法价值的前提—价值与法的价值马克思曾提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①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②马思关于价值概念基本含义的论述，对法的价值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价值论研究的深人，又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两个方面。峋据此，价值的主体是人，或人之延伸与结合—社会，而不是物。最基本而最终意义的价值主体只能是人。“凡是谈论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应当是相对人而言的，价值为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①价值的客体主要是物，这里的物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物，是指人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它可能是物质形态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作为物质形态的物自不必多言，作为意识形态的物则包含着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法律规范、政治策略、社团规章、组织纪律等。⑤

价值的前提是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价值就不可能得以体现，就没有价值问题。而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价值的内容为“对于人的意义”，即一是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人在处理客体与人的关系时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作为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的价值，是最直观的价值表现。表现着外在物与人的关系的应然状况，包含着人的希望与理想的成分。所谓绝对超越指向，是指价值在主体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对于主体始终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和目标意义。“绝对”一是指价值与主客体关系始终同在，在时间上是绝对的;二是指价值对于主体具有不可用其他替代的性质，在性质上是绝对的。“超越”同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价值作为永远的追求，总是超越于主体的能力;二是指价值总是高于现实的，是主体的理想。作为绝对超越的指向，价值对于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甚至是人的精神企求与信仰。

价值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作为一种绝对超越的指向，包含着人类的要求与愿望。它属于人的理想的范畴，是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目标，在指导人类的同时，又评价着人类所关注的外在物与自己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相关思想与行为。“价值是人类维持生存与走向完善的双重需要。”

法律作为主体之外的物，之于主体同样具有价值，即法的价值，它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笔者认为，法的价值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但它必定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因为法的价值是法之于主体的意义，是主体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见前述)，那么，法于不同的主体，就应有不同的基本的价值。首先法之于个人，其基本价值无外乎为自由、平等、生命、安全、财产;法之予社会，即法的社会价值，最基本应为:和平、秩序、文明、正义、发展、效率。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

论文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紊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本文首先概括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其次分析了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关系;接着指出了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紊分配并不矛质，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这是商品的二因素。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由于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劳动量的多少，而劳动量只能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同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的长短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劳动熟练程度密不可分，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其中心思想是活劳动决定、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二、劳动价值论与我国现行分配制度中的按劳分配为主体

马克思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得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科学结论的。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工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此工人应成为价值的享用者，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无产阶级应推翻其统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价值的创造者成为价值的享用者，剩余产品最终满足它的创造者的需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生产决定分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同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围内，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亦称按劳取酬)是指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劳动收入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摘要：本论文主要阐述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最独特的一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力，其可以使行政主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处理行政法律关系。可见，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实现行政法治，又必须对行政自由载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各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而且也是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必要性；滥用；控制

Summary：Heretotranslatewordsintothispapermainlyonadministrativediscretionisanimportantpartoftheexecutivepowerandauthorityamongthebestandmostunique,itistheprincipalimprovetheefficiencyofthenecessarypower,itcanmaketheprincipaladjustingandflexibleprocess.administrativelaw。Themodernadministrativelawandadministrativediscretionisessentialtoachieve.however,therule,therighttofreedomofcontrol.therefore,theadministrativediscretionisnotonlynationalexecutiveoftheimportanttheoreticalquestion,andadministrativebodyinthemanagementofsocialandpublicaffairsmustsolvepracticalproblems.toexplorehowtoaproperandrationaluseofadministrativediscretionpossessimportantactualsignificance。

第一节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义

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义

各国学者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现被大多学者接受的观点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或实施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虽有明确规定，但留有一定自由行使职权的幅度，由行政主体依照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结合具体情形自行判断并做出处理的权力，是行政主体的一种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论文关键词：宪法正当性证明途径合目的性可接受性

论文摘要：宪法正当性的证明途径有两条：主观方面的合目的性论证和客观方面的可接受性论证。前者是观念与价值方面的证明，后者是实践行动方面的证明。宪法在心理、价值和道德上符合基本观念和信仰体系，即宪法正当性的目的性证明；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受到人们的自愿尊崇和执行，即宪法正当性的可接受性证明。

正当性是宪法正义的首要意蕴和道德要素，是宪法正义的目的属性。正当性是宪法正义的伦理依据和哲学基础。说它是伦理依据，是因为宪法正义，包括全部宪法价值的理论根源和信仰基础都包含在人们关于正当性的伦理道德中；言之是哲学基础，乃在于宪法正当性的逻辑证明和正当化过程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哲学理性，尤其是价值哲学的理念和方法。因此，正确理解宪法的正当性是开启宪法正义的钥匙，也是全面把握整个宪法价值的第一步。研究宪法的正当性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和把握宪法正义的科学内涵，还有助于全面把握宪法价值的逻辑原点，引导我们对宪法制度的存在根基进行理性的反思和价值的评价，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然而，长期以来，宪法正当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有效重视，即使有人用到了宪法的正当性概念，也是很少有人论及它自身的“正当性”与可靠性，尤其是关于正当性的证明问题，更是论者寥寥。有鉴于此，本论题的选择是有价值的——宪法正当性应当得到有效的证明。而且这个证明不仅要有严密的逻辑性，还要有适当的方式和进路。但是，由于正当性是个价值概念，含有相当的伦理道德的味道。因此，必须首先在价值层面上得到论证，这是最难的，也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还得有实证层面的材料支撑和事实证明，这样，宪法的正当性证明才是逻辑的、完善的、令人信服的。

一、宪法正当性的论证进路

证明就是论证说明，提供理论依据，用可靠的事实和材料来表明或断定某个事物或判断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宪法正当性的证明其实就是提供宪法是对的，符合公正或正义的依据和基础。宪法只有具备了自己是正当性的基础和理论依据的时候，其正义性才会显现，而只有当宪法充分论证了自己的存在是有基础的、必要的、符合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目标的，其正当性才会显现。所谓证明途径，其实就是论证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或进路。宪法正当性的证明途径就是以何种方式方法或者以什么渠道和进路来论证宪法的存在是必要的、有道德基础的，以及符合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要求的。

关于正当性的论证进路，广西师大的黄竹胜教授有过专门的研究，他在《公法正当性的论证进路考察》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关于正当性论证的要求和进路。就正当性论证的要求而言，黄先生认为：公法正当性的求证就是以正义的标准来对公法内容进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衡量，它所寻找的是公法正当性可以表现出来的内容向度。同时，也是一个以一定的基点来论证其逻辑条件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正当性论证程序应当是既陈述出正当性的内容，也必须保证这种陈述是符合逻辑的陈述，不能仅仅作出简单的正当性原则的宣示。而符合逻辑的陈述需要选择一个合理的论证的基点，应用可靠的方法来进行。根据不同的论证基点和方法，黄先生对已经存在的六种论证公法(当然包括宪法)正当性的典型进路进行了条件分析，并揭示其各自的理论特色、论证风格和逻辑理路，从中探究共同的规律和寻求一种可行的理论分析路径。他说，对公法正当性的探究是逻辑推导的探询过程，需要确定基本的逻辑和分析问题的基点。在此基础上，衡量正当性原则的获得需要根据，否则整个正当性分析过程和结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最后，由于公法正当性论证本质上是在伦理学范围内的求证，因此，还是需要诉诸伦理学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论证方法论和论证的有效范围问题。伦理学基本问题，只能通过心理学的途径才能得到回答。因为，制度上的正当性是人们对制度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并在行动中遵循的理念，人们是否认同和接受就只能诉诸心理上的评价标准，客观的价值事实——制度，符合他们他们所坚持的标准就会获得他们心理上的肯定性评价，否则就会遭到否弃。

摘要：在传统诉权理论影响下依据私法一元论、诉讼法一元论以及平行二元论建立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自身都有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传统诉权理论以“因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命题为出发点,力图根据诉权的来源及性质说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代诉权理论产生后,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推动了诉权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传统诉权现代诉权公法诉权

民事诉权理论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被视为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多年来,人们给诉权下过多种多样的定义,从而形成诸多诉权学说,比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宪法诉权说;多元诉权说(三元诉权说和二元诉权说)等。

一、国内民事诉权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前苏联的诉权理论而展开探索的。实际上,前苏联的二元诉权学说统治了新中国整整50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国学者对诉权学说也进行着独立的研究,最后在前苏联二元诉权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稍有差异的二元诉权说。顾培东教授于1983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创刊号)中发表的《诉权辨析》一文,首次明确对诉权二分说提出了异议,对中国诉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张“诉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不包含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但同实体权利又有必然联系”;同样针对二元诉权说的一些缺陷,江伟教授在与单国军合著的论文《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与陈刚、邵明合著的《民事诉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新二元诉权说,主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权益的权利;左卫明教授等著《诉讼权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诉讼权,并对诉权与诉讼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李龙教授的论文《民事诉权论纲》则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总体来说我国对诉权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也形成了一些独自的见解,从传统诉权理论到现代诉权理论,诉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种种波折,每一次都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传统诉权理论研究